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文选自《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112期Samantha Agarwal撰写的书评，书评概述并点评了伯纳德·德迈洛（Bernard D’Mello）的著作《纳萨尔巴里后的印度：未完成的历史》(India After Naxalbari：Unfinished History)（Monthly Review出版，2018年版）。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反霸权运动挑战了印度教专制统治的权威，它的成功需要对包括毛派运动在内的印度左翼力量的成败进行批判性的评估。伯纳德·德迈洛（Bernard D’Mello）写的《纳萨尔巴里后的印度》的发行时机再好不过了。德迈洛的杰作是现代印度及其“腐朽的自由民主（包括左翼对它的挑战）”的历史，也是对印度毛派运动的细致考察。它将尖锐的历史陈述、批判性的分析以及一些独到的理论见解进行了结合。
独立后遗留下来的君主统治和殖民主义使印度农村围绕种姓和阶级进行了社会分化。德迈洛的叙述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农民起义，他认为这是印度毛主义的“先驱”。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这些斗争对前地主阶级的权力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推翻了种姓制度中一些最有害的实践（如vetti，特仑甘纳的以种姓为基础的劳役制度）。印度共产党在其中的一些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最特别的是特仑甘纳农民运动（1946—1951年）和特巴加运动（1946--1947年）。
虽然这一时期的武装起义已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内部分裂，但直到几十年后，这些矛盾才变得不可调和。虽然德迈洛没有深入探讨导致印共（马）1964年的分裂史，但我们知道，该党的主导潮流是通过与国会党进步部分进行联盟来获得权力的议会路径（“民族民主革命”）。相比之下，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避开了议会的道路，赞成通过工人和农民领导的群众运动进行“人民民主革命”。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言论很快就被群众不断的自我活动考验。1967年3月在Naxalbari村(西孟加拉邦)，印共（马）中一个革命的Krishak Samiti（农民组织）实施了一项废除地主主义的政治方案，其内容包括焚烧土地记录、掠夺粮食以及没收与农民多年来债务有关的欠票和其他法律记录。他们手持弓箭和长矛，在几个村庄组成了防御队和农民委员会，妇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场运动唤醒了那些对印度经济压迫和社会屈辱环境不可容忍的穷人和无地农民（Banerjee）的社会意识。
与此同时，首次通过联合阵线控制了西孟加拉邦政府的印共（马）转而反对革命运动，并发动了反叛乱运动。斗争处于萌芽阶段，并不是国家镇压组织的对手。17人被杀，数百人被捕。纳萨尔巴里起义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被立即开除出党。
在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的领导下，该党反叛者在1969年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接下来的1969年至1975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运动斗争。正如德迈洛所说，他们相当不同，包括他们对消灭阶级敌人路线的坚持程度。在这些政治爆发中也许最有争议的是1970--1971年的加尔各答，当时的政党领导人煽动城市青年摧毁所有资产阶级教育的象征，包括民族主义作家和诗人的纪念碑和雕像，并煽动青年搬迁到农村加入阶级战争。
在对1980年成立、以安得拉邦作为生长点的印共（马列）的探讨中，德迈洛对早期毛派运动的理论和战略考虑提供了最清晰的解释。遵循中国革命思想的人民战争组织——正如林彪在1965年的小册子中阐述的一样——相信只要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革命就能赢得胜利。从战略上来讲是通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来“走向最后胜利”。
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派的实践与理论大相径庭——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它面临了巨大的失败。德迈洛提出了一系列失败的原因，包括“忽视了本应在武装斗争开始之前需要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和耐心的地下工作”；忽视了军事需求；推行“群众路线”的失败；没有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建立组织以及运动中缺乏民主程序。但德迈洛似乎把这些结果归结为未能足够紧密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在矛盾——这是德迈洛分析的一个主要弱点，我将回到这点。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第二阶段（大约1977年至2003年），德迈洛认为，“群众斗争”路线——不同于第一阶段——获得了更大的支持。随着1977年紧急状态的解除，附属于印度毛派运动各种分支的群众组织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包括安得拉邦的印共（马列）和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以及马列解放派。
然而，随着国家反应和镇压的加剧，这一时期充满希望的群众活动迅速恶化。根据德迈洛的说法，“群众组织实际上……转入地下”。重要的是，在群众活动阶段，地下活动——即在恰蒂斯加尔邦、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边境地区建立游击队基地——继续迅速进行。在“第三阶段”期间，向游击区的战术撤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将我们带到了现在。在印共（毛派）的庇护下，2003年两个最大的毛派组织（CPI-PW和MCC）合并。在此之后，这场运动的特点是间发性的游击队袭击和突然的国家暴力袭击。德迈洛对这一阶段的国家镇压印象深刻——这段时期不仅困扰着毛派及其支持者，也困扰着很多与毛派没有关系的平民——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他长期参与印度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运动。
德迈洛从毛派运动历史中得出正确结论了吗？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在战略问题上，他正确地批评毛派过于强调武装斗争而忽视群众工作。但是，在处理武装斗争这一难题上，德迈洛做得还不够。虽然他在最后一章“重新设想新民主”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武装斗争必须随着民主活动的发展而继续。他的弱点在于：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建立强大的、民主的群众运动——在那里，国家无可争议地垄断着暴力——都需要公开的政治活动。印度的情况尤其如此。多年来，印度政府对“国内最大的安全威胁”——毛派分子——一直采取行动，清除-任何挡道的人。建立群众基础之前的暴力行为让印度许多地方丧失了开展群众革命活动的可能性。而且，正如Kunal Chattopadhyay在他的优秀文章《纳萨尔巴里之路（2010）》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为托洛茨基所谓的“替代主义”铺平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用自己来替代群众的自我活动。
德迈洛对毛派的另一个主要批评也是准确的。毛派完全没能建立起农工联盟的“工人”部分——换句话说，在中心城市的工人之中，它没有有意义的基础。然而，德迈洛可以走得更远，并考虑如何在未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认识到，印度劳工运动受到印度工人阶级“特殊分化”的困扰，这种分化沿着地位（正式/非正式）、种姓、宗教、种族出身和性别的界线，还受到不断扩大的劳动后备军的困扰。但是，毛派怎样才能把印度无产阶级中的这些不同阶层团结起来呢？显然，这是走出目前僵局的核心问题。
最后，虽然作者正确地认为毛派运动未来必须更加关注性别、种姓、民族和宗教，但奇怪的是，在纳萨尔派未能系统地处理“特殊压迫”问题方面，他避免了探讨。在这里。人们必须求助于其他人的工作，例如Krishna Bandyopadhyay（前印共马列成员），他认为该党从来没有在性别解放问题上采取立场，也没有建立适当的机制来处理党内的性别压迫问题。相反，它兜售的是几乎所有印度左翼政党都认同的信条：“当社会解放时，妇女将自动获得自由。”同样，苏迦塔·吉德拉（Sujatha Gidla）的新书《象群中的蚂蚁》中说明了种姓制度和性别歧视是如何在党内文化和规范中根深蒂固的。克服这些过去的错误是建立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左翼的重要组成部分。
抛开这些疏漏不谈，《纳萨尔巴里后的印度》这本书不仅适合那些对毛主义感兴趣的人去读，而且也适合那些致力于建立力量来对抗印度新自由主义秩序和日益增长的印度教权威胁的人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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