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肆虐等多重因素影响，对拉美来说2021年很彷徨，但很多人也在追求变革。因为经济陷入困顿、失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激起了民众的求变之心。在这一背景下，左翼运动再度兴起，不少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夺回了执政权。
不久前，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博里奇在智利总统大选中战胜右翼对手，这次总统选举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千禧一代已经有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博里奇出生于1986年，是标准的“千禧一代”，早在2011年就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争取免费教育，在智利政坛初露头角。此前，出生于1982年的布蒂吉格担任美国交通部长，这是千禧一代首次进入美国政府内阁。再往前一点，36岁的马林担任芬兰女总理。套用中国的一句话，真可谓“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博里奇当选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成为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重要成果。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拉美国家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智利是重灾区之一，在这个从教育到公共基础设施甚至连水资源都充分私有化的国家，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财富分配的极化特征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在这轮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对决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博里奇在竞选演说中誓言，要“埋葬”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他为此提出了提高对“超级富豪”的税收，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实行普惠的医疗保险等扩大社会服务、打击不平等现象和加强环境保护等施政纲领。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承诺，加上对右翼上台政治上独裁倒退的担忧，使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把手中的选票投向这个他们并不熟悉的年轻人。正如智利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巴·贝约里奥对媒体所言：“（选举结果）明确了许多第一轮没有投给博里奇，但却在2020年投票支持新宪法的选民，为了能让他们期待的改革真正落实，而最终选择了博里奇。”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这是对博里奇个人的支持，倒不如说是饱尝新自由主义之苦的智利中下层民众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渴望使然。
很显然，千禧一代走上政治舞台，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代际更替，而有其丰富特殊的政治意义，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开始。
就在两年前，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之间持续发酵的世代摩擦引发了一场“战争”。“好了，婴儿潮一代”，成为了年轻一代对上一代表达失望的口号。《好了，婴儿潮一代，让我们聊一聊》一书解释了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千禧一代过着与父母不同的生活，而且往往过得不如父母，婴儿潮一代则应为此负责。《时代》周刊杂志记者夏洛特·艾特认为，“在这个收入严重不平等、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我们很难不去责怪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在掌舵的那一代人。”但是，将所有的责任归结于婴儿潮一代，未免主观化了，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情绪上的发泄，也正如夏洛特·艾特所言，“婴儿潮一代并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他们也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完美的世界。”对于千禧一代来说，与追究上一代的责任相比，反思一下现行的社会制度应更理性一些。冷战之后长大的这一代，不仅目睹了资本权力在全球的畅行无阻、所向披靡，更是切身感受到资本赤裸之后的冷酷无情。只要资本逻辑还居于统治地位，它就应对所有社会的不公负起最终的责任，这一点早已为马克思所阐明。
冷战之后，西方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注定了千禧一代与社会主义的情感关联，虽然在他们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明显的差异，但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是改变自己寻求对现实的适应，还是改变现实寻求现实对自己的适应，对于既活跃又有斗争精神的年轻人来说，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年轻人对现存世界的改变向来有着天然的热情和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从来都被视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象征着未来和希望。据博里奇的父亲向媒体介绍，“他希望为社会的改变做出贡献，消除我们今天存在的许多不公正现象。我毫不怀疑，这将是他作为总统的动力。”在博里奇的身后，是席卷整个拉美的千禧左翼浪潮。进入2022年，拉美地区还有巴西和哥伦比亚这两个重要国家将举行大选，这直接关系到地区政治风向是否继续“向左转”。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大同世界依然还只是个理想而已，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的地方年轻人享受着和平而宁静的时光，有的地方年轻人却饱尝纷飞战火的苦痛。虽然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欢喜与哀愁，但对这种客观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屈服。正是由此，对于博里奇和他领导的智利改革，不论这种改变的程度如何，都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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