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ex Skopic 亚历克斯·斯科皮克，现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目前担任进步主义政治与文化杂志 《Current Affairs》 的副主编 & Nathan J. Robinson 内森·J·罗宾逊，英美籍作家、政治评论员，也是《Current Affairs》的创始人和总编辑。他以倡导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和鲜明的视觉风格（如常穿色彩鲜艳的三件套西装）而闻名。
媒体中最卑劣的宣传者们对最近的古巴援助行动怒不可遏，大肆诋毁运送物资的活动人士。他们试图转移人们对真正事件的注意力：美国对古巴实施的不人道燃油禁运。
我们两人本周刚从古巴哈瓦那返回新奥尔良。我们随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志愿者，参加了“我们的美洲”援助行动，向这个因美国燃料封锁(以及既有的美国贸易禁运)而饱受煎熬的国家运送了数吨急需的物资。《时事》杂志随行报道了这支车队，并亲身记录了封锁对普通古巴民众的影响。更详尽的报道将刊载于本刊下一期印刷版中，但我们所见景象令人心碎。我们在当地期间，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停电，因为燃油短缺导致国家电网瘫痪。整个哈瓦那城几乎陷入一片漆黑，只有零星的太阳能灯或发电机灯发出微光。
我们目睹的景象将永远烙印在脑海中。人们如幽灵般在阴影中游走。街道上堆积如山的恶臭垃圾，少数仍在运行的垃圾车上的环卫工人被清理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更令人痛心的是，老人正在垃圾堆里翻找，寻找任何能用或能卖的东西。活鱼在积满发绿死水的鱼缸里缓慢死去。店主们眼睁睁看着冷藏和冷冻食品全部变质。出租车司机绝望地招揽乘客，因为来岛旅游的人已寥寥无几。餐馆在晚餐高峰期因突然断电而被迫中途关门。医护人员面露忧色，思考着如何分配仅剩的抗生素或止痛药。
我们的政府正在系统性地折磨古巴人民。它这样做是蓄意为之，旨在向古巴政府索取让步。(请注意，不是人权方面的让步，而是有利的投资条款。)一个富裕国家如此惩罚一个贫穷国家，在道德上简直是骇人听闻。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由进步国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CODEPINK和全球健康伙伴(Global Health Partners)等多家组织联合发起的“我们的美洲”援助车队，既致力于缓解古巴人民的部分痛苦，也旨在揭露美国燃料封锁这一基本罪行的丑恶本质，是一项崇高的努力。我们在车队中遇到的都是真诚、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对美国政府强加给古巴人民的不必要苦难感到愤怒。
部分美国媒体对“我们的美洲”行动的报道较为公正。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刊发了一篇客观报道，指出“捐赠给该岛的物资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食品和抗癌药物。自特朗普今年1月实施能源禁运以来，该岛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加剧了持续五年的经济危机。” 美联社也对此次海上援助行动进行了扎实的事实报道：“随着古巴经济和能源危机的加深，一艘满载太阳能电池板、自行车、食品和药品、为古巴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于周二抵达哈瓦那。”
但在社交媒体和右翼媒体(以及那些号称正派的自由派报纸)上，关于这支援助船队工作的报道却被彻底歪曲。在古巴偶尔能上网的间隙，我们发现保守派媒体将这次援助行动描绘成一场自我标榜的旅行，完全无视了燃料禁运及其影响这一核心问题。这些批评大多可视为无稽之谈，毕竟运送医疗物资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行动本身难以招致非议。(况且，《纽约邮报》的攻击性报道基本上算是一种荣誉徽章。)但值得澄清一些更为赤裸裸的谎言，这些谎言转移了人们对美国加诸古巴之上的暴行的关注。剖析右翼媒体的歪曲报道，也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宣传机制的运作方式。
批评者的论调是这样的：“不通人情的激进分子”正“蜂拥而至哈瓦那”，在古巴处于危机之际下榻五星级酒店。正如《自由新闻》的詹姆斯·基奇克所言，他们在那里“花更多时间向数百万粉丝炫耀自己的功绩，而非做任何真正能帮助普通古巴人的事”。据贝索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编辑部称，“我们的美洲”志愿者是“有用的白痴”，他们不明白“帮助古巴人民的最佳方式，当然是让他们摆脱那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未能满足其需求的独裁政权”。在《每日电讯报》的本·夏皮罗看来，该团体是从事“贫困旅游”的“蠢货”和“道德败类”。人气Twitch主播哈桑·皮克尔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因在旅途中身穿昂贵的设计师衬衫并佩戴卡地亚眼镜，遭到《每日邮报》的批评 ：“要是他能把可支配收入花在，比如，前往受封锁的国家提供援助上就好了。” 爱尔兰说唱组合Kneecap因在哈瓦那登台演出同样遭到抨击，甚至有佛罗里达州议员声称该乐队举办了一场特别演唱会，耗电量之大“导致附近一家医院停电”，致使依赖呼吸机的患者因设备断电而死亡。总体而言，《纽约邮报宣称，此次行程是“左派伪君子”策划的“令人作呕的古巴度假”。
这些负面报道中很大一部分仅仅是些低级的辱骂(“白痴”、“蠢货”、“废物”)。基奇克在文章中甚至堕落到1950年代式的厌女症，将与CODEPINK合作的女性志愿者称为“尖叫的哈耳皮厄(shrieking harpies)”。此类污言秽语无助于解答真正的核心问题，即：(1)车队参与者对美国政策的看法是否正确;(2)他们的行动是否具有价值。如果车队参与者确实对政策判断正确，且他们的行动确实具有价值，那么这才是关键所在，无论过程中是否涉及“尖叫”——事实上并没有。
另一种手法是狡猾的暗示，例如《自由新闻》使用“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当地民众”这样的措辞，而《纽约邮报》则用“以分发20吨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以此暗示援助实际上并未送达，或者并非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当然，他们并未直言不讳，因为他们知道这一说法与事实相悖。这是最卑劣的狡辩诡辩。
这些文章中提出的其他观点则纯属无关紧要。《华盛顿邮报》称：“现实情况是，美国对古巴造成的伤害远不及共产主义独裁政权。” 这一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它只是被单方面宣称，尽管其可信度极低，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实施着蓄意经济封锁古巴的政策。就连来自极端反G的米塞斯研究所的伯辛·菲利普也承认这一点，他在文章中写道：
自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美国政府始终对古巴及其公民采取侵略姿态，运用各种手段企图动摇并摧毁其社会主义政权。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愿意接受古巴人仅仅寻求与美国和平共处、互不敌视这一想法。因此，古巴各经济领域的企业被迫承受着毁灭性的经济封锁，这使得它们无法获取原材料，也无法从美国进口零部件。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点与评估当前美国石油禁运是否正当毫无关系。为了论证起见，让我们暂且抛开事实。假设古巴政府对1月29日燃料封锁前古巴经济的状况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并且此前长期存在的美国禁运对该国零负面影响。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的燃料禁运依然是犯罪行为，因为切断一个贫困国家的能源供应是残酷的，无论该国的贫困是由何种原因造成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我们在哈瓦那目睹的苦难开脱。
鉴于关于燃油封锁的争论对支持者而言极难胜出(这显然是不人道的)，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则毫无疑问是有益的，因此右翼媒体试图转移话题，将焦点放在哈桑·皮克尔下榻的酒店或Kneecap乐队的演出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即便在这些次要问题上，右翼的攻击也完全曲解了实际发生的情况。
例如，一个名为“Right Angle News”的推特账号发布了一条帖子，声称“现已曝光，古巴政权被迫在哈桑这类‘香槟社会主义者’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部署武装安保，担心当地人可能会冲进酒店抗议国家电力被转供给该酒店”，该帖子获得了130万次浏览。这唯一所谓的“证据”只是一张酒店保安的模糊照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证据，因为这纯粹是一则凭空捏造的假新闻。
代表团成员下榻古巴“五星级酒店”一事被大肆渲染，但这里同样缺乏事实依据。代表团其实别无选择。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在古巴的住宿地点施加了严格限制，要求他们入住私营酒店而非国有酒店，以此扶持私营企业并削弱国家力量。仅在哈瓦那，美国国务院的“古巴禁止住宿地点清单”上就列有90多处场所，若违反禁令，处罚将十分严厉：“最高10年监禁”、“25万美元个人罚款”，或两者并罚。必须明确的是，这部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疯狂且荒谬的，但它确实是现行法律。另一种选择是入住“casas particulares”，即由古巴家庭独立经营的、类似Airbnb的“民宿”。但对于数百名志愿者而言，这并非切实可行的方案：协调集体活动将难以实现，因为并非所有民宿都具备可用的网络或电话服务，而且所有人往返于不同住所所需的精力，远比集中住宿一处要多得多。
哈瓦那既合法又可容纳数百人代表团的酒店寥寥无几。CODEPINK(皮克尔和《时事》杂志均随该组织出行)选择了由西班牙公司拥有的伊贝罗斯塔尔·马尔克斯·德拉托雷酒店。(并非如《纽约邮报》所称的那样，是“由古巴政府运营的豪华酒店——布里斯托尔大酒店”。这一说法纯属虚构，应当予以撤回，尤其是鉴于网络上有人正借此声称皮克尔违反了美国法律，并呼吁逮捕他。)该酒店既符合法律和后勤方面的限制，又地处市中心，因此代表团可以步行出行，而不必乘坐消耗燃油的大巴四处奔波。(不过，这似乎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悦所有人，因为网络上的批评者仍指责代表团从机场乘坐大巴。) 就连“五星级”的称谓也略显误导。正如任何旅游论坛都能告诉你的，古巴政府评定的“五星级”酒店，未必符合美国人心中“五星级酒店”的想象。伊贝罗斯塔酒店的舒适度固然远超大多数古巴人的居住条件，代表团之所以预订这里也只是因为别无选择，但这终究是一家相当普通的酒店，这意味着对派克的批评本质上不过是“他住进了酒店”而已。
同样，当全国其他地区陷入大面积停电时，这些酒店却能保持供电，这一事实也被大做文章。但这也再次印证，这是美国政策的蓄意结果。美国并未全面封锁对古巴的燃油供应。私人酒店被允许进口燃油来运行发电机，正如马可·鲁比奥所言，这是“完全旨在”将私营部门置于“特权地位”的政策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作为“特朗普政府旨在让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优势的计划”的一部分，已有127万加仑燃料流向古巴私营企业。必须明白，美国政策的意图是让古巴公共部门(包括医院、学校和垃圾清运)陷入燃料短缺，同时确保外资企业遭受的损失尽可能少。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实际上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混乱局面，他声称没有燃油进入古巴，而他本应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刻意制定豁免条款，这些条款正是为了制造右翼媒体所宣称的“左翼虚伪”的典型例证——即在整座城市陷入停电的黑暗中，私营酒店却灯火通明。任何关于古巴的分析都应时刻铭记：自1959年以来，美国政策的宗旨始终是迫使古巴政府采纳一种能为美国企业带来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非释放政治犯或加强选举民主——美国对此并不关心)。美国的制裁规则经过精心设计，旨在推动古巴走向私有化，而正是美国制造了私营酒店与岛上其他地区生活条件之间这种荒诞的差距。
同一篇《Right Angle News》的报道再次重复了这一虚假说法，称“古巴某医院所有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均在爱尔兰乐队Kneecap为共产主义同志举办‘人道主义演出’并消耗大量电力后死亡。” 事实上，涉事医院——“阿梅耶拉斯兄弟”临床外科医院——已在其官方Facebook页面上证实，当时“本院没有因机械通气故障导致的死亡病例”。换言之，没有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况且，那场活动也并非Kneecap乐队“为同志们”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古巴音乐节，主要由古巴艺人出演，Kneecap乐队仅进行了约八分钟的表演。无论他们是否参演，音乐节都会照常举行，指责Kneecap乐队为正经历艰难时期的人们带来一点音乐和欢乐，这种做法实在扭曲。
对音乐会观众的批评，反映了一种普遍倾向，即把“援助车队”的参与者描绘成在古巴急需援助之际榨取资源、消耗本应属于民众的食物和电力的存在。这种批评不仅错误，而且危害深远，因为我们在古巴期间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古巴人迫切希望更多美国人前来访问该岛并在当地消费。由于古巴被限制出口，旅游业已成为其经济的关键支柱之一，而旅游业的萎缩正摧毁着无数人的生计。古巴人并不视游客为寄生虫。他们希望酒店、餐馆、夜总会和出租车都能座无虚席。眼下，人们正纷纷避而远之，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帮助古巴人，那他们就错了。
还有些批评者则将矛头指向哈桑·皮克尔(Hasan Piker)衬衫的价格。诚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贫穷国家身穿昂贵衣物确实有失体面。但必须重申：这里真正重要的核心是美国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以及“车队”为运送急需物资所做的努力。皮克尔是否穿着昂贵的衬衫，对这些事情毫无影响。但即便我们坚持认为在穷人身边穿昂贵衣服是令人反感或不道德的，这又说明了美国富人的什么问题?美国国内无家可归者问题严重(比古巴更严重)。美国富人炫耀财富的行为难道就不同样不道德吗?如果一件衬衫算过错，那么拥有自己占地广阔的高尔夫度假村的总统又该如何自处?
这种无关紧要的批评本应出自右翼媒体之口。但就连自由派的《纽约时报》也开始大谈皮克尔所谓的虚伪，而非封锁政策。一篇题为“左翼网红主播哈桑·皮克尔为古巴援助行动辩护”的文章，不知为何竟动用了多达三名记者，却将核心要旨埋没在文末——即“面对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美国对古巴长达数月的封锁，民主党人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回应”。这本该是标题。
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论点，只有转移视线的把戏。政治右翼极力想要将公众注意力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致命后果，以及美国正在实施的集体惩罚罪行的责任问题上转移开。他们希望我们讨论哈桑·皮克尔的衬衫，或者共产主义是否能提高经济效率，因为这些话题能让我们远离本国政府政策及其影响这一核心议题。
将车队参与者贴上“香槟社会主义者”标签的企图，也无视了他们在古巴的实际行动——即运送援助物资。在《Nation》杂志上，同样身处哈瓦那现场的记者大卫·蒙哥马利报道称，“Code Pink包机货舱内载有6,300磅医疗物资，价值43.3万美元，由全球健康伙伴组织(Global Health Partners)运送。” 而这仅仅是组成“我们的美洲”代表团的其中一支。此外，蒙哥马利还报道称，“一支意大利代表团向一家外科医院运送了约五吨医疗物资”，而旧金山非营利组织“全球交流”则捐赠了“价值2万美元的专用抗癌药物”。Code Pink组织本身也发布了一份包含更多数据的事实清单： “由‘巴西声援古巴阵线’协调的约1100磅来自巴西的医疗物资”、“由墨西哥一个声援联盟组织的、供约1300名女性使用的经期卫生包”等等。总计“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0人带来了约20吨的援助物资”。
我们中的一位当时就在萨尔瓦多·阿连德医院，目睹了波多黎各代表团送来捐赠物资：一排巨大的行李箱，每个装有154磅医疗物资，总计“1,848磅，包括高血压和糖尿病药物、抗生素、皮疹和烧伤药膏、维生素、止痛药等。” 必须说明的是，对于拥有970多万人口的古巴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但对我们所接触的当地医护人员来说，这绝非微不足道。
从他们的神情中，你能看出他们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而这批物资的到来让他们如释重负。普通古巴民众也是如此。“今天在哈瓦那，我看到一位身受重伤的老人拿到一瓶阿德维尔(Advil，即布洛芬)后，喜极而泣，”组织我们媒体代表团的喜剧演员凯特·威利特写道。全城各地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场景。
车队中的成员们也有各自的援助项目。我们与杰拉德·达尔邦共度了些时光，这位纽约市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DSA)的成员一心致力于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筹备。在众筹捐助者的支持下，他亲自购置了价值约2000美元的设备，并将它们全部塞进了两个行李箱。在CODEPINK的群聊中，他曾担心能否通过机场安检，毕竟装满电线和各种电子小玩意的行李箱确实看起来有些可疑。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将部分物资捐赠给了LGBTQ组织(“用来给他们的冰箱供电”)、卡列洪·德·哈梅尔公共文化中心(该中心展示约鲁巴和桑特里亚传统)、瓜纳巴科阿的非洲裔古巴社区、当地一座清真寺，以及一位在古巴生活和工作的巴勒斯坦医生。
此外还有詹姆斯·雷，这是我们在途中遇到的另一位志愿者，他负责口罩相关工作。事实证明，简易医用口罩是带去古巴最实用的物资之一，因为它们体积小、价格低、重量轻，而且能直接挽救生命。詹姆斯一直在与哈瓦那的医学生交流，他们共同计算出：要为该市最大的医院提供一年的口罩供应，大约需要4万个。截至本文撰写时，他报告称已筹集到5,000只口罩的资金，并正与“口罩联盟”互助团体合作，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将全部40,000只口罩运抵该岛。
这仅仅是数百名志愿者中的两位，我们恰好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项目。正是这些非凡的人们，正遭到《纽约邮报》和《自由新闻》那些职业骗子的诽谤和贬低——这些骗子从未离开过办公桌，也从未为他们所坚信的事业冒过任何风险。
好消息是，这些宣传机器正在败下阵来。3月16日发布的最新YouGov民调显示，46%的美国民众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实施的石油封锁，而仅有28%的人支持——这还是在“我们的美洲”号船队及其随船记者向全世界展示美国制裁对古巴人民造成何种实际伤害之前的数据。这一结果与我们此前在加沙问题民调中看到的趋势如出一辙——如今更多美国人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同样，关于对伊朗开战的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侵略与帝国主义正在全面溃败。因此，正如任何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媒体中的支持者们正疯狂反击。但这些谎言和转移视线的伎俩经不起推敲，因为事实本身如此赤裸裸、显而易见。无论你怎么粉饰：燃料封锁都是一项无法辩护的罪行，我们都应该为人们前往古巴并竭尽全力反对它而感到高兴。那种只需写一篇报纸专栏就能说服人们相信活动人士——而不是美国政府——才是问题的根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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