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日本漫长的战后岁月中，在政治这一方面，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五五年体制[i]”这一名词了。但是大家又对“五五年体制”中的“失败者”——日本社会党了解多少呢。本文旨在略述日本社会党从建党到衰亡的历史及对其历史教训的总结，以飨同好。同时，笔者也希望各位同志们能更多的了解如日本之类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毕竟，“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
一.日本社会党的成立
1.日本社会党的成立与片山内阁
1945年9月5日，日本政府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后的第三天，战前劳动运动的领袖级人物，战前合法无产政党中极为重要的角色——西尾末广在第八十八回临时议会休会后找上了曾同他一道在社会大众党内共事的杉山元治郎,水谷长三郎和平野力三。他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是时候将战前的无产政党的同志们联合起来，重建一个大同团结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达成了一致，并找到了其他9位曾参与无产政党的议员，并以三位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元老级人物——安部矶雄，高野岩三郎、贺川丰彦的名义向战前无产政党的关系人发送新党筹建委员会的请帖。次年2月2日，新党筹建委员会正式召开。在会议上，他们决定了纲领，规约和政策，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日本社会党”这一党名。从此时开始，日本社会党作为日本最庞大和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了她那传奇的一生。
各位读者可能认为，这样一个政党，一定是非常进步，非常革命的吧。实际上，当时的社会党非但不革命，反而十分保守。正如社会党成立三功臣之一的水谷长三郎在结党前夜就曾说过“如何调整我国古来的传统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党的一大使命。”而这“古来的传统”，自然也就包括所谓“国体”。而根据日本社会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中“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将统治权进行分割，大部分归议会，一部分归天皇”[ii]这一部分，我们也足以看出日本社会党早期的保守性格。
这是为什么呢。自然是因为日本社会党早期结党时的主力军是战前的“合法无产政党[iii]”关系人，这一批人在战争开始前或开始时，或多或少都支持过旧日帝政权与军部的行动，作为行动的支持者，他们没法立刻同战前无产政党运动中的保守思潮划清界限。自然而然也会使得所谓“新党”成为新瓶装旧酒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早期的社会党的上下干部位置均为保守派把持。加入社会党的劳农系和日无系干部[iv]被刻意打压，无法得到重用。在党内决策等问题上也无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为后来社会党的党内矛盾埋下了伏笔。
言归正传，社会党作为此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政党，同共产党一道领导了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斗争。尽管以树立革新政权为目的的大名鼎鼎的二一总罢工最终失败[v]。但社会党依然凭借高超的交涉手段和钻营技巧同协同党与民主党组建了三党联立政权，由于总理大臣由时任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担任，故史称片山内阁或社会党首班内阁。
不过，掌握权力的片山和社会党却并没能取得什么合格的成果，尽管社会党应总同盟的要求开始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并设置了劳动省以应对这一情况，但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产别会议重新开始反对片山内阁时，片山内阁居然亦选择压制之。社会党所意图颁布的法律要么因为内阁内部其他党派不同意，要么因为资产阶级的“世论”而让步或撤回，例如作为社会主义政策具现化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就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对而让步，并在内阁倒台后不久被废除。而且在片山内阁任内，贪污事件和渎职事件频发，民众对于社会党首班内阁的信任已消耗殆尽。
而这次组阁，也使得党内的离心力愈发加强。作为社会党的首班内阁，内阁中居然完全排除了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社会党左派。社会党左派也因此被称为“执政党中的在野党”，这无疑造成了党内矛盾的激化。最终，片山内阁在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党左派在国会内的公然反对声中轰然倒地。社会党的第一次组阁就此彻底失败。
2.森户-稻村辩论与左右分裂
作为社会党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片山内阁倒台的推手，被排除在执行部之外的“与党野党”——社会党左派一直试图抵制来自当时社会党主流派的攻击，并通过组织影响党的方针。
当时，作为社会党主流派的日劳系与社民系先后成立“社会思潮社[vi]”与“社会经济研究所[vii]”作为派阀组织，日无系和劳农系自然不甘示弱，也以铃木茂三郎为主帅，于1946年5月成立了五月会[viii]作为社会党左派的联络团体和派阀组织，在大会上同执行部进行对抗。而社会党内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山川均和向坂逸郎也在同年4月3日以准备会形式创建了民主人民联盟，次年7月又同荒畑寒村，高桥正雄，稻村顺三，小堀甚而，板垣武男，冈崎三郎等人成立 了《前进》杂志 ，并于1950年演变为著名的社会主义协会。社会党左派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统一了起来。
通过《前进》和五月会的努力，劳农派的理念在社会党内逐渐渗透，吸引了一大批自劳组或市民组织进入党内的新党员。而在片山-芦田内阁失败后，以右派为主流的社会党在49年1月的总选举中大败，从选举前的111席急速跌至48席，甚至连时任委员长片山哲和前任书记长西尾末广都没能保住众议院席位。在议席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党右派对党内影响力急剧收缩，这给了社会党左派一个优良时机以扩展自己的实力。
1949年4月，社会党召开再建大会。在会议上，左派和右派爆发激烈冲突，尤其是针对“社会党的倾向”的讨论，社民系大将森户辰男打出反康大旗，认为社会党应是议会主义的国民政党，这引起了左派的极度不满。劳农派的稻村顺三随即进行反驳，认为社会党应是变革社会的阶级政党。而针对日本应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两人又争执不下。最终，属和田派的胜间田清一出面调停，决定社会党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包括中小企业家，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的民主政党[ix]”这为之后几十年社会党的政策定下了基调。在随后的党干部选举中，力量大幅增长的左派支持的铃木茂三郎代替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就任社会党书记长，这引起了社会党右派的广泛不满，为随后的两次分裂埋下伏笔。
随着铃木派左派政策的逐步推进，加之朝战的爆发带来的关于日本再武装问题的争论，社会党内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刻。1950年1月16日，在社会党第五次大会上，左右派关于党内人事和青年部去向爆发激烈冲突，随后社会党发生分裂。虽然75日后这次分裂状态就结束了，不过这次分裂已昭示着社会党的内部矛盾到达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境地。
果然，1951年1月的第七次大会上，围绕媾和和安保问题，社会党左右派的矛盾再次爆发。反对讲和，安保条约和再武装的左派在人数优势下强行通过了和平四原则[x]作为党的基本纲领，并选出铃木茂三郎作为社会党委员长。赞成讲和的社会党右派则于当年十月宣布退出社会党。社会党正式分裂。
二.劳组依存体制的形成
1.产别民同运动与总评的成立
2·1ゼネスト失败后，共产党试图继续保持对产别会议的控制。因此，产别会议发动了全递三月斗争和国铁继续斗争以作为2·1ゼネスト的补救措施，并于1947年3月建立了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全劳联）[xi]以推进劳动战线的统一。但这一切行动不但没能维护共产党对产别会议的控制，反而适得其反。
1947年4月后，产别会议旗下各劳组纷纷进行自我批评，就连产别干事会也不例外。但由于共产党控制产别会议的需要，在共产党党员占据优势的产别大会上，劳组和干事会的自我批评被否决。而产别会议干事会的新行动方针亦不予通过，这引起了劳组成员的广泛不满。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彻底控制了产别会议，应该通过斗争手段排除特定政党的控制。1948年2月13日，以1947年12月辞职的产别会议事务局次长细谷松太为中心，产别民主化同盟正式成立。同时在产别会议下属的各工会中间也开始产生严重的分裂，国铁反康同盟，全日通白通会，全递再建同盟也随之成立，并夺取了劳组的领导权。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对劳组的控制，而在全官公的七月斗争失败后，总同盟也开始同民同派进行接触并提供支援。1949年7月的赤狩[xii]开始之后，劳组的分裂情势进一步恶化，1949年11月，产别会议的人数从163万人锐减至76万人。产别民同派另立炉灶，成立了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联合（新产别）并退出了产别会议。
在占领军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打击之下[xiii]，产别会议彻底衰落。在GHQ的支持下，1950年7月11日，统合了总同盟，新产别，中立劳联四百万组织工人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正式成立，劳动战线也由此统一。
就像社会党一样，成立之初的总评保守色彩浓厚，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和产别民同左派的兴起[xiv]，1952年7月的总评第三次大会否决了加盟国际自由劳组联合会的方针，并以社会党的和平四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明确了民同左派的路线。右派由此失去了对总评的控制，并于不久之后脱离总评，另立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全劳会议）。
总评事务局长高野实
以藤田-高野为代表的民同左派通过同左派社会党内的社会主义协会合作，逐步稳固自己在总评内部的地位，并通过投票支持社会党以换取社会党的支持。而协会派也通过藤田-高野执行部在劳组内部进行宣传活动，以扩大规模。至此，社会党·社会主义协会同总评的合作关系就此开始。也为之后社会党的劳组依存埋下了伏笔。
2.“一又二分之一大政党制”
尽管在社会党分裂时，大多数社会党所属议员都倒向右派社会党，但社会党绝大多数的地方组织和活动家都迅速向左派社会党靠拢[xv]，当时的社会党体系一度被称为“颜面的右社，组织的左社”。加之得到了总评的支持，左派社会党如鱼得水，在1952年总选举中一举斩获54席[xvi]，1955年总选举更是一举突破89[xvii]议席，远远超越右派社会党的67席，正式确立了左派社会党在社会党体系内的优势地位。在社会和宣传层面上，左派社会党掌握着强大的宣传机关[xviii]，同时其坚持反对再武装，对抗修宪和反对安保条约的态度也使得其在选举和社会运动上相比右派社会党更具有优势，议席数目的推进也更显有力。
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倒台后，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继任总理，面对鸠山这一大敌，左右派社会党不得不团结起来以对抗保守政党。经过左派社会党的大幅让步后，1955年总选举上，左右社会党宣布将在选举之后进行再统一的活动，而在各都道府县，两社也互相拉票，引起了很多选民的注意，1955年10月13日，两党正式合并。
尽管社会党再次归于一统，但其内部结构依然及其不稳定。以西尾派为首的社会党极右派认为统一社会党纲领过多的凸显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是对社民主义的污染。而以向坂为代表的协会派和以和田博雄为代表的和田派则认为该纲领是“两分左社，八分右社”[xix]，批判了以铃木派为代表的左社执行部。在日产斗争失败后，协会派成员太田薰和岩井章代替引咎辞职的原口和高野，分别就任总评事务局长和议长。在政策上同铃木派有所对立，并迅速同协会派一道同和田派相靠拢。左右两派急于再统一而忽视了再统一反对派的声音，为四年后西尾派的离党埋下了伏笔。
不过，目前的矛盾仍然掩盖在强大的外敌之下，并未显露出来。
在太田-岩井执行部掌控的总评的帮助下，再统一的社会党一跃成为了158席的大党，仅次于此时的日本民主党，离取得政权只有一步。这使得日本的保守势力极为恐惧，1955年11月14日，在民主党政治家三木武吉的牵头下，日本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自民党。自此日本战后三十年时间里的政治格局基本确定，即——自民党大致占据半数以上，三分之二以下的国会席位，足以保证政权的稳固；而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与其他在野党占据剩余半数到三分之一的席位，使得与党无法对宪法进行任何修改。
在之后的1958年总选举上，日本社会党一举斩获166个席位，取得了大胜。但这次胜利所昭示的问题，并不全都那么令人愉快。事实上，从1955年总选举开始，日本社会党的选举席位就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在这张图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党议员的当选过度的依靠总评的推荐和拉票。那么总评一旦发生变故，社会党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席位依然稳定。而且社会党在针对5万6千名党员的调查中，知晓其学历的只有五成，知晓其职业的也不到八成[xx]，这也证明了社会党对于其党员的管理和扩张是及其不合格的。至此，社会党的劳组依存体制正式产生。
三.社会党的改革自救与派阀斗争
1.社会党的早期改革与西尾派的离党
在1958年总选举后，议员推荐与非推荐的当选率差别给了社会党内极大的冲击。社会党官报甚至认为，如果继续维持这种情况，社会党就不能被称为阶级政党了[xxi]。党内兴起了一股要求修正劳组依存体制的思潮。
在强烈的改革呼声中，1958年10月召开的第14次定期大会上，社会党决定设置机构改革审议会。审议会提出借鉴奥地利社会党的双重党员制度，即将党员分为只缴纳党费，购买机关报并在选举中支持社会党的一般党员，以及在基层组织担当职务，被选为代议员或党大会代表，负担党活动的活动家党员两种，以减轻一般党员负担，扩充党员人数。但以战前日劳系出身的浅沼稻次郎书记长拘泥于战前无产政党经验和组织论，反对改革方案[xxii]；而协会派的向坂也认为该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亦对该制度颇为嫌弃[xxiii]。最后，该制度未能实现。
在无尽的讨论中，社会党就这样迎来了1959年参院总选举。在这次总选举中，自民党通过改善竞选策略，通过灌票，让票等方式针对社会党议员，使得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败。这将社会党依赖于劳组的事实暴露在了世人面前。而这次惨败，也使得社会党内的裂痕越拉越宽。
一方面，左派的青年活动家们对社会党右派的派阀政治不满，认为都市中的社会党支部被战前的活动家和议员把持着，而党又无法从农村吸纳新鲜血液。而右派议员和活动家们也对日渐激进的社会党本身感到十分不满，认为应当确定一个中间的道路。在一系列争斗的背后，是一个40%的活动家没有出席过党的会议，党员数只占有投票权群体的千分之零点七七，党费收入不足，各地方组织只能通过出售支部大楼广告位维持生计的社会党。
1959年9月12日，为了总结参院选社会党大败的经验，社会党召开了第16回定期大会，在会议上，社会党极右翼代表西尾末广向社会党中执公开发难，批判中执的亲中苏政策，阶级政党论和社共共斗路线导致了这次参院选的失败，要求中执改变路线，不再反对安保条约，并将安保阻止国民会议的主导权从总评转移到社会党。这无疑在党大会内激起千层浪，西尾派代表同铃木派，和田派和协会派爆发激烈冲突。
西尾派在大会上被驳倒后，一直同全劳会议[xxiv]暗通款曲的西尾公然组织所谓“社会党再建同志会”，企图将社会党右派分裂出社会党，12月17日，社会党再建同志会发表诀别声明，从社会党内分裂了出去。次年1960年1月24日，西尾派分子和全劳派合流，宣称成立一个“稳健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臭名昭著的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就此成立。
西尾派的脱党给了社会党很大的冲击，在随后的大会议题上，中执决定将重心放在组织改革上。1959年10月16日，第十六次继续会议上，机构改革审议会再次提出报告，要求明确党本部书记和活动家的地位并保证其待遇，机关报收费，充实地方支部的活动并加强活动家的发言权。这无疑给社会党青年活动家们打了一剂强心针，社会党的改革自救之路就此开始。
2.构造改革
民社党结党后的1960年3月23日，社会党召开第17回临时大会选举党役员以代替引咎辞职的前任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在围绕委员长和书记长的人选问题，党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党内主流派铃木派推举浅沼稻次郎作为委员长，而党内残存的右派则联合害怕组织进一步解体的协会派推举河上丈太郎就任委员长。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争执不下。铃木派此时同企图竞选书记长的江田三郎接洽，希望江田派在竞选时支持浅沼稻次郎，并同其定下了一个“上任两年后将书记长让出”的君子协定。于是浅沼稻次郎则以微弱优势就任社会党委员长一职，而江田三郎则就任书记长一职。
1960年10月12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遭到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刺杀，不幸身亡。江田三郎就任社会党代理委员长。作为社会党代表的他多次参加电视演说，同自民党和民社党党首进行公开辩论会，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在江田的人气和国民对浅沼的同情下，社会党从选举前的122席跃升至145席。这无疑给困境之中的社会党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其在党内的权威打下了基础。
掌握了社会党实权的他开始了一项极富野心的计划——构造改革。他希望通过对方针和执行路线的不断改良，以夺得政权，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超高生活水准，苏联的全面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政治，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
要进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改革，首先就要对社会党组织进行彻底改革。
1961年3月6日，社会党召开第20回定期大会。在大会上，江田一举宣布将在之后的一年内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地域支部，强调自治体改革的重要性，以脱离劳组依存的状态。同时，江田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党刊《社会新报》的读者提升三倍，党员人数翻倍。
然而，在改革上博得了人民信任的江田却没有想到，社会党内左右反对派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已经在书记长之位上站稳脚跟的江田似乎早已忘却当初的“君子之约”，没有任何想让出书记长位置的想法。铃木派首脑佐佐木更三对此相当不满。而社会党内的协会派也对江田派的改革不满以久，加之江田多次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评价向坂逸郎等协会派活动家为教条主义者，更是激化了协会派与江田派之间的矛盾。为了对付江田派，铃木派（或为佐佐木派）同协会派冰释前嫌[xxv]，在1962年1月20日的社会党第21回定期大会上对江田公开发难，为了同江田派相对抗，佐佐木只好从协会派处“借用”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理念。借此机会，协会派势力再次大幅扩展。
3.劳组依存体制的恶化
1962年11月27日，社会党召开第22回定期大会，在会上，协会派联合佐佐木派向江田发起攻击，党大会采纳了所谓的“江田非难决议”，江田被迫引咎辞去书记长一职。在协会派的支持下，江田派的后继者，“战斗的构造改革主义者”成田知巳登上社会党书记长大位，并宣布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继续构造改革路线。
1963年总选举后，成田知巳主导对组织问题的调查，发现新推举的46名议员候补竟有31人是劳组出身，而在46人之中，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没有，这无疑证明了相比1958年总选举，1963年的劳组依存程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严重了起来。而党自身反而失去了大量推举议员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
在报告中，成田总结了社会党的三个严重问题，即“日常活动不足，议员党的体制，过度依赖劳组”（成田三原则）。1964年12月，社会党第24回定期大会上，成田知巳再次总结了经验，指出社会党党员大多集中在官公劳为首的劳组里，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被公明党和共产党所吸收，导致社会党在大都市里软弱无力，党势因此陷入停滞。
然而对构造改革派来说，好景不长。1965年5月，反构改的佐佐木更三就任社会党委员长，随即叫停了江田为首的组织纲领委员会的一切改革，在协会派的支持下通过了大名鼎鼎的“日本通向社会主义之道”，象征着社会党最终成为激进社会主义政党。但此时，佐佐木对此时因公害和基地问题而产生，并在构造改革的旗帜下大幅扩展的革新自治体[xxvi]抱有一种消极态度，对其不管不顾，不与支援。这无疑给社会党的组织建设造成极大的恶劣后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经济的急速成长，未被组织的农村青年劳动者大量流入城市，为野党带来一次绝佳的翻盘机会。公明党通过召开市民相谈会，直接同一般市民进行接触，得到了许多市民阶层的信任和支持。而共产党则通过民主商工会和民青等组织对小工商业主，小摊贩和青年进行整合，一度团结了全国17%-20%的中小工商业主和可观数目的学者，学生。而此两党在六七十年代的选举中也大幅跃进。以公明党为例，在1967年初的总选举，公明党依靠创价学会才堪堪获得25个议席，而到了1976年则跃进至56议席。而在1969年的总选举中仅仅获得5个席位的共产党也不堪示弱，依靠自身强大的组织稳步推进议席数目，到了1972年总选举竟跃进至40议席。
此消彼长，社会党不但没能从自民党处夺得议席，反而将议席拱手让予其他野党。而社会党下层组织的资金不足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在选举中，基层活动家连一分钱的竞选资金都拿不到的情况经常出现，反而认为地方支部应保证自己地盘的稳固，不要依靠中央的支持。这一切的一切无疑引发了基层活动家和党员的严重不满。
尽管社会党一年比一年的依靠劳组的推荐，但社会党所依赖的劳组对于社会党的支持仍然逐渐低落。民间重化学企业的组织劳动者对社会党的支持率从42.1%急剧跌落至28.4%，而总评最核心的官公劳中，国劳对社会党的支持率从83.1%跌落至55%，全电通从51.3%跌落至35.7%，全递从57.7%跌落至44.4%。随着协会派和总评的反合理化政策的推进，同盟系[xxvii]工会对总评的侵蚀也逐渐严重。
无论如何，此时的社会党已经进入了一段党势长期低迷的时期。
四.路线转换与革新自治体
1.T.O.K.Y.O
时间一转进入了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在农村，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等引起社会剧烈反响的严重公害问题也开始暴露在世人面前。然而，地方保守政权和造成这些公害问题的资方沆瀣一气。对住民的呼声不管不问。住民运动也从旧来的反基地民族斗争转换为了反公害斗争。在城市，由于大量劳动力涌入大都会，关东城市圈，名古屋城市圈，京阪城市圈，札幌城市圈大幅扩展，但是为了发展经济却忽视了民生设施的建设，使得都市住民也对旧来的保守政权极为不满。这给了“革新”的旗帜落脚的地点。
飞鸟田一雄
1963年4月，社会党左派所属的飞鸟田一雄就任横滨市市长。他一上任便打出直接民主的口号，绕过市议会，开始四处奔走与市民接触。他亲自主持小规模的市民集会，只要有机会，都会亲临现场倾听市民的声音。1972年8月，他发布车辆限制令，禁止美军的战车通过村雨桥运往前往越南的船只，并亲自到场支援阻拦反战市民。在他的任上，横滨市的公园，学校，保育院和医院等民生设施大幅扩展，住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飞鸟田的当选，为即将到来的革新自治体浪潮吹响了先声。
1967年4月，受到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支持的美浓部亮吉和他的革新都民党登上东京都知事的宝座，1971年，受社共两党支持的黑田了一就任大阪府知事，1972年，在冲绳社大党的支持下，屋良朝苗就任冲绳县首任知事。至此，算上50年代当选并维持良久的蜷川虎三知事与其他县知事，全日本有一半住民均生活在革新自治体中，T.O.K.Y.O[xxviii]体制正式成型。
革新首长们深入群众之中，向高速发展留下的各项弊病宣战。在东京，针对高速发展以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堆积问题，美浓部发动了“垃圾战争”，进行灭蝇，灭鼠，清理垃圾堆积场和东京湾内的污泥，在市区外围设立大量垃圾处理设施，大大改善了东京都内的环境。在大阪，黑田广设保育所和各级学校，开展针对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医疗政策。在冲绳，屋良亲自投入到反基地斗争中去，并主持召开了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革新都政/府政大为成功。
然而好景不长，社会党内严重的派阀斗争和革新阵营内整体的不和自然也影响到了革新自治体。1974年，以构造改革派为主的社会党京都府本部指责蜷川虎三过于亲近共产党，在得到自民，民社，社会党江田派和公明党的支持后，遂推举大桥和孝作为府知事候选人竞选，与同属社会党的蜷川虎三知事同台竞争。蜷川虎三以微弱优势再次当选府知事。而在1975年的都知事选举中，社会党又同共产党就部落解放同盟[xxix]爆发激烈冲突，美浓部在市民的支持下才勉强胜过臭名昭著的保守派——石原慎太郎。加之自治省和保守政权的打压和规制，革新首长的日子并不好过。
美浓部亮吉
1976年，社会党内再次爆发严重冲突，江田三郎率派阀从社会党内分裂出去另立社会市民联合，1977年参议院总选举社会党迎来席位大减。这一切的一切都给革新自治体带来了极大的打击。1977年，美浓部宣布不再竞选都知事，社共两党在两年后的都知事选举中败于自民。1978年京都府知事选举，蜷川知事宣布不再竞选，社公民三党败于自民。1979年的大阪府知事选举，黑田也未能当选。革新自治体的时代就此结束了。
2.成田-石桥体制与社会主义协会的退潮
1967年，围绕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的支持与否问题，社会党内爆发严重冲突，时任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引咎辞职。在佐佐木派的支持下，旧和田派首脑胜间田清一就任委员长。他一上任就仿效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展大规模的同一般市民进行对话的行动，企图在一般市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根基尚浅的他却无法掌控党内的主导权，针对党内的主导权，佐佐木派，协会派，江田派，和田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党内局势进一步混乱。
1968年的参议院总选举，社会党失去了8个议席，惨败于自民党。胜间田被迫宣布在1969年辞去委员长一职。在协会派，江田派，佐佐木派的一致支持下，前任书记长成田知巳就任委员长一职，并指定其老前辈江田三郎就任书记长[xxx]，准备大展身手。
但好景不长，1969年的众议院总选举社会党狂失44个席位，再次大败。成田-江田执行部被迫引咎辞职。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协会派和佐佐木派一致反对成田辞去委员长职位，并在接下来的1970年11月召开的第34回定期大会上一致投票给成田，以使他继续担任委员长一职。成田只好继续担任委员长，并指认胜间田派要员，曾提出石桥构想[xxxi]的石桥政嗣就任书记长。成田-石桥体制正式成立。甫一上任，成田和石桥二人就开始了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
协会派首脑向坂逸郎
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成田三原则”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日常活动不足”。成田和石桥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这个问题。他们给这个“病”开的药方则是“党机关中心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将各级活动家与院内议员的行动都约束在各级党大会机关的决议中，从而扩展基层的日常活动并抑制愈发激烈的派阀斗争。而掌控了绝大多数基层活动家和党组织的协会派也对这个“药方”大为赞赏，积极配合执行部的行动。改革进行的非常顺利，权力集中到了各级党大会的手里，而协会派本就掌握着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势力也大为扩展。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党严重的财政问题，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社会党的资金严重不足，不仅无法维持基层党组织的日常开销，甚至连在全国推举议员竞选的钱都十分紧张。石桥通过节约各项经费，增发社会新报等措施重建党内财政，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成田-石桥执行部和协会派的努力下，社会党这次成功的把握住了70年代初的机会。1972年，在田中角荣内阁下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次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混乱使得自民党的反对票开始增多，执行部通过直接与市民对话获得了大量的选票，革新自治体大为扩展。而协会派控制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青同）则深入学校和深山，扩展了大量的学生活动家和青年工人作为社会党的新支持层。1972年众议院总选举，社会党恢复到118席，1976年则扩展到了123席。然而，在席位快速回复的同时，社会党的背后仍然暗藏着严重的危机。
尽管社会党在成田执行部下扩展了大量的市民支持层，但这些支持者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对自民党政权批判票，一旦自民党的方针发生改善，这些流动票会迅速损失。而新增加的铁杆票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学生群体和青年工人，他们在政策上更支持社会主义协会，而不是社会党本身，一旦党内派阀发生变故，这些选票随时都可能丢失。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多次提到的，社会党过度的依赖总评，或者说的官公劳的支持。在70年代后半期，全社会党党员有接近六成都是总评旗下的会员；而在这些会员中，又有八成来自于官公劳，光是自治劳，国劳，全递，全电通这“四大金刚”的党员，就占了社会党内全党员的三成。
而在成田执行部下大幅扩展，侵蚀其他派阀根基，成为党内第一大派阀的协会派也引起了社会党内其他派阀的警觉。社会主义协会长期在向坂逸郎和大内兵卫的领导下坚持着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理念，以马列主义为准绳，在总评和社青同的支援下聚集了大批青年活动家与基层组织，有独自的纲领和理念，俨然成为了社会党内的另一个分党。
1974年5月7日，长期对立的佐佐木派和江田派和解，并组建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以同此时社会党内最大派阀的协会派相对抗。反协会派正式形成。在不间断的派阀斗争中，社会党的党势再次迅速下滑。1975年，スト権スト失败，社会党所留存的最后的“铁盘”官公劳开始崩坏。尽管在此之后协会派仍处于上升阶段，但其衰落已不可避免，于不久之后的1977年9月召开的第41次定期大会中被迫废除协会的纲领，并宣布仅作为理论研究会继续存在。1976年，佐佐木更三未能继续当选议员，被迫从政界引退，佐佐木派开始逐渐解体。1977年3月，一直与民社党，公明党暗通款曲的江田三郎带领其派阀退出社会党，不久后死去。1977年12月，成田执行部为1977年参议院总选举的大败引咎辞职。贯穿社会党60和70年代的三大派阀间的斗争最终结束，各派阀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然而，在无尽的派阀斗争中，社会党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社会党的铁杆支持者官公劳在1975年的斗争中彻底解体。为了对抗协会派所进行的稀释一般活动家发言权的行动[xxxii]使得社会党的基层组织再度陷入衰落之中，社会党再也无法直接指挥基层的活动家。重建的财政秩序和数年来夺回的选票全都灰飞烟灭。至此，社会党似乎再也没有开拓新支持者的余力。
3.路线转换与“政权政党”
1977年，社会党在参议院总选举中遭遇惨败，掌权8年，为社会党的体系和局势有极大影响的成田-石桥执行部引咎辞职。留下了派阀斗争造成的一地鸡毛和严重衰退的党势。在这种情况下，曾任横滨市长，革新首长的重要人物飞鸟田一雄接过了委员长大位。
在地方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他在党机关工作的经验不足，但凭借数十年同市民来往的经验，他认为社会党必然做出改变。总结经验之后，1977年9月召开的第41次定期大会上，飞鸟田宣布解散派阀，并将大量市町村和国会议员引入党大会和各级机关，稀释以协会派为首的左派力量。在政治上，逐步改变原本的社共共斗路线，转为联合民社党和公明党成立联合政权，即对社公民路线的重拾。而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宣布将对“日本通向社会主义之道”进行审查。
正如前文所述，协会尽管在本次大会上被迫废除协会纲领，从派阀转变为理论研究会，但其代表仍占据社会党大会的三分之一左右，且社会党内其他左派派阀并不一定支持飞鸟田的做法。所以一般来说，飞鸟田想要通过审查“道路”来完成社会党的政治现实主义化和西欧社民化并不现实。
但是现实总是很魔幻，一般来说行不通，二般来说就行得通了。
1982年11月，已经转变为研究会的社会主义协会围绕社会党方针的问题发生严重分裂，北海道，新泻，青森，宫城等地的地方协会宣布支持社会党审查“道路”的方针。1985年，作为社会主义协会的创办人和理论中心之一的向坂逸郎去世，更令协会派的分裂愈发严重。
飞鸟田随即抓住集会，在1982年的第47回定期大会上通过了“创造新社会——我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构想”这一理论文章。1983年，飞鸟田因为参议院选举失利和党内局势恶化宣布辞职。原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嗣接过改革旗帜，于1985年6月公布了“日本社会党的新宣言——爱，知，力的创造”这一纲领草案。这一草案首先写明，“日本通向社会主义之道”正式成为历史性文件。在之后，该草案否定了社会党的阶级政党性质，规定社会党为“国民政党”。确定为了夺取政权，社会党将向“政权政党”的性质迈进，不排斥与任何政党的合作。宣布彻底脱离劳组的依赖，宣布劳组只是社会党的合作者之一，社会党不是劳组利益的代言人。最后，该草案彻底否认了苏联等国的“现行社会主义”，明确表示与社会党的道路不一致。
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
这个草案对社会党内的局势来说可谓是“地动山摇”，党内的中间左派和左派诸派阀对该纲领表达了极大的反对。然而，由于太田协会和川口[xxxiii]协会的分裂和中间左派之间的不团结，该纲领得以在附加妥协决议的情况下在1986年1月的第50回定期大会续会上得以通过。
然而，对于社会党来说，所谓“政治的现实主义化”并没有结束。在提出社公民路线后，为了同公明党和民社党的安保政策相适应。石桥政嗣委员长在大会上提出自卫队违宪合法论，并修改为自卫队违宪法律存在论。事实上废弃了社会党一直以来坚持的自卫队违宪论。至此，森户-稻村争论以来的社会党左派优位体制和阶级政党性质就此发生改变，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向社民主义政党的转变。而非武装中立政策也开始松动，朝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方向跃进了一大步。
4.土井旋风和最后的辉煌
以回复党势为名，社会党发起了全面改定党纲领的行动。然而所谓“现实主义的政治”真的给社会党带来了党势的恢复吗，我看不见得。
在新宣言颁布后的1986年7月6日举行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社会党遭遇了1949年片山内阁倒台以来最大的失败。社会党“现实化”的最大“功勋”石桥政嗣委员长被迫辞职。此时对于社会党来说，不论是劳动界，还是党内或党外政局，都可谓是一地鸡毛。
此时的总评，在官公劳的斗争失败后，曾统领总评二十余年的左派已经彻底失势，主张劳使协调的右派坐上了执行部宝座。1977年8月，总评删去了纲领中有关阶斗和反独占的语句。1979年，总评更是设置了社会党总评协议会以对社会党内施加影响，迫使其转向社公民路线。而在总评内部，代替原本协会派领导的右派新执行部也开始不再只支持社会党一党，在投票中，这些总评的旗下工会会将票投给公明民社两党。这标志着，总评和社会党的坚定同盟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并可能破裂。
而在政界，此次选举，自民党单在众议院就夺得300个席位，已经逼近三分之二的改宪红线。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宣称“五五年体制已经结束”，“保革伯仲一去不返”，要“战后政治总决算[xxxiv]”。同时又主持了国铁拆分民营化以对付社会党的铁杆支持者——国劳。而党内组织更是延续了1958年以来的老毛病——党员人数质量双低，过度依赖劳组和基层活动不足。几年来社会党的“现实主义化”不但没能缓解这种问题，反而使得亲协会的基层活动家大量脱离社会党，使得基层活动进一步衰落。
这一切的难题，都留给了新上任的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
作为日本第一个女性党首，土井在上任之后立刻得到了国民的关注，为了博得国民的支持，土井在选举中大量推举女性候选人，并积极参加电视节目，电视辩论和现场集会。其政治素人的面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首任女性党首的身份无疑给市民带来了一种“革新之感”。但仅凭这些，就足以掀翻自民党的党势吗，显然是不行的。
然而，时势造英雄。300个席位给了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信心，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他不顾党外舆论的反对，强行推广营业税失败，不得不将政权交给旧田中派出身的竹下登。竹下登上台不久就强行企图导入消费税体制，引发了世论的反发，而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xxxv]又给了竹下内阁一次严重打击。昭和64年，竹下登不得不在消费税法案通过后灰溜溜的首相官邸。接任的宇野宗佑更是重量级，作为有妇之夫的他同时与某艺妓有着肉体关系，被曝出后举世哗然，黯然下台。这一切的一切使得日本人民对自民党的信任达到了最低。
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联合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在营业税消费税等税金问题下向自民党穷追猛打，利库路特事件发生后，社会党又紧跟在多名大员事后追责。这一切的行动和土井的个人魅力无疑改变了社会党在国民眼中“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土井旋风就此刮起。
1989年7月15日进行的第15回参议院总选举中，土井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以社会党为首的野党一举完成保革逆转，掌握了参议院的主动权。土井也获得了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候补，虽然最后仍是众议院推举的海部俊树就任首相，但土井旋风的威力无疑是巨大的。用土井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地动山摇”。
然而，1990年的第39回众议院总选举，土井未能联合民社公明两党打破自民党的单独多数。而在阵营内部，尽管社会党的席位上升到了139席，但民社和公明两党席位却减少了。对于此两党来说，未免有社会党抢票的嫌疑，加上政策上的差异，使得社公民三党内部的合作变得不愉快起来。
此时的政界也是一阵安稳，自民党政权下的日本没有出什么新的乱子，而总评解散之后产生的联合[xxxvi]也不再单独支持社会党。社会党没能在市民中开拓出稳定的新支持层，一旦强劲势头一过，这些曾经支持社会党的市民阶层就会果断弃之而去。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社会党将在不久后再次遭遇失败。
不出所料，失败果然来临了。
五.日本社会党之终焉
1.五五年体制的结束
1991年的统一地方选举和东京都知事选，社会党均遭遇惨败。曾用“旋风”将社会党吹起的土井多贺子委员长引咎辞职。党内右派再次在执行部发难，认为这次失败是“现实”的还不够，疑似还是欠“现实”了，随后拥立同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均关系较好的田边诚就任委员长，然而得到一般党员支持的党内左派却拥立了上田哲同田边分庭抗礼。最后田边诚以微弱优势就任委员长，不得不向党内左派低头。只稳健的推进党的“现实化”。
而在1992年，关于PKO法案[xxxvii]的审议上，社会党又同民社党，公明党闹翻，在牛步战术和总辞职均失败后，PKO法案最终依然通过，社会党在政策上遭遇大败。而民社党和公明党也转向支持自民党，成为了自公民路线。不久之后，社会党在16回参议院总选举中再次失败，田边诚辞职，时任书记长山花贞夫就任委员长。社会党也不得不再次向“现实化”推进，通过了“日本社会党的新宣言”这一纲领，正式表示“将遵守包括多党制和政权更迭的议会民主主义”，并将合作对象扩大到了“任何政党”，正式标志着社会党的“现实化”达到顶峰。
就在社会党前途再次灰暗下来的同时，老天再次给他们来了一记重拳。原来，自民党内派阀斗争再次兴起，1993年，得到国民支持的海部俊树因为派阀斗争被迫辞职，而新上任的宫泽喜一内阁又因为东京佐川急便事件[xxxviii]受到严重打击。并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受到全野党的不信任动议，被迫辞职。在派阀斗争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党内诸派趁机脱离自民党，分裂为新生党，先驱新党，日本新党，自民党遭受严重打击。而这一新党旋风又抢走了原本属于社会党的无党派层和中道支持者的选票，联合也选择支持新党，使得社会党的席位迅速下降，自1955年以来的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就此破灭。
为了承担责任，山花贞夫被迫辞职，著名的村山富市就任委员长。此时的社会党已经没有能力继续维持建立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联合政权的纲领，被迫低头加入了细川护熙的非自民·非共产联立内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党的党内非主流派又脱离社会党，另立新党，加速了社会党的衰落。而在内阁内部，细川辞职，羽田孜上任后，除了作为执政最大党的社会党和支持护宪的先驱新党外，其他党派成立了一个会派“改新”来孤立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这使得社会党脱离政权，先驱新党转为庭外协力党，羽田内阁成为了一个少数党执政的政权。
脱离与党集团的社会党和先驱新党随即转而寻求同其他政党相合作，而失去执政党地位的自民党也继续重返宝座。于是，在五五年体制下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大党派开始了一段奇妙的合作。
2.自社先联合内阁
1994年6月29日，自民党在众议院首相候补选中推举时任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并在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支持下就任首相，自社先联合内阁的村山内阁成立。
然而，与自民党合作出任首相的村山却很尴尬。按照法律规定，他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是自卫队的最高指挥官，但社会党的核心路线却是自卫队违宪论。这就显得十分自相矛盾了。
于是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1994年7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村山表明将“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整备防卫力量”的立场，而在月底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他进一步声称日美安保体制对亚太的和平与繁荣来说不可或缺，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自卫队员予以肯定，而最重要的——他宣布自卫队是符合宪法的。
这么大的决策问题，村山并没有通过党大会等方式进行表决，而是仅仅在几个社会党高层领袖内进行了意见交换就公之于众了，之后就算进行表决，也不过是对之前状况的追认而已。这样的情况必然将极大的激化党内的矛盾。在此之后，社会党内解党论和党员离党的问题不断发生。
而最重要的，在政策上同保守政权全面接近也为社会党的末日敲响了丧钟，这些所谓“历史性的转变”在理论上毫无价值，转变后的社会党同保守政党到底有何区别，这样的社会党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这样的政权更迭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无疑使得社会党同其支持者和基层活动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加深了国民对于社会党的不信任。无异于饮鸠止渴。而1995年参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大减25席，从第二党位置衰落到第三党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1996年1月，在自民党恢复元气后，社会党宣布辞职。让位于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自民党自宫泽喜一内阁倒台后再次掌握政权。
3.社会党的终焉
社会党虽然仍然留在桥本政权内，但其情况已日暮西山。村山政权倒台后不久的第64回定期大会上，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从此宣告了社会党的灭亡和一个时代的结束。3月，社会党内左派议员纷纷离党，成立“新社会党”，与社民党切割。9月11日，先驱新党的菅直人和鸠山由纪夫宣布建立新党，并广为招纳人才，对社民党失望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改换门庭，社民党62名众议院议员有半数加入新党“民主党”，本已衰弱的社民党再遭重拳，而在小选区制度改革后的1996年众议院选举中，社民党更是只有15人当选。
就这样，在1945年11月成立，曾一度在政界呼风唤雨，领导战后声势浩大的革新运动的曾经的野党第一党日本社会党，终于在建党的第51年的1996年10月选举后跌落谷底，成为了政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再也没能爬起来。进入新世纪后，社民党又发生了分裂。到目前为止，社民党仅能在众议院维持一个席位，在参议院维持两个席位。实在是令人唏嘘。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并不全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变化而导致社会党失去赖以支持的社会基盘导致衰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严重的党内派阀导致的路线频繁转换，未能在关键时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并完成历史性转换，从而辜负了国民对于革新和社会党的期望。加之社会党的组织和运动方针的扭曲至解党依然未能得以改正，这一切的一切共同作用，造成了社会党的最终毁灭。
为何会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怎样才能规避这样的失败。还请诸君仔细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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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政吉.“日労”系指導者の戦後と『社会思潮』[J].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1998（475）
[i]1955年，为了应对社会党再统一，JDP与LP进行合并，成立了自民党。从此维持自民党占据国会三分之二席位，社会党与其他在野党维持剩余三分之一席位的态势
[ii]『日本社会党20年の記録』日本社会党機関紙出版局p28~31
[iii]即在旧日帝的合法范围内组建的自称“无产阶级的”革新政党。这些政党按其源流大致可以分为日劳系，社民系，日无系和劳农系
[iv]均属左派或中间左派
[v]尽管这次斗争的失败同社会党三心二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很大关系
[vi]日劳系和社民系合办的报社，以社民系的丸冈尚与水谷长三郎为主干
[vii]以日劳系为主，社民系为辅的派阀组织，主干有社民系的森户辰男和日劳系的河上丈太郎，三轮寿壮，河野密等人
[viii]同时，铃木还同大内兵卫，向坂逸郎，有泽广巳等人成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会，作为党内派阀的协力组织
[ix]労働階級を中核とする農民、中小企業者並に知識層などの広汎な勤労大衆の民主的組織体たる政党
[x]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再武装
[xi]全劳联一度统一了全日本84%的组织劳动者，但由于组织松散，全劳联没法很好的统合力量
[xii]以日本政府和占领军总司令部为主导的针对共产党党员的清除活动
[xiii]包括开除左派组合员，命令《劳动新闻》停刊，解雇组合员
[xiv]1952年3月的第二次大会上，民同左派的高野实当选事务局长，7月的第三回大会上，民同左派的藤田进当选议长
[xv]全日本46个都道府县支部，右派社会党占据优势的仅有8个。
[xvi]前回16席
[xvii]选举前74议席
[xviii]左派社会党掌握了分裂前社会党的官报，将其改为日刊『社会タイムス』，并收容了大量被“赤狩”行动开除公职的新闻工作者
[xix]『社会党白書』p.06
[xx]『第十四回定期全国大会党務報告書』p.55
[xxi]『月刊社会党』14号，P.16
[xxii]「江田三郎一そのロマンと追想」同刊行会，p.292
[xxiii]『月刊社会党』16号，p.23
[xxiv]从总评分裂出的右派御用劳组，全名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
[xxv]两派因为再统一纲领和前述委员长人选问题爆发矛盾
[xxvi]即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政党成员就任地方首长的自治体
[xxvii]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全劳会议的后继御用劳组，民社党的支持主体
[xxviii]即Tokyo（东京），Osaka（大阪），Kyoto(京都），Yokohama（横滨），Okinawa（冲绳）
[xxix]旧部落民的主要压力团体，支持社会党
[xxx]由于成田的党内职务高于江田，而江田在党内却算是成田的老师。故这一人事安排又被称为“逆子人事”
[xxxi]即在坚持非武装中立的大前提下，将自卫队改组为警察武装，逐步缩小其规模并最终消灭之
[xxxii]即将大会议员数目扩展三分之一，将全体国会议员，党员知事，党员市长吸纳入党机关。以稀释基层活动家的发言权。
[xxxiii]1967年，因为对理论重要性的争论，协会分裂为向坂逸郎领导下的协会和太田薰领导下的协会，向坂死后，川口武彦就任协会代表
[xxxiv]即对战后的政治进行全面洗牌，包括修宪，清理劳组势力和进步势力
[xxxv]利库路特公司向自民党要人低价赠送未发行股票，受赠方再高价抛售
[xxxvi]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1989年11月由中立劳联，新产别，同盟和总评合并而来
[xxxvii]即合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xxxviii]东京佐川急便前社长因不甘被判刑，举报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等人收受贿赂，事后再金丸宅中搜出大量黄金，并牵扯出大量国会议员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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