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键铭：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品论天涯网

董键铭：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2022年，第24页）这一重要内容。事实上，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与马克思的理论目标相关，也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相关。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一系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而创造了资本文明的现代西方社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走上了一条使人抽象化、片面化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导致这一差距的深层原因隐含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内在逻辑之中。尽管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形态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具体表现形态的变化并没有颠覆资本逻辑这一内在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依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局限性，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在奠定一系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重要前提的同时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进而揭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实践则清晰呈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而展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的现实性。因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所呈现的人的全面发展之理论内涵，并在这一基础上探究为什么资本主义只能实现人的片面发展，而社会主义则蕴含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如何体现于中国的历史实践中，不仅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独特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为我们探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思想支撑。

一、物质基础和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人的思考始终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的启蒙哲学关注人的发展，其在超越古代哲学中理念、共同体、上帝等原则对个人的压制的基础上，通过对主体自身的反思确立了主体在哲学中的独立性地位，并试图引导人们“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从而“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参见康德，第1页）这赋予了“人的发展”概念以诸多思想内涵。需要注意的是，近代启蒙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发展更多的是指人在运用理性能力基础上的、在理性领域内的发展。“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都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the power of human reason）。他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理解自身及其环境的真正本质（true nature）。”（夏皮罗，第8-9页）事实上，近代启蒙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发展还只是人的理性的发展，而不是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唯心主义“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从而从能动论和活动论的角度拓宽了对人的发展的理解，但毕竟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而其理解的人只是进行理性思辨的抽象的人，而非从事现实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3页）因此，这种人的发展还不足以构成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基础上赋予了“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以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念是与其唯物史观同步形成的。马克思的理论切入点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即人在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之前，首先需要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由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的发展来推动的，在物质交往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才有思想、观念、意识等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理性的发展，而且包括由物质基础所支撑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发展，这一方面甚至具有更为基础性的地位。

从物质基础的角度理解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并非始终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因素。资本主义在形成与发展的最初阶段，实际上首先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瓦解了旧的生产关系，将劳动者们从土地和封建领主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事实上，这展现了资本所具有的文明面特征，人的全面发展之物质基础的形成首先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生成。

尽管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巨大的贫富分化等问题也内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因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导向人们共享发展成果。正如马克思所发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得以垄断生产资料，工人因丧失了全部生产资料而成为无产阶级，他们只能使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来从事生产，并通过雇佣劳动关系出卖自己的劳动以赚取工资来维持生活。通过将研究的视野推进到生产领域，马克思发现，由于资本家所支付的仅仅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非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劳动本身所创造的价值，因而雇佣劳动关系并非国民经济学家想象的那种平等交换关系，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有一部分“剩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构成了剥削的基本逻辑。按照这一基本逻辑进行推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得越多，其被资本家剥削得就越多，其与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分化程度也就越大。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吊诡的一幕，即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为工人阶级创造了惊人的贫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因此，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可能已经足以支持人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由于剥削与贫富分化内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所以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同时又从人们手中剥夺了其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更进一步来说，剥削与贫富分化不仅会造成工人无法获得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会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由于资本增殖有赖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剥削是以资本家占有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方式实现的，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进行，活劳动逐渐转变为劳动产品，可变资本逐渐转变为不变资本。在只有可变资本能够为资本提供价值增殖的情况下，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从而形成资本主义本身难以逾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成为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并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就进一步断绝了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足以支持其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剥夺了每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其自身也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而要想进一步追寻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就需要超越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这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范畴。

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的情况下，“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3页）。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生活中的浪费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将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过渡性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可避免地需要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依然需要使用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的平等权利原则，但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同上，第434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天赋的不同和生活状况的不同等因素，人与人之间依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得到了极大减轻，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得到了合理超越，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能共享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从而获得足以支撑其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实际上，这也为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奠定了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现实性。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与此同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习近平，2018年，第31页）。所以，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绝不是一种建立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简单平均，而是一种建立在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的重要主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对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社会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2022年，第28页）从这一角度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推动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从物质基础的角度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性。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中国所要实现的富裕是一种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富裕，而非资本主义式的两极分化与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以一种“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状态，即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国家的状态，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将其把握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事实上，“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意味着，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要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韩庆祥，第5页）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如何通过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等手段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尽管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同样将公平正义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并促成了关注分配正义问题的平等主义理论的兴起，但由于平等主义理论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制度框架基础而形成的，因而其实际上只能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内部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而无法超越性地处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根本性不平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坚持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展开更为丰富的实践尝试，例如依靠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10页），从而达到恰当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效果。实际上，这就展现了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让每个人能够共享发展成果而获得支持其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现实性。

二、人与资本的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建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现实的人的感性存在，从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理解，同时也实现了对仅仅强调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超越。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反省所展现的那样，尽管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1页），但他以辩证法为基础，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不断自我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205页），从而形成了对人本身及其发展的历史性理解。与之相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则因只重视感性直观而不理解感性活动，而形成了对人、人的本质及人类历史的抽象性理解。因此，在马克思这里，建基于唯物史观的人的全面发展观念，不仅包括作为支撑性条件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发展，而且包括在人的感性活动的意义上实现全面发展，即实现劳动的全面发展——包括劳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充分丰富、完整和可变动，以及通过劳动实现人的能力、需要、个性的全面发展。

从实现劳动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会发现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不仅意味着工人生活的贫困化，也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处于一种异化状态。马克思指出，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生命性、本质性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归资本家而非工人所有，工人与其劳动产品处于异化状态中，因而工人越是从事劳动，就越是确证其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确证其生命性力量与自身相背离，从而进一步确证人和人的类本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形成对人的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同上，第15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反而会在劳动中感到压抑、被强迫，使自己成为片面化、抽象化的存在。

更进一步来说，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相互颠倒，“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9页）的社会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固然超越了人的依赖关系这一最初的社会形式，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同上，第52页）的第二大社会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人的独立性地位，也推进了实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但从根本性的角度来说，这种人的独立性依然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能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呈现出来，“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同上，第121页）。这样，资本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的运动主体，而个人则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庸。

其一，在从事具体劳动活动的过程中，资本增殖的逻辑塑造了工人的劳动行为，使工人成为符合资本增殖要求的、片面化的个人。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家以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用以进行生产。由于劳动力体现为与工人的身体不可分割的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不同于一般性的商品交换行为——仅仅体现为对商品和货币的所有权的交换，劳动力的买卖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劳动支配权的形成。通过购买劳动力，资本家实际上获得了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并可以在生产领域中运用这种支配权。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是在机器化大生产阶段，抑或是在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主流生产组织形式的当今社会里，资本家始终不遗余力地通过细化劳动分工、强化劳动纪律等一系列方式施行其劳动支配权，支配工人的劳动行为，使工人变成对资本增殖而言更为顺从也更为有用的劳动力提供者。在资本家所拥有的劳动支配权的塑造之下，工人逐渐成为合乎资本增殖要求的、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节律的、片面化发展的个人。

其二，即便在具体的劳动活动之外，资本也在不断地将工人塑造为符合资本增殖要求的、片面化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参加雇佣劳动以赚取工资是工人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而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不能同时将所有人全部纳入进来时，社会上就必然会出现一部分需要工作但暂时没有工作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尽管和现役劳动军一样同属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但其最为迫切的需求并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替代现役劳动军、获得工作岗位以谋生。为了实现这一最为迫切的需求，产业后备军会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己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能力，现役劳动军则会在产业后备军的竞争之下被迫提升自己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能力，从而将自己生产为合乎资本增殖要求的、片面化的个人。这就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的对立。通过维持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间的合适比例这种生命政治性的方式，资本驱动工人们进行抽象化和片面化的自我生产。

其三，不仅工人被资本逻辑塑造成了片面化的个人，而且资本家也发生了片面化。资本家看似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受益者，但事实上，他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在致富欲望推动下的、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资本逻辑的运行不仅需要作为片面的劳动力提供者的工人，而且需要在致富欲望这一“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推动下无尽追求货币价值的片面的资本家。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成了抽象的、片面化的个人。

最终，资本家与工人在资本逻辑的塑造之下都成为片面化的个人，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中，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单向度的人。随着西方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能如设想的那样实现人的自由，反而成了人的发展的桎梏。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宗教动力而执着于对物质、金钱的追求，随之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牢笼。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也发现，原本意味着摆脱自身的蒙昧状态而获得理性自主的启蒙，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了一种抽象同一性的神话，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使人再度丧失了自主性。马尔库塞也进一步指明，发达的工业文明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道，共同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塑造为失去了批判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系列理论洞见都共同指明，以资本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塑造为了抽象化、片面化、非批判化的单向度的人，从而逐步断绝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并不是想导向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单纯否定，而是试图探明一种资本主义内在性地超越自身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尽管私有财产造成了工人与其劳动产品及劳动处在异化的状态之中，但私有财产毕竟构成了人的本质性力量的感性表现，因而对资本主义的真正超越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取消，而是对劳动的异化状态的超越，使人能够重新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本质性力量。“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同上，第186页）这样，以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就有可能打破劳动的异化状态及劳动施加在人身上的限制，使人们能够通过劳动促成其能力、需要和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社会主义蕴含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同时意味着对人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重新颠倒。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存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在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限制的同时，也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马克思发现，与普通的私人企业不同，股份制公司在由众多个人共同所有的情况下已不再表现为单个私人的所有物，而是体现出了社会化所有的特点。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形成构成了“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9页）在工人能够联合地占有生产资料并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尽管现代工厂这一基本劳动组织形式尚未改变，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尚未得到根本性扬弃，但工人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使得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增殖不会为少数人所剥夺，而是为工人所共同享有。在这一意义上，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被重新颠倒过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控制得到了合理扬弃，资本的运作反而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所展现的是一种在工厂内部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可能性，这一理论可能性架起了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推进的生产社会化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推广到整个社会，也就意味着工人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了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得到了合理扬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中一样，即便依然存在着资本运作，它也会服务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社会主义将重新颠倒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开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在具体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既沿着马克思所奠定的思想道路出发，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落到实处，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事实上，这就展现了一种在重构资本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推动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方式，以国家的力量引导、规范资本，高扬劳动的价值和主体性地位，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资本与公有制的创造性结合，探索了一种以资本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公有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总体性上决定了公有资本及其逻辑运行，其结果不会导向某些人或某一利益集团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而是将实现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占有与价值增殖服务于整个社会。事实上，这种公有资本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中所设想的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展开社会化生产的理论思路。

中国所实现的土地国有化，在某种意义上协助了公有资本逻辑的运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33页）在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土地不再是推动资本逻辑扩展的辅助性要素，而是实现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重新占有的重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创新，它在保证土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充分实现了生产者的自主性，实现了集体与家庭的有机融合。事实上，“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责任制既不同于小农经济的‘私有私营’，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公有公营’，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土地国有化为基础的‘国有共营’，是一种全新的合作化形态”（孙乐强，第64页）。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针对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思想，对笼统意义上的土地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拆分和细化，在稳定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充分保障承包权和经营权职能的发挥。事实上，这共同促进了一种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公有资本逻辑的有效运行。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引导、规范资本，并以之服务于促进人的发展的基本方式。尽管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只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单向决定作用只会陷入将马克思的观点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中去，而事实上，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形成一定的影响和反作用。阿尔都塞提出的“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阿尔都塞，第101页）的观点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这一问题。这种在重视决定作用的同时也重视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超越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矮化，而且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进行的自然过程，国家和政府等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干预经济发展的进程，而这也就导向了以国家直面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现实问题的理论可能性。

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社会现实时，国家和政府如果能够恰当地处理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妥善引导资本的发展，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资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的体现。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和政府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着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国家引导、规范资本，并以之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功能。当资本的野蛮面显现出来时，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可以发挥制衡、规范、引导资本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事实上，这就形成了一种在西方社会中并不存在的制度优势。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18页），我们将可以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从而合理平衡“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与“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之间的关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提供了一种引导、规范资本，使之服务于促进人的发展的基本方式。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扬劳动的价值和主体性地位，推动由劳动的全面发展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进历程中始终坚持劳动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弘扬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基本价值观，为人民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性力量、在劳动中收获幸福与成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习近平，2020年b，第2页）与此同时，当代中国不仅延续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劳动光荣”“勤劳敬业”的基本价值观，也延续了近代以来民族实业家们“实业救国”“报效国家”的情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习近平，2020年a，第5页），共同构筑了当今以“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

以上各方面共同在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克服劳动的异化状态，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实现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三、交往形式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人在作为现实的人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形式。因而，马克思所追寻的人的自由解放从不是某个单独个人的自我拯救与解脱，而是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形式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在理解“人的全面发展”概念时，我们就不能仅仅从个人的需要、能力、个性等方面来理解人的全面性，还要意识到，“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2页）。也就是说，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同样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

从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发挥了推动交往形式变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成为现实。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封建社会中狭隘的生产组织方式、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以及地区和民族间相互孤立的状态，推动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因此，相较于传统社会中的普遍隔绝状态，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普遍交往形式，进而创造了人类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联合的可能性。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一种普遍交往的基本形式，但事实上，这种普遍交往并不能导向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立的普遍交往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其推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资本逻辑逐渐获得普遍性的过程，而非人本身获得普遍发展的过程。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为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而构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成了“虚幻的共同体”。尽管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家们试图超越古代政治哲学对个体的压抑，赋予个人以独立性的地位，但其将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奠定在财产之上，并认为“人们参加社会的理由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洛克，第139页）的政治哲学观点，所确立的实际上是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权利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洛克不仅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利观念的经典表达者”，同时其观点也成了“以后整个英国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72页）以这一资产阶级权利观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保障的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但这种特殊利益却取得了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形式。人们发现，“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成了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其发展为资本逻辑的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却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确立的交往形式创造了一种“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最先发生于西方国家，而其他欠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则是在资本逻辑谋求开拓世界市场以扩展自身的过程中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生产力摧毁了落后民族原有的经济形态，“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从而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剥削体系，创造了“‘中心’统治、剥削与压迫‘边缘’”（杨洪源，第23页）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而且西方国家也缔造了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形态，并将这种文明形态视为文明社会的唯一代表。以此为基础，西方国家将世界区分为了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这两个部分，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话语，并迫使所谓落后和野蛮的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反而成了用以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破坏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所能实现的绝非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是不断确证“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与交往形式。

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反省为基础，马克思以“真正的共同体”理论超越了资产阶级所塑造的“虚幻的共同体”与不平等、不协调的世界秩序，开辟了实现人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形式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马克思充分意识到，扬弃“虚幻的共同体”不等于直接放弃共同体。“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0-571页）正如“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一样，交往形式的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逻辑。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普遍交往虽然构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但其所推动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为全人类的普遍联合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实际上也为一种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实现奠定了先决条件。随着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被扬弃，“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同上，第571页），劳动分工的自然界限将被打破，阶级之间的严格对立将被彻底超越，人类将超越在市民社会中的抽象化、原子化个人的状态，并在普遍联合的基础上成为“社会化的人类”。这样，各个人之间、阶级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冲突、矛盾和不平等关系将得到合理扬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得到充分地丰富与发展，联合起来的个人将实现对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从而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秉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交往形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新理念，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展现了以真实的共同体超越“虚幻的共同体”，进而推进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幻性，构建真正体现人民需求和保障人民利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页）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资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新中国的发展则既没有将资本等抽象概念视为全社会的普遍性原则，也没有将某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视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共同发展。这样，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展现了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幻的共同体”，并实现人在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上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新世界文明观和多元价值方案。资本逻辑主导建立了“落后从属于先进”“边缘从属于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秩序，创造了实际上属于西方某个特殊国家、特殊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以之为基本观念垄断对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解释权。而在全球化体系已经形成，全世界各国家、民族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今时代，全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倡导包含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等基本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探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超越资本逻辑对交往模式的扭曲和控制，从而超越以“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观和不平等、不协调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理论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辅相成，共同展现了人在交往形式上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长期以来，资本逻辑主导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表明“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模式这一条路，各个国家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孙正聿，第8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中国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境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发，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辟了一种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这一理论和实践创举不仅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同时也真实地示范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尤其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中开展现代化从而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境遇的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2022年，第16页）。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实现全人类在平等共存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和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四、结语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全面发展观念具有三个层面，既包括物质基础层面上的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支撑，也包括人在感性活动层面上的需要、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还包括在交往形式层面上的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从人的全面发展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表现出了矛盾性的特征：既推动了物质基础的极大发展，又从人们手中剥夺了其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既推动了劳动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化生产的形成，又创造了人与资本的关系相颠倒的社会形态，使人的发展屈从于资本的发展；既推动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与全人类普遍交往的形成，又创造了“虚幻的共同体”与不平等、不协调的世界秩序。因而，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将有可能解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超越资本与人之间的颠倒关系，从而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所形成的“虚幻的共同体”与不平等、不协调的世界秩序，开辟进一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之实现的可能性。新中国的历史实践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等理论内容，又在具体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包含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以实践的方式展现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简言之，资本主义只能实现人的片面化、抽象化发展，并将人塑造为符合资本逻辑要求的单向度的人，社会主义则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真实的基础，并且其可能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得到了实现。

（作者简介：董键铭，1992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02期

发布时间：2023-04-06 1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