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细述“光阴的故事”

【香港《亚洲周刊》2月24日一期文章】题：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专访罗大佑（作者　徐宗懋）
过去一年，罗大佑接受过许多访问，但没有一次像这次那么直言不讳。罗表达他的音乐创作理想，也首次宣示他的政治信念。作为台湾本省籍音乐家，他清楚地表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同时不掩饰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路线的批判态度。以下是专访摘要：
问：在大陆开演唱会已一年多了，你如何挑选针对大陆乐迷的歌曲？
答：一开始我请制作人帮我排，不过当我由上海、杭州、昆明、南昌一路唱下来后，我开始知道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北京这一场是我自己排的。
问：在表面的热闹下，你用某种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答：我觉得一个创作人应该有权利去运用他潜意识里那种“第三眼”，去观察到一种趋势、一种流行，或一种风尚。创作的原动力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音乐就是一种简单的沟通语言”
问：经过一年多在大陆演唱的经验，比起一开始，你增加了对大陆听众哪方面的理解？
答：我发现，虽然我们说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但是对大陆人民来讲，变化更快了。我1992年去上海，跟几个朋友住希尔顿饭店。当时我就想，怎么希尔顿饭店在这样共产主义的地方会有这样的规模？在1992年的时候，上海的希尔顿饭店绝对不比香港的希尔顿饭店差。1993年我开始到北京录音，那时北京给我的感觉是灰蒙蒙的一片，大家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去年“5·27”做完演唱会时，北京对我来讲，8年之后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空气、另外一种色调，人穿的衣服就是可以赶得上世界的那种标准。
这让我觉得，我们虽然觉得世界变化很快，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面，北京人或上海人感受到世界变化的速度应该比我们快更多。这种加速的感觉让我意识到，一个时代的再起和世界东方西方、文化、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或是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的趋势，正在作一个巨大的改变。
问：有人说大陆在走台湾曾经走过的路，你觉得比起台湾当年，大陆的特点何在？
答：5000年的历史、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的这种观念，我相信它整个格局跟历史是无法分割的。一个国家能在地球上生存500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是因为历史的包袱让它今天要做更大的格局和更大的转换。我相信它在全球地位那种指标性的、对人类的意义是无法被磨灭掉的。
问：你的歌里面有很多民族色彩、乡土意识，你会因此对在大陆的生活体验或所见所闻，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吗？
答：人其实很简单，当你语文可以沟通的时候，当你发现对方也是和你一样，沟通的距离其实就已经很小了。音乐就是一种简单的沟通语言。我们唱一首歌，那种记忆本身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人拉到最近的感觉，那种力量是很大的。
问：你说过你还在找寻新的创作平台，现在找到了吗？
答：现在应该找到了。上一张我的个人专辑其实已经隔蛮久了。我本来前几年住在纽约，后来“9·21”（台湾大地震）之后，我觉得应该回来看看，后来一直待到现在。现在创作平台我找到了，因为我觉得已经累积够了台湾这几年的政治生态跟转换。我在政治方面是从来不含蓄表达的，因为政治影响所有的东西。还有在感情方面，结了婚，也离了婚。现在中年的想法跟中年的思考，觉得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去表达一些事情，能够在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议题之下，去表达一个创作者的意见。好像一个画家开画展，一定是他前一阵子的画风改掉一样，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开画展。
问：你新的创作平台的原点还是在台湾？
答：对。但是任何在大陆发生的事情不会跟台湾没有关系；而现在在台湾发生的事情也会跟大陆有关系。
“你的性格造就你的命运”
问：有评论提到，你的音乐影响了一整代的人，你知道你的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答：有人跟我讲，但我没有相信有这个事实。好像到了要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好像自己的责任蛮大的，自己是不是经得起这些热爱我的观众的要求，蛮戒慎恐惧的。我一直把演唱会当成是一个士兵要去面对战场一样，对我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有一个歌本，是演唱会时要看的歌词，我在上面写了一句话：“这舞台假如你敢站上来的话，就不要怕死。”它对我的意义是这样的。
问：两岸三地中，听得懂、欣赏你的歌的人，哪边多一些？
答：以欣赏我的歌的人来讲，我相信是在大陆的几个主要城市，尤其是北京。如果在历史意义上会比较了解我的，当然就是台湾。假如说是在商业运作，在一个特殊意义时代结束里面的这种心情，我相信香港会更了解。每个地方我想每个观众对我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一直把音乐当成一种共同语言的模式，我会一直尝试下去。
问：当不再青春，一蹦蹦跳跳就累得半死时，还剩下什么？
答：我相信剩下的是，做完这场演唱会，有没有让我感到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中国所谓的气，回到我身上，再转化成继续创作的新的能量跟气。我会继续变老，也会继续创作，这个老的过程我现在必须把它解释成一种长大的过程。很多人在某种年龄的时候已经结婚，我是属于那种断子绝孙的，很早就决定不要结婚。当时在纽约我父亲过世，决定和李烈结婚，但也是很不幸，你生来就没那个命的话，就没办法终身偕老，后来就离婚了。命运是公平的，你的性格造就你的命运，你的命运造就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判断。
问：台湾目前的形势，使很多这一代的人有被时代愚弄的错愕，你有这种感觉吗？
答：本来我没有资格谈，因为我在香港住了九年到十年，我是“9·21”之后才回来的。到目前为止很讽刺的一点，我们也同样走过现在大陆的一些历史。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事情，觉得台湾很像正在走过大陆在十年浩劫的尾期的感觉。这中间它经过一场好像种族平反的运动，政治专制平反的运动，它走过头了，所以我们会有错愕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我并不觉得是可以长期掩饰、被压着的。我相信未来的一两年内，台湾政治又会有极大的转变，从比较极端的地方荡回平衡的一点。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问：现在台湾的政局会要求一个人在台湾跟大陆两边选边，但是对你来说，对这两个地方的感情不是分裂的，应该怎么面对？难道只有等待吗？
答：不会。像我在网站上接受访问的时候，有网友就问我，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我当然觉得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像你是北京人你就不觉得你是中国人吗？这道理是一样的。
我从来不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因为现在在台湾政治被操作到，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的身份、背景、省籍等等，都会被旁边的人提出严重的挑战。我觉得这个事情李登辉要负蛮大的责任。
问：李登辉提出本土化的诉求，你的本土化定义是什么？
答：我本土化的定义正好跟李登辉相反，我觉得本土化便是台湾这些外来政权漳、泉、闽、客移民斗争的过程；真正的本土化就是台湾外来政权400年来权力转移的过程。台湾最需要反省的其实是漳、泉、客这样的一些本省人，外省人已经被批判掉了，现在最需要反省和思考的就是本省人本身。本土化就是外来政权400年来不断斗争的过程。在流行歌曲界，有分量的台语歌创作现在反而空前萎缩，几乎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的本土化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对本土艺术文化反而形成伤害。
问：过去反对国民党压制时，你反对的是一个政权。现在民进党政权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面对以人民代表进行压制的情况，你会有更大压力吗？
答：以前国民党专制时代那种随时会被抓去关的压力，我都经过了。那时候支持的都是一些党外人士，现在看有些好笑的是，当初我们支持的那些人，我们现在要去反对他。这也是历史必然的经验，人抓到权力以后的必然。陈水扁在党外时期也常常讲，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陈水扁坐上这个位子后，他自己变成一个腐败的象征。
问：两岸三地华人歌曲创作走向怎样？有可能截长补短吗？
答：会的。我在西安的演唱会，其实花很多时间思考怎么在中国一个13代的古都、一个历史的大都会唱歌。所以当时我用了很多香港的技术人才跟视觉人才、台湾的音乐人才，加上原来大陆既有的人文特色和市场，去完成两岸三地的一个合作。那场演唱会证明，原来一直有隔阂，假如大家尽弃前嫌，把一些自己有的东西，加进一些其他板块没有的东西，它出来的经验和效果绝对是最大的。这效益大过大陆和香港的合作，或是台湾跟香港的合作。如果你能找到三边最好的人才，它的效益绝对是用相乘的方式往上增加。
“我想黄种人一定得站在一起”
问：像西安那些古迹古物的实景，很容易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对原乡的感情？
答：会。它有很悲惨的一面，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来自已经过世的人，一些兵马俑是代表Chin,在罗马拼音、在世界上的意义。把人在制度里产生的这种意识形态抛开，情况就类似在奥运会上看到一个黄种人、中国人站到第一名上面时，你血液里那种东西会被激发出来。人的可能性在这里被找到了，黄种人是绝对不输于白种人的。当它变成这种最基本的人的比较时，我想黄种人一定得站在一起，黄种人里面，中国人一定得站在一起。
问：你希望人们怎样记得你？
答：这有点像墓志铭上面的，我的墓志铭上面不会是一个医生，不会是一个抗议者，也不会是恐龙化石的摇滚乐手。我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作曲家。
问：你的音乐文化愿景如何？
答：我们都希望借着音乐可以使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这就是我们的专业、职业。我觉得做创作的人，他其实在这地球这个大石头之下，极度有限，而且越来越拥挤，我们去创作一些空间。空间是很难买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的失恋、用我们被政府怀疑的一种态度，冒着被抓去关、被抓去审问的危险，然后替人类制造一种空间出来。
罗大佑小档案
罗大佑，1954年7月20日生于台北，成长过程中曾住宜兰、高雄、台中等地，台湾中国医药学院毕业，1982年4月出版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受各方瞩目。1984年离台赴港发展，创设“音乐工厂”，陆续发表《明天会更好》、《东方之珠》等广受欢迎的歌曲。罗大佑曾和台湾影星张艾嘉恋爱，1999年和台湾艺人李烈结婚，一年半后离婚。
罗大佑以其敏锐的创作思维，写下了130多首经典的曲子，从《童年》唱到《明天会更好》。他20年来出版的专辑依序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爱人同志》、《原乡》、《恋曲2000》，内容涵盖个人的流离沧桑，以及群体的焦虑与叛逆，并以流行曲强韧的生命力见证历史和政治的变迁，扣紧两岸三地华人的心弦。（原载香港《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