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赞同北京大学李植副教授提出的开放北大校门的主张，的确该改改了。
说撤销预约和查验入校制度会影响学校的安全，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过度习惯管制后产生的念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2008年前，北大对所有人开放，很多学校随意进出持续的时间更久，而外人预约进校大多都是疫情期间才增加的制度。老胡前些年经常去北京各大高校讲座、参会，都是自己开车就进去了，出门缴费就可以了。在疫情之前，我从没有过预约进入大学的经历。过去那样做，学校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故，教学也没有被干扰，为什么现在这些担心都出来了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年管制逐渐增加，原本一项措施是针对具体事情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些加上去的管制措施却下不来了，变常态化了。比如预约制是新冠疫情期间大范围流行开来的，疫情现已过去，当时的管制措施都应该取消，恢复到疫情之前，但是很多机构把预约制保留了下来。很多国有机构普通人员过去离开居住地不用报告，但从疫情开始报告了，这个制度延续到了今天。它们明显属于疫情期间强管制思维的惯性遗存。
今天社会上的各种安保措施无疑比前些年多了。当年邪教发作，新疆暴恐活动的猖獗，还有新冠疫情可以看成推动安保措施增加的三大原因，但是今天这三大原因基本都去除了，我们的社会治安形势从大周期看无疑是向好的，有鉴于此，安保和各种管制措施即使不降低，也应该大体是稳定的，决不应该出现“越来越严”的趋势。
像大学校门管得这么严，无论如何都讲不通。这样的环境会给学生植入对安全标准不正常的基础认知，他们会觉得大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大门封闭，进校刷脸，亲戚朋友来要预约。其实学校本来不该是这个样子，不仅全世界的大学几乎都是开放的，我们自己的大学在不久前也是开放的，管住校门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原因造成的，当那个时期过去之后，情况就应恢复到常态，而不应把管住校门从此当成常态 。
老胡读研究生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周宣布取消预约制，所有人凭身份证就可入校，这是朝着完全开放大学校门向前迈出了一步。北大清华这些学校具有面向全国的示范意义，我认为它们更应该在开放校园上带好头。
我们的社会总体是安全的，大学也是如此，一些不安全感和焦虑是因为管制措施逐渐增加后，我们对那些措施形成了依赖，我们自己变脆弱了。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永远都会觉得不够安全，需要增加更多管制措施，那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领导宪法秩序下的必要社会宽松一定要有，大学自由进出应是最基本的宽松标准之一。校园开放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别因为害怕出问题，就把校园纷纷堵起来，以堵求安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思维逻辑，也不能成为一种选择。
过去校园都开着的时候，我们过来了，现在为了安全和教学秩序把大学校门封起来，大学要问自己：究竟要防谁，防的是什么，以及真的有必要吗？不要用封闭大学校门告诉广大师生和公众：今天的中国社会比十几年前甚至比三四年前更不安全了，以及今天的学生比过去的学生更怕打扰了。情况不是这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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