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那一年的东北，我的记忆里格外之寒冷，大雪封山之后，东北的农村人都猫在自己家很少再出门，那时，因父亲是连队学校的老师(那时连队设有小学和初中)，所以家里总有许多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的知识青年们聚会，聊天、打扑克、喝酒，还有看二人转，所以我当年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其他科目老师，都出自他们这里，我也都提前都认识。
有一天，家里的晚饭是在蜡烛光下吃的，因为全连都停电了，其实在北方冬天可吃的东西往往更多，尤其是过年前1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我记得是玉米面粥、大白馒头、炒土豆片、尖椒炒猪肺，还有我特喜欢吃的酱缸咸菜，也许还有别的。
之所以，我对那么遥远的一顿饭记忆深刻，缘于两事，一事，可能是那天的饭菜太他娘好吃了，把我撑得几乎一动都不能动，但还是想吃，即使现在吧嗒吧嗒嘴，还能想起那盘炒土豆片的滋味;除此外，还有一事，就是晚饭还没吃完，爸爸、妈妈，还有一两个知识青年就到外屋去忙活，进进出出的，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词，什么黑纱白花，等我撑得要死的肚子稍稍宽松，我就跑到外屋，看到大人们有的在熬浆糊，有人在染黑布，这时，他们手里的活儿也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在大人们就着桌上蜡烛光的聊天中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全学校召开追悼会要用的黑纱和白花，还要贴大量的标语，需要爸爸连夜用毛笔写出来，那是我爸爸的书法已经威震方圆几十里。
他们告诉我，周总理逝世了。
逝世，就是死了，但对周总理不能用“死”这种不恭敬的字眼，大人们说着说着，居然有几个人在我家那并不明亮的蜡烛前流起了眼泪，我，可能因为他们的传染，也流下了眼泪，此时我还没上小学呢，连周总理就是周恩来都不晓得。
但，第二天，当我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目击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时，还是被连队俱乐部里庄重肃穆的那一大群人给吓呆了，咦，我们连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俱乐部的大门被刚刚染出来的黑布包上了，两边挂着大字的条幅，我所能记得的也就这些;还有，就是那些大人居然有许多人在哇哇地哭，尤其是被分配来的知识青年们哭得凶，是真正的痛哭啊。
那时，我不知道我们的二十九团有多大，也不知道黑龙江省有多大，更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大，但我到现在还能确信，那天发生在我们连队的一切，也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地方。
这是我对所谓仪式最初的，也是最难以忘记的记忆。
及至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和之后开追悼会，我已经上了一年级，跟在班主任孙老师的屁股后面列队参加了连里的追悼会，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知青孙老师当场哭昏过去，第二天在课堂上她红肿着双眼跟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孩子讲，她是在天安门广场真正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当年曾经离毛主席非常之近。
那年代，没电视，更没新闻联播，好像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广播，即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是每天定时播送，尤其我们家所在的山沟沟，信号也很不好。
连队里为周总理和毛主席搞的追悼会的形式，据说是按着学校里几个见过世面的知识青年们的描述设计的，那年头，那么多黑布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凑齐的，于是连里就动员大家染黑布，用一种黑青色的颜料，当然那都是连队职工们自家献出去的。
这些染过的布料，在那一年，曾有两次让全连都变得肃穆了好一阵子。
我相信，那年代，全中国的老百姓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用他们心目中的最高仪式感送别他们爱戴的周总理和毛主席，仪式之上也许他们连哀乐都不懂使用，许多的仪式也是相当混乱而不合礼制的，肯定的。
我为什么想起这段事呢，因为刚刚在新闻里看到乔石的追悼会刚在北京八宝山召开，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人都亲往追悼。
告别厅里，乔石的遗体上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的四周全是鲜花和柏枝，格外庄严静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死后尸体上能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被人追悼，从正统的观念上说，这是无上之荣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此种悼念方式由来于何时何地我查不到，但可以想像这样的仪式并不随着中共的诞生而诞生，毛泽东1930年代在他那篇著名的纪念红军战士张思德的文章【为人民服务】里曾提议，今后革命队伍里的人死了，都要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其时，中共已经度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危机，在陕北扎下脚，并拥有了十几或几十万的正规部队。
在这以前，什么追悼会，什么黑纱白花，什么致悼词三鞠躬之类的仪式可能根本就没有正式过，在中共早期历史中，有多少多少重要领导者因为革命而自己被革了命，他们或被割下人头悬之于城门(如朱德的夫人伍若兰)，或被枪杀于刑场，甚至上午行刑下午还要被补几枪才能彻底死去(如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莫说死后有什么仪式的追思，就是能死个全尸已经是天大的仪式了。
今天，有了电视直播，有了网络，最主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得到了全中国的执政权，因此，我们才看到，每当一个重要领导人去世，当然让他们失去生命的原因大多因为他们实在太老了，生理机能耐不住时间的削弱，然后才染上病症，然后才撒手人寰，这样，我们就会不定期而又有周期地在电视机里看到那组织严密的而富有仪式感的追悼和告别式，其礼仪之仪轨分毫不差，一切如流水线似作业着，而那些参悼者，似乎只要做一个提线木偶就足够。
其实，在这些仪式中，你已很难看到所谓参加追悼死者所必须的那种真诚的悲哀的表情，因为悲哀的方式也已经被规矩化了。
1990年代初的某日，东欧大国罗马尼亚那位曾经叱咤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风云而不可一世的领导者齐奥塞斯库，和他的老夫人，被他的一群反对者，在一处破破烂烂的所在，胡乱宣读了一通所谓判决之后，生拉硬扯到一面墙壁旁，咣咣咣咣几枪就给毙了，有互联网之后，这段视频被不厌其烦地被传播着(现在，这段视频已被中国的反体制者用来作为威慑体制支持者的工具)，而连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死后尸体的惨状都呈现出来，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死的仪式。
相信，齐奥塞斯库同志，在领导罗马尼亚革命胜利之后，也是参加或者主持过许多同志战友的追悼仪式的，而且，那些仪式和仪轨都是被他们这些革命胜利者精心设计过，以彰显死者的功绩和权力，但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死所要经历的仪式竟然如此。
唉。
但我究竟想要在这篇文章里说些什么呢?
据艾辛导演的纪录电影【战友】说，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当年亲眼看到了朱德的夫人伍若兰的头颅被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之后不久，她自己也被湖南军阀抓住，而被杀害，这两个女人在临死之前都不会知道几十年之后他们的老公死的时候，将是全国为之肃穆(朱德委员长逝世也是国丧)，也许还可以说，是这两个女人死亡时那种不可名状的悲惨的仪式，是无数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烈士们死亡时不可名状的悲惨的仪式，才最终换来了1976年周、朱、毛死时的全国举哀，甚至，他们的死在老百姓那里都不舍得称为死，而须称为逝世。
1986年，秋，我还在上中学，那时家里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有一天，新闻里播出了刘伯承元帅逝世的追悼会新闻，我清楚记得追悼会的主持人是邓小平，而且邓小平还致了悼词，之所以我对这事记得清楚，因为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曾经有一支叫刘邓大军的部队，很传奇，很厉害，现在，刘邓刘邓，刘走了，只留下一个邓。
其实，就我现在之理解，刘邓大军之所以一度那么赫赫有名，有一部分原因缘于邓小平成了执掌中国的人，当然这个原因也并不能否义刘邓大军的历史功绩。
我记得，当年为刘伯承致悼词的邓小平眼里是闪烁着泪花的，就我一个东北愣小子的脾气，自己多年的老战友死了，他该失声痛哭才是，但邓还是缓速而流利地读完了悼词，此时的中共，对于悼念死去的领导人已然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仪轨，而我这样一个东北少年从那次邓小平致悼词的表情和表现中，既看出期望中的那种出生入死好兄弟的义气与感动，也看出越是成熟的仪式，越是周密的仪轨，就越是远离人的本性，越是泯灭人的本心，越是让人怀疑人们在那里的表达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还有多少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反正，我之后再没看到过孙老师那种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哭昏过去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有机会如杨开慧一样猛然在城门口看到过昔日战友血色模糊的头颅。
1997年2月，哈尔滨还是大冬天，某日早上，我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找一个哥们儿扯淡，扯着扯着，听到另一位走进办公室的人说，邓死了。
江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邓小平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1997年春天的那几天，我记得全国的电视节目都取消了娱乐，很多电视台在讴歌邓从1979年以来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北京大学几个大学生曾恶作剧一般制作了一面“小平你好”的白色横幅，并参加了1984年的国庆阅兵，这个画面在1997年春天被反复播出，因为邓获得了举国拥戴，所以也必须受到举国哀悼的例证;邓的追悼大会上，江亲自致了悼词，他用着带着鲜明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缓慢地讲述着邓的丰功伟绩，讲着讲着，似乎语带哽噎，话有哭腔，不过这哽噎和哭腔最后又很好的被他控制住，这样，他的悼词就可以起到既能清晰读完，又可以通过中国强大的电视网以感动全国人民的目的吧，我想。
这也就是种仪式。
算了，说说现在吧。
前几个月，又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曾经的高级领导人去世了，万没想到，我在官方播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哥们儿的身影，果然，他是他的后人，原来传言是真的，于是，我通过微信向这哥们儿发去了自己的哀悼之意，这位低调的哥们儿也对的我问候表示了感谢;只是，我觉得，他其实并不一定完全感知到我送去的哀悼有多么的真诚，因为这哀悼不只因为他，更因为那位死者，他确是我和我们这种人于当下还能发自内心敬佩和崇敬的一位老者。
我估计，这哥们儿当时可能早已在各种各样迎来送往的、既成的、严密的仪式里，麻木于在这人世间还真的有那种不关乎于私人感情、人际关系，而纯粹关乎于理想、道义和共同价值的仪式，形而上之上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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