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以色列建交秘闻

今年1月是中国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0周年。10年过去，这两个有近半世纪的时间从没有正式接触的国家，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对许多人来说恐怕仍是个难解之谜。1月23日，由前外交和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为首的以色列当年主管同中国谈判建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两国建交10周年活动。我因当年也曾参与过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某些进程，同这些以色列官员稔知。老友相聚，追忆往事，揭示出以色列方面在两国建交过程中一些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的秘闻。
只要中国同意，两国用5分钟即可建交
阿伦斯本是个谨饬寡言之人。但这次重访北京，他显然很激动，话也就比平素多了。1月24日，他在中国对外友协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10周年大会上说：从以色列到中国，飞行只需十多个小时，而两国走到一起却花去五十多个年头。当然，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只是历史的瞬间，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艰苦努力的长期过程，“作为这一过程启动与运作的参与者，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阿伦斯于1983年加入以色列内阁，先后任国防部长和不管部长，从1986年6月到1990年6月改任外交部长，是以色列方面打开同中国关系的主要决策人之一。由于美国的干扰和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以中两国一直未能建立正常关系。到上世纪80年代，以中关系正常化条件渐趋成熟。1985年，以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为总理的以色列内阁开会，专门研究发展对华关系问题，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两大政党都持积极态度。同年底，以色列恢复关闭十多年的香港总领事馆，专门负责对华联络工作。
阿伦斯在同我谈话时回忆说，1987年秋在43届联大，他作为以色列外长同中国外长吴学谦会晤。这是两国外长“史无前例的首次会晤”，“是两国官方接触的起点”。1989年1月，他又以外长身份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我记得，正是这年的5月，钱文荣和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应邀访问以色列。这是中国人员首次正式访问这个犹太国家。当时，阿伦斯在耶路撒冷会见了我们。他说：“以中两国关系近来有发展，但非常非常慢，而如何加快步伐，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如果中国说今天晚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当即就会回答‘同意’，并马上签字，5分钟之内就可建交。”他的谈话反映了以色列同中国建交的急切心情。同年秋，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阿伦斯再次同钱其琛会晤，决定两国之间互设非政府机构，即以色列在中国设立科学和人文科学院联络处，中国在以色列设立中国国际旅行社办事处。从此，两国之间在科学、文化、旅游、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迅猛增加。
秘访北京，国防部长在长城曝光
在以中两国建交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阿伦斯于1990年6月改任国防部长。接替他任外长的是戴维·利维。利维和阿伦斯虽然都属于以沙米尔总理为首的利库德集团，但阿伦斯是沙米尔的亲信，同属西方犹太人，而利维则是东方犹太人，彼此政见分歧很深。很多大事的决策，沙米尔不让利维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以中建交前夕，阿伦斯抢先一步，赶在利维之前秘密访华。
阿伦斯回忆说，那是1991年9月，他率领一个代表团乘专机悄然离开以色列，直飞北京。这次访问是沙米尔总理特批，严格保密，瞒过了内阁所有成员。抵京后，他下榻钓鱼台国宾馆，连以色列常驻北京的科学和人文科学院联络处也未知会。后来，该处负责人接到中方通知来出席宴会，发现宴会的主宾竟是本国国防部长。


阿伦斯此次“秘访”一切顺利。可万万没料到的是，几天后特拉维夫出版的《最新消息报》却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他访华的一张大照片，立即在以色列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阿伦斯同代表团成员一起游长城，一到长城脚下，就被几个以色列旅游者发现，其中一人当即举起相机，将阿伦斯一行摄入镜头。照片拍摄者虽然不是记者，但还蛮有新闻头脑，回国后以高价将这张独家新闻照片卖给报社，阿伦斯秘密的中国之行随即曝光。
从阿伦斯秘密访华可以看出，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沙米尔和他都不想使利维“在政治上得分”，更不愿使他成为“摘桃派”，因此才决定阿伦斯抢在利维之前访华，把这笔政治资本抓到自己手上。对此，利维相当愤怒。不久，我第三次访问以色列。利维在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时悻悻地说：“国防部长阿伦斯不久前秘密访华，我事先对此一无所知。报上曝光后，我当即向沙米尔提出抗议。我对他搞这种越顶外交非常反感。”叩开中国大门，麦宇仁正式访华
如果说阿伦斯是以中建交的一位策划者的话，那么，这次来华访问的以色列代表团成员鲁文·麦哈夫（中文名麦宇仁）则是决策的积极执行者。他告诉我：1985年底，他受委派到香港任总领事，当时的总理佩雷斯交付给他的主要使命是“尽快叩开中国的大门”。到任后，他千方百计同新华社香港分社建立了联系。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88年9月，终于首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他同新华社香港分社达成口头协议，拿到秘密访华的非官方签证。他就此解释说，中方给他10天期限的另纸签证，他以“旅游团”的名义到北京。其实，他这个“旅游团”只是个“一人团”。他由中国国际旅行社出面接待，中国官方人士不出面。“说实话，这些条件够苛刻了，”麦宇仁叹口气说，“但在当时，只要能进入中国大陆，什么条件我都能接受。”
麦宇仁接着告诉我，他知道，中国政府在对待同以色列发展关系问题上十分谨慎。因此，他初次访华不可能打开官方的通道。经请示国内，他决定“从科学领域寻找突破口”。出发前，他把这层意思透露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分社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协助，诸如为他在北京的活动提供了联系人和电话号码。到北京后，他先是在旅行社导游的陪同下游览一天。之后，他就甩开导游，按照事先的安排，同有关人员一一接洽。
4天内，他会晤了旅游局、科学院和经贸、农业、科技等部门的人员，为以色列在北京设立科学联络处和中国在特拉维夫设立旅游办事处摸清了情况。后来设立的这两个民间机构，实际上是两国建交前的“准大使馆”。9月11日，恰值犹太历新年。麦宇仁因完成首次中国之行的预定任务而兴奋不已，就从北京给佩雷斯挂了个长途电话，给这位一直关注以中关系发展的工党领袖“一个意外的惊喜”。
在北京完成任务之后不久，他就奉召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司长，成为外交部第三号人物，全面负责筹划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的问题。麦宇仁说，他担任总司长三年多时间，感到发展对华关系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而花的精力也最多。
1991年3月下旬，麦宇仁再次秘密访华，但这次是应中国外交部邀请，以官方身份来访，探讨两国间的政治问题。麦宇仁不无自豪地说，在两国交流史上，他是应中国政府邀请正式访华的第一个以色列官员。他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举行了“谨慎而卓有成效的会谈”，“打开了两国政治交流和官方互访的大门，把两国关系大大提升了一步”。
出使中国，苏赋特梦想成真
麦宇仁说，在外交部总司长任上，他还为以中关系的发展“完成另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物色以色列未来的首任驻华大使。当然，完成这项任务倒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因为以色列外交部早就有这一人选——懂中文的资深外交官泽夫·苏赋特。
苏赋特时任以色列驻荷兰大使，是以色列外交部拥有终身大使头衔的少数几个资深外交官之一。我在1990年12月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时同他相识，他后来一直称我是他“正式结识的第一个中国人”。这次庆祝中以建交10周年，他以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的身份随团来访。
苏赋特回忆说，1988年底，麦宇仁悄悄告诉他，很快要把他从荷兰调回，但只说“另有任用”。他自己有过种种猜想。虽然他当初学中文的最大心愿就是出使中国，但“看到中国的大门一直紧闭，这个心愿早就淡漠了”。因此，到实现夙愿的机会真的到来时，他反而感到“简直难以相信”了。
1991年3月初，苏赋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上中国大地，受到最热情、最友好的欢迎”。当时，他对外的名义是以色列科学和人文科学院北京联络处特别顾问。实际上，用麦宇仁的话说，他是以色列“候任驻华大使”。以色列外交部给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全面负责对华事务，全权负责建交谈判，争取两国早日建交。
苏赋特说，到北京之初，他因为没有外交身份，“不能公开闯入正式外交场合，只能悄悄进行地下外交活动”。所幸的是，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均“得到中国各界朋友的真诚帮助”。1992年1月，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赋特被任命为以色列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几十年前的梦想终于实现。
现在，那些为以中建交作出重要贡献的以色列人士，有的仍活跃在政界，如佩雷斯和阿伦斯，有的已退休，如麦宇仁和苏赋特。但他们一如既往，都非常珍视以中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1996年，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以色列—中国关系促进会，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