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基础理论、辨证论治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考察了中医学的复杂性并且探讨了中医学是否是科学、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性的关系、中医学应走什么道路等问题。全文着重地揭示了中医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与复杂性科学的内在一致性。
关键词：中医学 复杂性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医学诞生两千多年来，经过历代的丰富、深化与发展，其理论形态更显示出灿烂的光辉，同时，在实践上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上个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复杂性探索的热潮，正极大地推动着创建中的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在当今科学发展以综合为主 一体化趋势的历史大潮中，在世界科学、文化交融、整合的过程里，探讨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之间在思想上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中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中医学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健康之道。
（一）中医学所研究的人是具有复杂结构和功能的人
中医学所研究的人，并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复杂性的结构和功能的人，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因为中医学主张：“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强调“上医，医未病之病”，“上医，医国”，“医，乃仁术”。著名中医学专家陆广莘研究员指出：“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1)(P7)“医学，根本上是人学”可见，中学医学所研究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这种人不仅有复杂的结构——神、气、形的交互作用，而且在与自然、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保持和发展着自身的动态平衡。这与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人具有内在的贯通之处。因为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人，是由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精神因素包括比心理因素更多的复杂的内容)、社会因素复杂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动态网络系统。而且，中医学所研究的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同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人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人，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这种人具有确定的目的、服务社会、泽被后世的功能。
作者简介：冯国瑞(1936—)江苏射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二）中医学所研究的人是四种和谐中的人
中医学所研究的人，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人，是与自然环境、他人、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人、是自己的身与心保持和发展动态平衡的人。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自和，病必自愈”。中医学的这种医学思想，内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这与复杂性科学的前沿问题之一——主体的复杂性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主体，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中的人，是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人，这种人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也才能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中医学与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的内在一致性
中医学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本，这与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内在地不谋而合。世界医学的发展，历经物理医学、化学医学、生物医学等的发展阶段，虽然这类医学对治疗疾病、增进人的健康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忽视了人的整体性和人的健康是医学的本质使命这一最深刻的主题。国际医学界从世界医学发展过程的基本的经验教训出发，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应当以研究人为主要对象，以增进人和人类的健康为其主要目的。所以，1993年《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指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本上由于近代医学模式的只是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等在讨论对传统医学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论问题时，认为：“脱离传统医学的实践标准和无视对传统医学的理论文献，可能会在研究中犯各种错误”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由上可见，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健康，这不仅与复杂性科学所揭示的人的复杂性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与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内在地吻合。这表明，中医学是人类健康智慧学，是以为本的生态智慧学，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是世界科学、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二、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复杂性
中医学基础理论是复杂的，它不仅与中国哲学内在贯通，而且它的内部也构成复杂的体系。
（一）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相互贯通
中医学把天人相应作为立论的基础，它认为，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关系和规律。中医学还认为，阴阳、五行是其理论的核心。因为它用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来揭开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疾病机制和治疗原则。这导源于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易经》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是把阴阳当作两个最基本的“对立”势力看待的，以阴(一一)、阳(一)排列组合成八卦。八卦选取自然界中八种东西即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与之相对应。在阴阳、八封的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再生成六十四卦。尽管《易经》原与占卜有关，但它所揭示的宇宙演化过程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北宋哲学家邵雍认为，《易经》中宇宙演化的过程“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这种宇宙演化过程“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认为，《易经》是一部“宇宙代数学”，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P24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P245)“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P246)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宇宙演化的思想，受到了J·D贝尔纳、E·拉兹洛等人的高度赞赏。贝尔纳认为，老子的“道”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运动变化的动态系统，并由此可以获得启示去阐述对科学和科学学的理解。1988年4月6日与拉兹洛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学术座谈时，他听了笔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系统演化思想的介绍以后，认为老子的“道”和解释《易经》的《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对他研究系统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美国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nte)的科学家们认为，中国的老子把世界看作是无限的、永恒变化的、永远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实在是太重要了[3](P464)。
五行学说也是从社会实践特别是从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哲学理论。先秦时期《史伯论五材》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2](P30)《洪范》篇也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2](P33)
中医学正是以中国哲学中的这些阴阳、五行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而阴阳、五行学说从其来源和发展过程来看，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学说。中医学奠基于阴阳、五行学说，并结合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形成了它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闪耀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正需要今天的人们深入挖掘并给以正确评析，从而使其在现代条件下得以发展，发挥其贡献于人类的伟大作用。
（二）中医学基础理论最初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之中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最初集中体现在其奠基性著作《黄帝内经》之中。这是一部中医学的经典之作，它集周秦到西汉初年我国医学实践和理论之大成。该书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运用阴阳、五行的素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并运用这种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互作用的关系，以解释人体及其平、病、安、危等征象;认为人的生活规律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密切相关，提出了“天人相应”的理论和顺应自然的整体养生观，主张把自然现象、生理现象与精神活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人体运行过程的动态平衡以及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实行综合优化，制定个体化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可见，中医学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它在古代正是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精神武器认识人体系统的科学理论。
这一科学理论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复杂性思想。它是在继承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的自然观，总结疾病特别是疫病流行和防治实践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比拟天文、地理和生态物候，经过思维抽象，而逐渐形成了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则治法。这些理论和法则注意研究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辩证统一，着眼于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等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辩证统一，注意研究人体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整体反应能力，并从大量的观察及对观察资料的探究来揭示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强调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对防病、治病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因为《黄帝内经》对中医学的奠基作用，所以，它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和赞赏。早在唐朝宝应年间，王冰在校《素问》时就评论道：《内经》文简义博，理奥趣深。天地之象，阴阳之候，变化之由，生死之兆，一一彰明。稽其言有徵，验之事不忒。论述有根有据，指导临床，重建奇功。扁鹊仓公，华佗张机，都受到《黄帝内经》的教化、启迪。
所以，探讨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之间在思想上的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应当从深入探究《黄帝内经》所蕴涵的复杂性思想入手。
（三）养生学说的复杂性
中医学主张“养生莫若知本”，“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则疾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因此，启当“察四时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中医学认为，养生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养生莫若知本，就是说，养生要靠人的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动态平衡。这就是说，首先，精神内守，邪不可干。人体要保持天人相应、物我两忘，清静超脱、宁静致远的精神状态，则能保持人体系统的健康运行。其次，人体系统在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正确分辨有利与有害的因素，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周围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努力克服和减少周围环境中不利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化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进而加以合理的利用，以增进人体的健康。再次，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体系统应当根据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实时地或超前地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从而使人体系统在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增进自身的健康。
中医学的养生学说，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存在着内在的深刻联系。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告诉人们，人体系统作为开放的复杂巨学系统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系统自身与周围环境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在与环境的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系统对环境给予自身的影响，经过自身非线性的调整、协同，才能使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成为减熵即负熵的过程，从而才能使系统自身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地向前发展。中医学的养生学说，与复杂性科学的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了研究中医学应当从当今的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等前沿科学的理论高度来深入地进行，而不能套用简单科学的理论否定中医学所蕴涵的深刻而复杂的思想。
(四)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复杂性
这方面的内容，后面将专门论及，所以，这里不作展开。但是，因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这里也列出标题，以体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严谨性。
三、辨证论治的复杂性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具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姑且撮其要者，作如下的一些论述。
（一）什么是“证”
中医学所谓的“证”，并不是单指疾病的临床表现，而是人体系统在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过程的输入、输出信息。这种“证”是医学对象的“出入之异”，是医生从辨证到求本的输入、输出信息。这种“证”也是医生进行思维判断的“证”。中医学把人体疾病和健康相互转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诊断的任务是要找出实现由疾病向健康转化的根本途径，强调“治病必求本”，要求实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为本，邪为标”。在诊断上强调“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所谓“属也者，其枢要之所存乎”，因此，“求其属者，求其本也”，这就是辨证求本的“求属之道”[1](PP343—345)
（二）病人与医生的定位
中医学主张，在天人关系中，以人为本，在医学与病人的关系中，以病人为本，医生为标，为“工”。所以，中医学强调“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认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中医学主张，医生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是为病人服务的。所以，章太炎先生强调指出：“道不远人，以病人者之自身为家师”。
（三）怎样“辨”
怎样“辨”的前提是“辨”什么。“辨”什么呢?中医学认为“辨”的对象是人体系统在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人体的健病之变，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是否达到协调、平和?卫气营血与三焦在动态过程中是否通顺、②平衡一句话，人的神、气、形是否动态协同、整体优化?“辨”的对象和内容明确了，接着才是怎样“辨”的问题。
中医学主张怎样“辨”呢?陆广莘研究员指出：
“1、从状态变量中识别健病之变。
2、由此及彼地“因发而知受”，从状态变量的健康之变，去识别相应环境变 量的利害药毒。
3、去粗取精地 “知丑，知善”，从致病作用中去发现其可被利用的治疗作用，以备化毒为药。
4、去伪存真地“知病，知不病”，从“病形”反应中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生理功能。
5、由表及里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即从出入信息去发现其中介主体。”[1](P9)
（四）怎么“治”
辨证论治的“治”要使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在复杂的交与作用的过程中，既要达到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谐，更要实现人体系统自自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和”、“通”、“顺”。
中医学认为，病人的正虚、邪实传变过程中，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怎么治呢?首先，运用人体自身的能力(包括潜能，使正虚、邪实、传变达到优化的对立统一。其次，怎么实现这一总的要求呢?这就是达到“和”、“通”“顺”。“和”是指阴阳、五行在生克制化过程中神、气、形要达到平和、协调。中医学主张：“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通”是指气血津液等等在运化过程中要达到畅通、通达。中医学认为，不通则痛，通则 顺。“顺”是指人体系统整体和局部都很平顺、顺达。中医学认为：“治病之道，顺而已矣”。总之，辨证论治，要达到“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使病人在扶正祛邪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系统的“和”、“通”、“顺”，从而达到祛除疫病向健康状态的良性转化。
在怎么“治”的问题上，还有一点要特别着重地提及，这就是如何用药。中医学认为：“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中医学主张，医生在治病的过程中，要全面地、深刻地、动态的地分析人体系统与药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应当充分利用对人体系统有利的药物，并且动态地、合理地使用;应当有分析地化害为利，使病人在使用药物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从疾病向健康状态的转化。至于非药物的治疗，如针灸，推拿等等，也应当根据上述要求，辩证地加以处置。
可见，中医学是一门以辩证处置健病之变的实践智慧学。
四、中医学辩证思维的复杂性
中医学在观察和处置健病之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素朴的辩证思维方式，因而，它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它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人类文化宝库当中的一大瑰宝。
中医学认为：“医者，意也，在人思虑”。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4]是内在贯通的。
中医学辩证思维方式的内容非常丰富，各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当复杂。就主要的方面说来，至少有如下这些内容。
（一）矛盾性思维
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5](P165)“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5](P197)中医学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可本。”中医学要观察和处置天与人、阴与阳、五行的生克制约关系、健与病、正与邪、虚与实、证与治等关系的矛盾运动，只有用矛盾的辩证思维方式才能作出全面、深刻、动态的把握与正确的处置。
（二）整体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界和精神领域是一种存在着内外关系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社会系统也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整体。因此，应当辩证地观察与处置整体与局部、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种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中医学认为人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种整体不是由人体的各个局部机械地拼凑而成的，而是由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的动态的整体。中医学还认为，人的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复杂演化的动态整体。因此，中医学主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应当以人体系统的整体性为前提和基础，立足于病人自身的愈病能力，实施动态协同、整体优化的治疗。
中医学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贯穿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全部过程之中。中医学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既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内在贯通，又与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互一致。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I·普里高津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的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他预言：西方科学与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哲学自然观”的产生[6](P14)他在与G·尼科里斯合著的《探索复杂性》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整体和谐”的特点，“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而《探索复杂性》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总结了“非平衡条件下的物理规律的当然结果”。[7](PI-II)I·普里高津和I·斯唐热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对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8](P1)。通过这种启迪，就可以把西方文化的传统(注意实验和定量表述)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具有自然的整体和谐、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8](P57)
协国学的创始人、德国著名科学家H·哈肯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Holitic)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常重要[9](P2).他在为《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一书中文版做的序中指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从未获得足够的考虑。直到如今，当科学在研究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过程和系统时，我们才认识到纯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尝试超出系统的部分特性来理解、掌握系统。”[10]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通过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亲身体会，认为应当扬弃西方科学文化中的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的观点与方法，而要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天文学的前沿领域如暗物质、类星体、对称破缺、夸克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过程的研究做统一的处理，就应当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寻关于整体性、和谐性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武装。
钱学森院士在创建系统学、对系统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过程中，强调指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11](P130)中国学者这种以辩证整体观为指导的系统科学的理论贡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赞扬。H·哈肯教授指出：“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科学，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的。”[12](P4)他还认为：“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13]
中医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内在贯通，也与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整体性观点彼此一致，这正是中医学的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深刻内蕴，表明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
（三）过程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4](P244)“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15](P319)“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15](P310)“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15](P291)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是把“系统”、“矛盾”和“过程”统一起来看的。
中医学认为，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是一种过程，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是一种过程，辨证论治更是一种过程，而这些过程是作为系统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中医学的这种过程性思维的特点，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系统”、“矛盾”、“过程”辩证统一的思想内在一致，而且也与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演化过程的思想内在贯通。
（四）功能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认为，研究事物应当研究它的情形、特点、关系、本质、规律和功能。功能是系统与环境作用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过程的秩序”，它表面上看起来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客观存在的。
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等等，都不是解剖意义上的实体，而是运化意义上的功能。这就比实体更深刻地反映了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内在本质，更深刻地揭示人体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更深刻地阐明了辨证论治的内在根据。这种功能性思维的特点不仅能更深刻地揭示人体、疾病、治疗的深层本质与规律，也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内在地吻合。这方面的思想内蕴有待于人们深入地加以发掘。
（五）主体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思维是人的思维，思维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以改造世界，造福人民。
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是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14](P581)恩格斯认为：“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的思维方法。[14](P318)他还指出：辩证思维的任务“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4](P247)列宁认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5](P311)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的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5](P207)又说：“科学是圆圈的圆圈”[5](P201)“哲学上的‘圆圈’”。[5](P308)毛泽东也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15](P286)
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和复杂性科学日益揭示出思维过程是辩证的，思维主体的发展也是辩证的钱实践学森院士指出：“思维科学也是动态的科学，不是静态的科学，我们要创立思维动力学，而以前我们说的是思维静力学。”[16](P282)他还认为：“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
1、人类的历史含有此意;
2、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也如此。
那么，它又是怎样发展的呢?第一是人脑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很强的可塑性，是活的，不是死的、不变的;第二加实践的作用。[16](PP281—282)
中医学秉持“无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遵循“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运用主体性思维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以造福于人类的健康为本，这更符合于人体系统和社会人群的内在要求，因而往往也能获得更好的医疗效果，达到更大的社会效益。
中医学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趋势内在一致，因而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光明前景。
五、亟待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研究中医学，应当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内在联系中，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优势互补中，从当代世界科学、文化的整合、融会的过程中来加以探讨。当前，亟需深入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中医学是否是科学
这个问题，近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医学不是科学，因此，应当取消中医学，而代之以他们称之为唯一科学的西医学。其实，否定中医学并不自今日始，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就不断有人否定中医学。梁启超于上个世纪初叶就曾论定：“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的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胡适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1914年北洋政府将中医学排除出教育系统，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废除旧医案”，1935年余云岫提出“废医存药论”。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叫科学?科学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来说，科学只是指经验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等物质性科学。这些只是传统的简单科学。这只是科学的一种形态，而不是科学的唯一形态。科学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因此，从广义来说：“认识世界的学问就是科学”[16](P27)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之理性把握的知识体系。广义的科学更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即通常所谓的狭义的科学)，而且还包括技术科学、交叉科学(这又包括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而且，19世纪中叶随着经验自然科学上升到理论自然科学以来，原有的科学认识方法愈来愈不适应了，科学发展的趋势愈来愈需要“理论思维”和“辩证综合”。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18](P353)“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才管用。”[14](P284)“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4](p285)
所以，天论从科学的内容本身来看，还是从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医学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是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理性把握的知识体系，而且它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是符合辩证综合和理论思维的要求的。
至于有人说，中医学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来看，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方面，中医学并不等同于复杂性科学，因为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存在着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医学在研究对象、基础理论、辨证论治、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复杂性科学的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整体涌现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性等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贯通之处。而且，中医学研究的问题与复杂性科学的前沿问题，诸如规律网络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系统的复杂性、理性认识网络系统的复杂性、主体网络系统的复杂性等等方面也存在着若干一致的地方。所以，探究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关系，不能仅从两者表面之区别着眼，而应当更着重于两者之间在思想内容上的深层次联系，从科学文化的复杂网络系统的交互作用和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探讨它们之间的深刻的一致性。
（三）中医学的前景如何
中医学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是它自身的发掘、提高，另一方面，是走综合创新的道路。
中医学的发展掘、提高，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在1958年就指出：“中国医学药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P451)吴仪副总理在2008年全国中医药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医药事业加速发展。为此，一、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二、坚持中西医并重，三、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统筹兼顾[20]中医学应当在当代社会实践条件下，深入发掘自身的精华部分，深刻揭示它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联系，综合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西医的现代形态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以适应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和广大人民的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中医学与西医学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而不能用西医学来取代中医学。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不能罢黜中医，独尊西医。
中医学的发展前学最终是走综合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1](P753)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曾指出：“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22](P256)这同中医学界的有识之士的见解非常一致。张仲景曾经指出：中医学应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中医学家陆渊雷强调指出：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的章次公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指出：“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因此，中医学应当走综合创新的道路，朝着建立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创造的过程。中医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博取众长，融会贯通，综合吸收西医学、民族医学、民间医学、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的长处，创造一种新形态的医学。为此，各种医学形态的医学人才，应当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中国医学的创新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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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Ⅷ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0]参见光明日报，2008年1月25日第6版
[21]毛泽东著作者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2]张岱年文集(第一卷)[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责编：鱼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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