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通过这种“术语的革命”所形成的任何概念，都“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就经历了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和“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成熟于《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具有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研究多侧重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事实上，早在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秘密和诞生地”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使用和论及了抽象劳动这一术语。探究“巴黎手稿”中抽象劳动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原初意涵，对全面理解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在“巴黎手稿”第一笔记第Ⅰ部分的结尾，马克思反问式地指认抽象劳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马克思这句设问所蕴含的关于抽象劳动的主体立场、历史意义和批判性指向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中的劳动概念，在异化劳动理论的总体逻辑中隐性地揭示了抽象劳动的逻辑意涵，呈现了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原初语义，开启了抽象劳动在思想史上的“术语的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旅。一、“异化—自由”逻辑中抽象劳动的分离意涵
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的。具体一词的拉丁语词源“concrescere”指的是“有机生长在一起并且保持完整的东西”或“完整的统一体”，“如果我们把某个东西看成是完整的，我们也就是具体地去看待它”，因此，具体与整体、统一关联在一起。相对而言，抽象的拉丁语词源“abstrahere”表示从整体中拉开、分离、疏远，这种拉开、分离和疏远，既可以是一种思维活动，也可以是一种现实运动。从具体与抽象的上述意义来看，具体劳动指劳动本身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因素结合为一个整体，这种结合使劳动本身成为具有特殊规定的劳动。抽象劳动意味着劳动本身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资本，劳动本身则成为抽象性、雇佣性的活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所谓异化劳动，就其宽泛意义而言，就是指这种具有内在分离性的资本主义劳动。“巴黎手稿”提及的抽象劳动，首先就是指这种具有内在分离性的劳动。
“巴黎手稿”中的抽象劳动这一术语来自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就提出抽象劳动问题。黑格尔聚焦精神的发展和完善，在建构其精神哲学体系过程中最初的、起关键作用的理论中介之一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黑格尔最初从精神维度把劳动规定为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劳动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加工和塑造，是一种“理性活动”。在现代社会，随着劳动分工、劳动工具等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不再是为了直接满足个人的需要，个体劳动越来越追求满足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的需要。因此，“对于劳动本身同样在这时有一种要求：它想得到承认，想拥有普遍性的形式；这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是一切劳动的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某种自为存在着的东西”。劳动的这种“自为存在”使劳动越来越与个人相分离，私人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性质的劳动。“在个人需要的范围与他为此从事的活动之间出现了全民族的劳动，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从其内容来看，无论对于大家的需要，还是对于满足他的一切需要的符合程度，都是一种普遍的劳动，这就是说，具有一种价值。”因而，“他的劳动变为一种形式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劳动”。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抽象的普遍的劳动“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是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积极的、必然的中介环节。同时，这种抽象的普遍的劳动建构了“劳动—需要体系”，在人伦意义上推动了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承认。但青年黑格尔汲取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及其局限性的思想，揭示了劳动抽象化的消极意义，如劳动整体性的分割、劳动多样性的消解、生命有机性的肢解等。虽然马克思没有看到黑格尔耶拿时期关于抽象劳动的文本，但马克思巴黎时期所接触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抽象劳动的思想，显然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抽象劳动思想有传承性和一致性。
就抽象作为分离的意义来看，抽象与异化的含义具有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作为分离意义的异化的一般症候表现为“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分离是“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资本——它的最初形式分为地产和动产——的分离”。这一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它既是异化劳动的表现，也是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根本立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概念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经济的事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存在的“四重分离”及其导致的劳动的抽象化。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同工人自身相分离，甚至相对立。二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分离。异化劳动使作为人的生命自主活动的劳动过程，变异为折磨人、摧残人、压迫人的外在强制活动。三是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分离。人需要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外化，通过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来实现自己的本质。但异化劳动把人本身变成商品，变成赚钱的工具。异化劳动“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同时，异化劳动“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四是人与人的分离。异化劳动使积累的劳动变为资本，进而变异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使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
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把所谓“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视为自然的、永恒的存在，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本质。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学家“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而把“人类的最大部分”抽象化为劳动的商品。在马克思关于“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的论断中，“人类的最大部分”显然是指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只有立足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立场，才能真正看到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本质，并透视这种异化劳动在分离意义上的抽象本质。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因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正是这种分离，使得工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化的抽象劳动。“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抽象的’，不再是在精神的一种积极的普遍性的黑格尔式意义上，而是在抽象掉在劳动中要作为整体证实自身的具体的人的整体性的消极意义上。这种抽象的极端就是，劳动者不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命，而是被迫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劳动，就在劳动中出卖自己。”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与抽象劳动对峙的理想的自由劳动图景。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体化意义上把人理解为“类存在物”，进而又从实践角度把“类”理解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普遍性，“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类本质”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实践论意义的“类本质”思想。“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这种产生生命的生产活动就是自由劳动，它是种的尺度、人的固有尺度与美的规律的统一，具有丰富的特质，如个人的自我表现和生活的享受、个人的交往和对共同体的参与、爱的能力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在这种自由劳动中，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子”，劳动过程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和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作为一种类存在的人在自由劳动中形成的社会联系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二、“谋生—人本”逻辑中抽象劳动的颠倒意涵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只把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视为劳动，把劳动的目的仅仅归于增加财富。马克思断言：“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宽泛地说，在把商品交换价值作为目的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劳动完全成为手段性和谋生性的活动。这种谋生性，在资本家方面表现为谋生息，而在工人方面则表现为谋生存。这种谋生劳动是一种颠倒意义上的抽象劳动。
这种颠倒意涵的抽象劳动首先表现为劳动中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等的颠倒。马克思最早在《穆勒评注》中就明确提出谋生劳动概念。马克思从基于自己劳动的私人所有的一般商品生产角度，分析了劳动的谋生性及其成因问题。从一般商品生产者角度来说，宽泛意义的谋生劳动表现为一种谋利劳动，即以谋取交换价值和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的劳动。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产品剩余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对于一般商品生产者来说，“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在谋利劳动中，产品是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只是使用价值，而是作为商品在同另一商品的交换中表现自己。作为私有财产的产品，这种商品是以各种不同的自然形态彼此对立着，但它们是作为“另一种性质的产品的等同物”而相互发生关系，并且只是作为这种“等同物”相互交换。因此，交换价值也就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作为交换价值的现实存在形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把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基于自己劳动的私人所有的一般商品生产劳动中产生了基于剥削他人劳动的私人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从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角度来说，作为雇佣劳动的谋生劳动，就是指工人的谋生劳动，这里的“生”即生存和生活资料。谋生劳动就是以谋取生活资料为唯一目的的劳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对工人来说不过是满足其肉体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这里就出现了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即作为生命活动目的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谋生的手段，这是异化劳动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来看，马克思所谓的谋生劳动，不是仅仅在描述性意义上指认一般商品生产者（资本家）的谋利劳动，而主要是一个在规范性意义上指向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批判性概念，这也是马克思“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这一论断的根本意旨。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虽然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但由于“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从而把工人的劳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这种“纯粹抽象”意味着简单、不发达、片面、不完整等，意味着工人劳动的强制性、机械性和片面性，工人在这种劳动中被非人化地贬低为纯粹的劳动机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这种意义的抽象劳动成为“简单劳动”“片面劳动”“机器劳动”的同义词。马克思援引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中关于“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的区分，揭露了当时英国工厂中机器的运用与工人劳动的奴隶状态。马克思还援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的论述，批评在资本主义劳动中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
“巴黎手稿”中的抽象劳动表达了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对人的感性生命的侵蚀和压制，具有非人性和反人性的特质。这种非人性或反人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需要的异化，即人的需要与动物需要、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少数人需要与最大多数人需要的颠倒。“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马克思从一般商品生产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双重角度强调，谋生劳动所诱发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得“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总是要服从资本增值的需要，他的享受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其结果是“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资本家追逐资本增殖的这种抽象需要的满足，以对工人需要的抽象化为条件。资本家竭力“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对于资本家来说，“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
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是“工人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这一残酷事实。从基于工人立场的批判性角度来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抽象劳动的理解更具“自然主义”色彩。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的需要作为计算的尺度和普遍的尺度被归结为最起码的、最可怜的物质生活和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工人的劳动被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同时，工人为了谋生必然追求工资的提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固有矛盾，工人追求工资的提高，只会导致工人的生存境遇更加“抽象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工资的提高会“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另一方面，追求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资本家那样的致富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这种“恶”的循环导致工人的“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工人只能按照市场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力气甚至人性，工人最终成为“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马克思“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按照国民经济学关于工资、利润、地租的分类进行了三栏划分，但到最后只剩下了一栏，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资本的成本和奴仆，从不动产到动产的发展进程中地租也转化为资本。作为发达的私有财产的资本，是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根源。如此一来，马克思就把国民经济学关于劳动、资本和地租三因素及其所谓“三位一体”，归结为资本和劳动两个因素及其根本对立关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第一笔记中引用了欧·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舒尔茨的《生产运动》，这两本书主要论证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正是基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一经济事实，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虽然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承认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劳动，但是它实际上是在承认人的假象的前提下实现了对人的彻底否定。因为，国民经济学仅仅研究财富的增长，劳动只是被当做创造财富的源泉，从而把“人类的最大部分”的感性生命活动归结为一般的抽象劳动，把具有丰富的、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类的最大部分”看做仅仅从事劳动的、作为商品的人。国民经济学没有看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马克思则在人本学意义上把“富有的人”的自我实现视为自由自觉活动即自由劳动的根本目的。所谓“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马克思援引舒尔茨《生产运动》中关于精神自由与精神发展的论述，从劳动时间角度强调在创造和满足物质利益的必要时间的基础上，人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三、“理念—感性”逻辑中抽象劳动的非对象性意涵
在黑格尔那里，抽象是一种内在的、在思想中展开的过程。抽象是一种从可感现实中获得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同一性、一般性。抽象超越具体并成为具体的根据和归宿。黑格尔思辨哲学甚至宣称，通达最高真理的途径在于摆脱感性世界的抽象反思，人的最高本质和至上生活是精神的生活和纯粹理智的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揭示抽象的具体根据和唯物主义基础。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推进这一理论变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费尔巴哈认为，任何抽象，无论是神学的或者是哲学的抽象，都是敌视生命的，都是对生命及其整体性的肢解。青年马克思据此批评思辨哲学的抽象立场，认为这种抽象立场不仅不能通达真理，反而是与世界相分离、相疏远的，是从世界的一种抽身后退。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要反对的，“与其说是唯心主义，不如说是抽象”。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基于《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论著中阐述了他的劳动思想尤其是关于抽象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并未看到黑格尔耶拿时期及以前的论著，这自然影响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确认劳动的本体论意义，在《法哲学原理》中确认劳动之于市民社会的建构意义，阐述了劳动及其在“精神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因而，马克思基于这些论著对黑格尔劳动思想的总体判断可以说是准确的。等论著来评述黑格尔的劳动思想。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论著中，黑格尔论述了“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的逻辑，揭示了抽象劳动与分工、生产增长、人际关系等之间的关联性。“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马克思也许是在黑格尔上述意义上肯定抽象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特定意义。
但是，黑格尔更为关心的是，“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黑格尔的劳动哲学的意图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教养”因素注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中，赋予这种劳动概念以一种人的精神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解放的意义。马克思由此敏锐地看到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中劳动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抽象劳动的本质及其理论意义和限度，“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黑格尔把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产物，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生成的中介环节。但是，在精神哲学体系的总体性逻辑中，黑格尔以作为主体与客体自我同一的绝对理念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从而使人成为“抽象的人”，把自然界规定为自我意识外化所设定的物性从而使自然界成为“抽象的自然界”。由于消解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黑格尔最终把作为人与自然界之中介活动的劳动变成了一个非对象性的“抽象逻辑的范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劳动归根结底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亦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生产。马克思称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把非对象性视为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基本特质，这种非对象性也成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讨论的抽象劳动的一个重要意涵。针对黑格尔抽象劳动的非对象性，马克思汲取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的经济唯物主义内涵，借助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感性对象性原则，初步提出了一个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核心的人本学意义的劳动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不是近代认识论意义的“感性认识”，而是存在论意义的“感性实在”。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说法是隐喻性和提示性的，感性直接提示着实在性。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意味着痛苦（即生命的欲望、激情与受动性）、时空内的存在（即时空本身的感性存在）、生命的不可分割性（即生命的不可分解与不可消灭）、在爱之中（即爱是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等等。这种意义上的感性必然内蕴特定的主体—对象关系，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于是，感性与对象性合二为一，即感性对象性，它标志着实在性、现实性和真理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汲取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强调感性对象性即现实性，感性对象性活动即人的现实的实现。就理想的人的本真存在而言，马克思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的这种本真存在只有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才能实现。因为，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能动与受动、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思维和人的“全部感觉”即马克思所说的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如意志、爱）等，只有在这种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实践中才能真正形成和不断发展。就现实的历史层面而言，马克思将黑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抽象的精神劳动内嵌于作为“完成了的劳动”的现代工业，强调一切精神劳动及其产物如自然科学等，“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从本质上来看，“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所以，在马克思创建其科学理论体系的后续进程中，对基于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本质的深度研究与对抽象劳动概念的科学建构，二者是相互推进、彼此贯通的。四、结语
“巴黎手稿”关于抽象劳动意涵的理解，总体上遵循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原则，是在否定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巴黎手稿”中的抽象劳动更可谓一个伦理道德意义的隐喻性“术语”，至多是一种观念，尚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规定和外延指向的理论性概念。但由于“巴黎手稿”呈现了一幅关于抽象劳动的经济学—哲学研究的草图，开启了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为马克思建构科学的抽象劳动概念孕育了重要的思想胚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才赋予抽象劳动一种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的规定：一方面抽象劳动被视为一种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功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抽象劳动被视为一种通过思维活动的“抽象力”，在对现实劳动的辨证分析中呈现的一种概念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采取了最一般、最简单和最抽象的形式，抽象劳动表现为人类劳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所获得的特定形式的客观特征，承担了最一般的社会抽象功能，从而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概念。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这一创建进程，仍然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寇东亮，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1&ZD019)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6-08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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