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朝鲜全国新增17.444万例发热患者，8.143万例治愈，死亡21例。
从4月底到5月13日朝鲜全国累计报告发热患者52.444万例，其中24.363万例已治愈，28.81万例接受治疗，目前死亡病例达27例。
以上是朝鲜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14日向劳动党政治局协议会（以下简称5·14协议会）报告的最新疫情情况。5·14协议会当天凌晨召开，当天报道，与5·12政治局会议一样，再次打破“会议次日报道”的惯例。
从12日日增1.8万，到13日日增17.444万，疫情蔓延的速度很快，也显示隐匿传播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从治愈和死亡两个官方数据看，朝鲜这波疫情也基本符合奥密克戎“传染性强、致死性低”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仍然在使用“发热患者”这个概念，而非“新冠确诊病例”。
疫情在蔓延，而5·14协议会显示，朝鲜的认识和措施也在动态改变。顺便提一句，朝鲜的“协议会”概念约等于我们这边的“讨论会”、“研讨会”，但不是坐而论道，最终要拿出各种办法和解决方案。先来看5·14协议会的要点——
金正恩将此次疫情定义为“朝鲜建国以来的一次大动乱”。
死亡病例大多是由于“没有掌握科学治疗方法且过多服用药水等过失”导致的。
要求“迅速供应紧急调拨的备用医药品，重新确定了调动国家手段和力量运输和供应必需药品，确保医药品及时到达患者手中且服用的业务性程序”。
要求“合理采用符合拥有特殊体质的发热患者等不同环境患者的科学治疗战术、治疗方法”，尽量减少死亡率。
判断此次疫情“不是各地区间无法控制的传播，而是封控区和相关单位内部的传播状况，大部分病症发展过程顺利”，表示有“最短期就能克服疫情的信心”。
再三强调“各地区封控、各单位封闭措施的合法性和实效性”，强调“一定要扭转疫情扩散形势”。
要求“教育全体人民提高科学防疫意识，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有关疫情防控及治疗的常识宣传工作的同时，大量创作多种视频并通过媒体广泛普及来增进群众对疫情的了解” 。
要求各级党组织“投入保卫人民的战斗”；要求党员干部“向本部党委交出自家准备的常备药品，并将之用到困难家庭”。
要求防疫部门“好好研究先进国家的防疫政策、防疫成果以及经验”，“最好积极学习中国党和人民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已取得的先进而丰富的防疫成果和经验”。
决定采用“业务性措施迅速加强保健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求“采取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妨碍紧急防疫工作的一切消极现象”。
以上。简单概括一下，大致三点——
一、困难一大堆，比如对疫情的认识、准备不足，治疗方法缺乏科学性，备用医药品调配和供应有缺失等等。
二、针对疫情及造成的困难，有措施、有信心，表示可以短期内打赢。
三、在朝鲜式防疫的基础上，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
最大的转变，在于金正恩要求“最好积极学习”中国经验，这与两天前已经有了近乎大转折似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个转折应该是两天内疫情迅速变化的结果，大致也是国际部部长金成男在5·12政治局会议上连续两次起立接受任务的结果。
疫情在发展，但与人口大致相同（2500万人规模）的某些国家或城市相比，朝鲜的一个相对优势是，人口流动密度较低。从目前朝鲜采取的封控措施看，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和抗疫防疫并行，它采取了工作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生产单位（工厂企业、农场）、生活单位（家庭）三种不同的封控，也就是说，有工作的人在单位闭环工作、生活，家庭妇女、老人、儿童等在家静止。这也就是上述会议要点第6点中强调的封控封闭的“合法性和实效性”，其中，“合法性”强调的是执行力，这一点利用的是自身优势；“实效性”讲的是全国以单位、家庭为主划分成一个个可控的小单元，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流动，这种朝鲜式“原地静止”也是它得以提出“经济发展与抗疫防疫并行”的基础。
截至本文发稿时，尚未看到5·14协议会的电视新闻视频。但从5·12金正恩视察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的相关视频中，大致证实了该司令部的架构，即两位常委级干部——中央组织书记赵甬元和军委副委员长、中央书记朴正天是专责分管，日常具体运营由政治局委员、国家保卫相郑京择和中央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李忠吉负责。
金正恩抵达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图左起：赵甬元、朴正天、金正恩、郑京择、疑似工作人员。
金正恩听取疫情情况汇报。红箭头所指方向依次为赵甬元、朴正天、郑京择、李忠吉（站立者）。
郑京择（站立者）汇报。
李忠吉（站立者）汇报。李忠吉平常是戴眼镜的，视频显示他摘下眼镜放到桌上。
负责抗疫防疫的四位高官。图左起：赵甬元、朴正天（站立者）、郑京择、李忠吉。这老四位目前的压力应该有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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