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回流的大时代

【香港《亚洲周刊》1月20日一期社论】题：中国人才回流的大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底一篇长篇报道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自由化，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业已开始。
该报援引美国移民局、教育部、国务院等方面的资料指出，单单在2000年，由美国回流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总数，即多达15000人。许多已进入美国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宁愿放弃高薪工作回国，理由是：中国大陆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纽约时报》估计，这种大规模的“人才回流”将是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主要现象。
除了《纽约时报》见微知著，早已察觉这种趋势外，最近美国奈特—里德报系一篇特稿也指出，过去两年里，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人才流动已在中国大陆出现：不但本身外流人才大举回流（这些回流者被谐称“海龟”，指他们由海外回归），甚至美国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国的华裔，也有向中国大陆流动的趋势。而这波人才大流动，其实又和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深化扎根有密切关系。它创造出专业人才的高度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向其他部门扩散，许多人有了创业的机会，许多人则在行政管理、教育研究、法律咨商、投资理财等领域找到可以发挥的空间。这些迹象显示，此刻的中国由于加速现代化与全球化，已进入了快速体制革新与扩张的新阶段，这乃是人才往中国集中的最大动力。中国这一波人才流动，无论从经济史或整体大历史的角度而言，都有着史诗般的重要意义。
人才的流动，是二战后经济学的研究新领域。当时美欧持续扩张，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极大的人才“拉力”，相对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及不自由，又对人才造成“推力”，这种“推—拉模式”可以解释大多数战后人才外流现象。人才外流国家由于无法经由改革与发展，使“推力”转换为“拉力”，甚至造成所谓“人才漫流”现象——外流人才纵使在外无法获得好工作及发展抱负，宁愿滞留不愿回归。这种人才外流甚或“人才漫流”现象，60年代达到顶峰，许多学者对此感到忧虑，认为人才持续单向流动，将使人才配置永远失衡，发展中国家将永无出头之日。
不过，这种情况终于在70年代出现转折。贸易的扩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成长动力，成长与随之而来的改革，终使得推力与拉力开始趋向平衡。这种情况在亚洲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可找到相当一致的轨迹。由此显示，人才流动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有着重大意义。当一个国家由“人才外流”转为“人才回流”，意味着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新时代开端，也是政经社会大进步的预兆。
因此，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国大陆出现人才回流潮，就中国长期发展而言，殊堪喜贺。中国大陆的人才回流，甚至改写了近代人才流动的模型：
其一，从人才外流与回流的时间差距而言，不过短短20年，这么短的时间实为举世未见。由此可见大陆过去20年取得多么惊人的进步，足以化“推力”为“拉力”。人才往哪里，希望就到哪里。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政经社会的加速发展已可预期。
其二，中国大陆并非高收入国家，纵使是回流人才，其收入多半不会高过西方，换言之，多半回流人才为了收入的考虑较少，为了追求机会和希望的比重较多。这显示近代中国尽管波折起伏，人民对国家社会终究保有完整的认同，这也是人才回流的主要动力。人才如此全方位的回流，隐隐透露这一代中国优秀分子建国的意愿，或许这才是中国大陆人才回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奈特—里德报系的分析即指出，随着如此的人才回流，一个新的社会已可预期。
近代经济学，尤其社会经济学，已对人力、人才的要素愈来愈重视。优秀人才不单是一项生产要素，更是知识资本与文化资本；人才的流动方向，不但左右经济的荣枯，更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中国由人才的净出口国，逐渐转变为净入口国，不但以前的“人才外流”翻转为“人才回流”，更磁吸着其他国家的人才。
当人文荟萃，菁英毕集，创造的优势即会不断增强。由这一波人才流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说：一个新的大时代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