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战喀布尔

阿富汗的战火虽然渐渐平息，但另一条战线的“厮杀”却依然如故。为抢发独家新闻，外国记者在喀布尔各显神通，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的新闻争夺战。
记者没有记者证
来到喀布尔的第二天，我们即前往阿富汗外交部新闻司报到，办公室只有两张污垢遍体的桌子，一张桌子掉了一个角，天花板和墙角到处都是蜘蛛网和灰尘。听说我们是中国新华社的记者，外交部的新闻官特别热情，让我们在古老的沙发上落座。我们在复印的表格上填了表，登记注册。按照以前的经验，外交部应该发一张记者证，但是阿富汗外交部还没有能力制作记者证。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在阿富汗的采访活动。
在喀布尔当记者很辛苦，不仅仅是生活条件非常差，工作环境也一塌糊涂。所以这里的绝大部分记者都是轮换制，长的呆到两个月，短的住一个星期就溜了。喀布尔只有一家电视台、一家广播电台和三四家报纸，其中有一家刚刚复刊的《独立周报》，用英文、达里文、法文和普什图文四种文字语言出版，摊子铺得倒不小，但该报一周才出一次，内容也不多。电视台和电台也没有多少新闻，经常是祈祷的音乐，播放时间也短。街头根本看不到报摊。
电话是靠不住的，虽然在有些部门能够看到可以当古董的电话机，但拿起来总是忙音，连喀布尔市区电话都拨不通。阿富汗与世隔绝了这么多年，在这里搞新闻，如果不出去跑，真是两眼一抹黑。
初入总统府
1月25日，安南抵达喀布尔访问。这是安南第一次访问阿富汗，为期一天，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在这里过夜，喀布尔没有像样的饭店，最好的洲际饭店也被炸过，至今还在修。
原计划在10点15分有拍照机会，摄影记者李晓果早上6点就去了机场，我和同事袁莉直接去总统府。一开始门卫不让进，我们换了一个门，门卫用对讲机向上司请示后同意放行。
我们经过了三道安检，从背包到相机和全身被搜了个遍。这里安检也很原始，主要靠手，根本没有电子设备，折腾到9点多，终于进了总统府。
在新闻厅，已经有几名西方记者和阿富汗记者在等候。在我们之后，又有一批记者闯了进来。新闻官说：“大家不用挤，都会有机会拍到照片的。”但是过了不久，又是同一位新闻官，以同样的语调宣布：“会谈已经开始，不许拍照了。”我们只好无奈地离开，等待下午的联合记者招待会。
吸取了上午的教训，下午我们准备大战一场。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记者招待会，否则全部抓瞎，一点消息也搞不到。下午1点钟，我们准时在外交部等候去总统府。在外交部的院子里，新闻司的新闻官努力将记者名单读了一遍。记者很多，听说有两辆大巴拉大家去，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巴士踪影。看来根本指望不上大巴了。阿富汗到哪里去找巴士？几乎所有公共汽车全被炸掉，就连许多政府部门都没有一辆汽车，政府主要部长乘坐的小汽车，还是联合国前不久援助的。
我们赶紧走出外交部，决定乘自己的车前往总统府。刚上车，外交部院子里冲出了几辆破旧汽车，原来这就是外交部提供的交通车，其中有一辆小皮卡，美国之音的记者索尼亚和另外几个记者坐在上面。几辆汽车都争先恐后地超车，惟恐被甩下，我也告诉我们的司机要快速跟上车队。
汽车都比较破旧，尾气大概都不合格，而且多是烧柴油的，满街弥漫着熏人的黑烟，加上扬起的尘土，像打仗一样。一辆越野吉普车凭借四轮驱动，想超两辆并排的汽车，结果跌进了路旁的沟里，车轮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整个车队都停下来，等了足足10分钟，街上堵满了车辆。人推车拉，最后终于把吉普车从沟里救了出来。
名片成了通行证
内战中遭到破坏的道路坎坷不平，颠簸得厉害，车队像逃命一样来到了通往总统府的大道，路口用水泥墩子封住了，只留下能容一辆小车通行的口子，还有弯。路口旁有岗哨，四位持枪士兵把守。
前面外交部新闻官的车进去了，后面几辆汽车也尾随而入，我们的车和那辆油漆斑驳、像拖拉机一样轰轰响的皮卡并行进入路口，都想闯进去，可惜我们的司机稍微谦虚了一下，皮卡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呼叫着绕过水泥墩，向总统府大门开去，我们却被士兵挡住检查。索尼亚和另外几个记者在皮卡上看着我们，举起V字手指，笑得前仰后合。
士兵说：“接到司令的命令，不许任何车辆进入。”问他为什么前面的车可以进，士兵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法制，没有规矩，“命令”压倒一切。不过我们并没有绝望，因为我们后面停了一大片汽车，呼噜呼噜地冒黑烟。总不能让这么多记者都晾在外面吧！
几位司机上前交涉，他们是阿富汗人。几乎百分之百的外国记者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大家都坐在车内等着。
翻译努尔说：“我们可以试试另外一道门。”袁莉说：“算了，还是和车队一起走吧，反正这么多人，我们进不去大家都进不去。”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士兵仍不放行。我让翻译告诉后面一辆车的司机，我们一起去到另外一道门。司机疯也似的倒车，大概从众心理在作怪，我们后面所有的汽车都跟上来，一齐向另一道门开去。大家互不相让，你追我赶。
这边的门口同样有水泥墩子，同样有士兵把守。前面的一辆车被挡住盘问，我们的车已经在它的旁边。我掏出一张名片给士兵看，士兵一摆手，表示放行，汽车飞速开走。我们都大笑起来。我看了看手中的名片，给士兵看的是中文的一面，而且是倒着的。名片就是这么管用，这里没有记者证，到处都凭名片。在贫穷的阿富汗，搞到一支枪也许很容易，但名片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连外交部发言人都没有。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采访，小翻译总是举着我们的名片要求放行。
进了总统府的大门，我们终于放下心来。记者招待会会场有话筒，地上铺着地毯，但没有座位，文字记者们全部席地而坐。大概总统府也确实找不到那么多椅子。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安南与卡尔扎伊还不到场，我的双腿麻得站不起来了。联合国发言人法兹在话筒前为记者试话筒，并告诉大家记者会很短，只能有15分钟，请大家提问要尽量简短。“我还能为大家做些什么？”
“来点咖啡或者茶吧！”后面有记者大喊。法兹笑了：“我认为我们需要点更好的东西，葡萄酒什么的。”大家哈哈大笑。
开完记者会，我和袁莉走出总统府。门口站着几名没进去的记者。一位身穿红色羽绒服的记者说：“我是意大利记者，没能进去参加记者会，你能告诉我一些内容吗？”看来还真有失败者，十分庆幸，那不是我们。
等待、颠簸、拥挤、紧张，加上高原反应，晚上感觉头晕，浑身无力，大脑供血不足。
我得到了独家新闻
穆斯塔法这个简陋的“招待所”和那座没有暖气的洲际饭店，曾经是塔利班倒台之后记者们居住最多的地方。而今，喀布尔安全状况有所改观，局势逐渐变得平稳，阿富汗热点也在降温，记者们大多离开了这两座收费昂贵的饭店，到喀布尔富人区寻找独门独院的居民楼。很多阿富汗富人在内战中逃到国外，留下小洋楼，现在他们又纷纷委托代理人将房子出租。
但是，穆斯塔法和洲际饭店仍然是记者获取新闻的地方。国际安全部队在穆斯塔法的四层一套狭窄的房间里设了新闻中心，联合国和各国际机构则每天在洲际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此外，在这两个旅馆大门的玻璃上，经常贴满了记者寻找司机或者翻译的广告，也经常有记者招待会的通知。
去这两个地方找新闻，就像小时候在农村淘落地红薯一样，有时能淘一大篮子，有时却空手而归。
一天，我来到穆斯塔法饭店，想去参加那里的国际安全部队的每日吹风会，来到门口却发现，玻璃上贴着一张致记者的告示：1月28日上午11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阿富汗中央银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我马上坐出租车，向阿富汗中央银行驶去。
来到中央银行，记者招待会大厅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大概中央银行把所有家底都搬出来了，破旧肮脏的陈年沙发摆了好几排。法新社、《华盛顿邮报》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到场。一个矮小的男子从侧门出来和大家握手，他说自己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布杜尔·菲拉特，问大家是什么单位的，然后就开始问：“CNN怎么没来？”路透社的福克斯说：“大概大家都不知道。”
菲拉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喀布尔可不常见。菲拉特见来的记者不多，问大家可否去叫人。于是，福克斯和法新社的布莱恩等人出去了，记者会推迟到12点举行。
过了大约20来分钟，他们领来了一些人。菲拉特又问：“CNN的记者来了吗？”布莱恩说：“只找到BBC的记者。”菲拉特走进侧门，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向大家宣布，记者招待会改在次日举行。
这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官员出来。我们几个围上去，大家开始提问。BBC的话筒对准世界银行官员，不停地问。等BBC的记者一走，我连忙凑上去，询问阿富汗重建需要多少资金？世界银行官员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说一年需要17亿美元，同时还谈了阿富汗重建等问题，回到驻地，我就此次采访写了一条独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