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成交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常驻日内瓦代表亚布拉姆斯大使已年过70，老资格，好客，但也好摆架子。1989年，作为中国新任常驻日内瓦代表，我去拜会他，结识了这位有美国特色的高级外交官。
见面“斗鸡”
美国常驻团位于联合国日内瓦分部“万国宫”附近。我坐车抵达大院入口，一扇铁门向左滑开，车被让进后，紧接着铁门向右滑回关闭。第二道铁门暂不开放，中国大使连人带车被拦在入口的通道里。我沉住气，且看有何动静。
只见一名美国便衣警卫拿着类似扫雷器的长棍，在车外面和底部扫描片刻，伸手放行。这时，第二道铁门方滑开。美国素以安全措施严密著称，我总算领教了。抵达办公大楼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士要求我从“安全门”通过。直到这时，美国大使女秘书方露面，她又领我通过两道密码关卡，向美国大使报告客人已到。
我进入大使办公室后，亚布拉姆斯慢慢离开座椅站起来，用眼角瞄了我一下，道声请坐，自己便先仰坐在沙发上。他面朝天花板，翘着腿，开始吹嘘自己的外交生涯。
我一看他这副神态，便也适当摆些气派，不卑不亢，讲自己新中国一成立便到外交部工作，在裁军大使和联大代表任上，多次去过美国。70年代在外交学会期间，多次参加接待过美国重要议员，如民主党国会领袖曼斯菲尔德、众院议长奥尼尔、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普赖斯、资深参议员杰克逊和珀西等，还有戴维·洛克菲勒等知名人士，陪他们会见邓小平。这一串名字似乎震动了对方，美国大使脸上有了笑容，身子转向我坐处说：“不知道范大使竟是‘美国通’，失敬得很，看来你对美国的了解比我还要多。”我也有礼貌地表示：“岂敢！”两人都轻松起来，平等交谈代替了斗鸡式的见面礼。
此后3年里，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与美国大使不止一次进行尖锐的交锋。不过，我们会下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有令人难忘的交往。
讨论反贪
1989年冬，西方国家仍在对我国实行制裁，亚布拉姆斯大使邀我去他官邸晚宴，骑着摩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士日夜在官邸内巡逻。不过，这次没有扫雷器，也不过安全门，美国大使在别墅门前迎候客人。出席的还有英、法、希腊大使及主人的两位女秘书，气氛轻松，如同家人。
席间，几位西方大使谈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问题，他们异口同声责备亚、非、拉美国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援款都入了这些人的腰包，几位使节互相补充具体事例，均是一脸蔑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坐在一旁冷静观察，多听少说，没有主动插话。
美国大使突然发问，不知中国大使对此有何见教？我脑子里早在酝酿如何表述自己的看法，便说：“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世人痛恨。遗憾的是，从古到今，腐败未除。当前，不单是发展中国家有腐败现象，发达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国家富得流油（暗指日本，国际传媒那时正大量披露日本阁员的丑闻），买下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其内阁成员贪污大批赃款，舆论哗然。在中国有个说法，贪污的特点是权钱交易。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贪。”
西方大使静听我的讲话，没有赞许，也未表异议。美国大使女秘书却很欣赏“权钱交易”这一用词，认为此语非常生动，几次引用。
“鱼与熊掌”
1992年，安理会5大国外交部法律方面官员在日内瓦开会，美国大使为他们举行晚宴，并邀5国常驻日内瓦大使出席，照惯例换座后，我与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坐在一起。
他们谈起人权是各国法律主要内容，国际人权法强调保护人权，而不是国家主权，从而联合国会议要审议一些国家侵犯人权的问题。我接着说，国内法要保护个人人权，也要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国际法首先是维护各国的主权，中国有句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美国大使问，何者为熊掌？何者为鱼？我讲，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各国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是“熊掌”；个人权利固然重要，系一国内部事务（美国政府一向认为美国人权问题是内政，并使之成为联合国宪章二条七款），与主权相比，是“鱼”。美国和其他西方官员哈哈一笑，未就此谈下去。
官员选拔
亚布拉姆斯大使交游甚广，常在自己办公室组织小型午餐会。有一次，我被邀请。美国大使办公室较大，写字台和国旗原地不动，整套沙发搬到一边，摆上圆桌，宾主6人围坐。饭菜简单，一块鸡排，一盘蔬菜沙拉，还有葡萄酒、冰水、面包。
不过，没有“白吃的午餐”。经主人提议，几位欧美宾客谈起各国政府官员怎样产生，他们大都强调机遇、个人才能和职业训练。
美国大使问，中国高级官员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产生？我说，在长期实践中，传统的选拔标准是：品德（对国家的忠诚，愿为社会奉献）、才能（专业、办事和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简称德、才、资；当前强调要有革新理念、现代管理知识和年轻化。高层领导更应有远见卓识，能公而忘私，须经过考察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任。
美国大使说，中国机构人员太多，效率差。我讲，美国高层官员不论资排辈，但存在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讨论中，大家都不用“套话”，也不把自己看法强加给对方。
我几次邀请美国大使来中国常驻团参加午宴或晚宴，均未成。于是，我特意安排两人共进早点，准备了有中国风味的油条、春卷、小馄饨、米粥、咸菜，就两国民情、风俗愉快交谈，增进个人友谊。
美国大使在日内瓦任职期间还有一段风流佳话。他年过70，夫人早逝，后与联合国人权中心职员（意大利人）恋爱、结婚。我与夫人去参加他们的结婚招待会，并赠送中国衣料。美国大使的孙子特地从美国赶来祝贺。美国大使性情开朗，没有丝毫难为情，参加招待会的各国使节夫妇，虽民俗不一，但都尊重美国式的老夫少妇，热烈祝贺。
座位安排
会场上是冤家对头，会下是朋友。无独有偶，1992年，在参加世界人权大会筹备委员会期间，我同专程来日内瓦的美国国务院大使有类似的交往。
这位大使是黑人，傲慢、豪爽。关于人权大会的议程，筹备会议争论到午夜以后。美国大使坚持大会议程为“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国家使节要求议程是“人权、发展与民主”。我与美国大使分别是亚洲集团和西方集团的协调员，两人在三个词的内涵和排列次序上做文章，提出各种方案。最后，美国反对人权大会讨论发展问题的意见受到孤立。
不久，美国国务院大使邀请筹委会主席团在万国宫代表餐厅午宴，我是副主席之一，又是大使，却被安排到长桌末席，在美国工作人员之后。显然，这是美方蓄意给我些颜色看。午宴结束时，我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对美国大使讲：“饭菜不错，但美国礼宾安排很怪，大使要坐到随员后面！”所有客人都表示惊讶，不等难堪的主人解释，我便离去。
次日在会场，美国大使特意走到我的座位旁，客气地说，昨日午宴的安排全是误会，都是美国工作人员疏忽，是技术问题，他本人绝无慢待中国大使之意。此后，不论何时何地，美国大使都主动拉手拍肩，对我表示友好。他主持小会时，定要拉我坐在他身旁。
有中国朋友讲，与某些美国高官打交道，“不打不成交”这一谚语颇可一试。我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