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6日），2023环球时报年会生命健康分论坛举办。
梁万年：
首轮感染高峰期不同城市要区别来看
在2023环球时报年会生命健康分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从总体来看，国内一些地区的疫情处在上升阶段。任何一个传染病传播的规律，都要经历引入、扩散、上升、高峰、下降5个阶段，现在很多城市，奥密克戎感染已经进入上升期，但有些城市还是扩散期。一般来说，呼吸道的传染病在城市达到峰值要比农村地区更快，从人群来看，活动频繁外出多的人一般是第一波感染人群，相比之下，老年人等出门少的人群要晚一些。
具体几月份达到高峰，不同城市需要区别来看，防控措施、人群免疫水平等都是影响因素。要判断疫情是否到了吃紧阶段，几个参数值得考虑：1.重症的发生情况；2.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
我们现在亟需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人群的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慢病患者；二是相关资源的储备、医疗能力的提升，要坚持分级诊疗、药物有效的供给、公众的健康教育，采取适度的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强化病毒变异的检测和相关研究等。
优化调整不是放任不管，适当有序采取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把感染峰值压低到有效控制的阶段。
孙东东：
科学防疫的保障是法律
亟需解决新冠降类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表示，考虑法律问题要从立法、司法、执法这三个层面来讲，这三年来，我国在防疫上是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框架下进行，我们不否认在执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根据病毒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后来出台了“十条”“二十条”等指导，现在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解决“降类”的问题。传染病防治法第二条提到，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因此，“降类”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将奥密克戎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降为丙类，后续问题也会解决。
孙东东表示，严格意义上讲，从立法的角度，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并不多。我们国家卫生立法在社会治理这个大范围内，教科文卫体，社会法系当中数量是最多的，有十四部。现在的问题是执行当中的问题，防疫是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防疫必须尊重科学规律，科学防疫的保障是法律，制度保障关键是执行。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有一个反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基层社区的法治建设，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用制度作为导引来解决问题。
李侗曾：
现在医疗挤兑主要体现在发热门诊和急诊
下一步医疗挤兑可能出现在床位使用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疫情政策开始调整之后，医疗系统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这个大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一旦放开，感染人数增加，医疗机构，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交通运行、商场超市、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他们被感染的风险比较大。
医院里有很多的职工，不仅是医生护士，包括财务、药房、后勤、保洁、行政等都发生了严重的群体感染。但是现在医疗挤兑主要体现在发热门诊、急诊。可能大家更能感受到的是药店，一些镇痛药、感冒药，本来这些非处方药，我们在药店能够购买，不需要去医院，但是因为药店临时的一些供货紧张，只能到发热门诊、急诊去看病，这些地方也成了“重灾区”，很多工作人员被感染。
李侗曾表示，现在很多医疗机构陆续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返岗，已经开始康复了。下一步医疗挤兑可能出现在床位使用上，因为前期感染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上班族，后边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本身有基础病的，平时他们其实是不怎么出门，所以在前面的第一波可能能够躲过去，但是随着年轻人感染的增多，回家探望老人，那么可能越来越多的老人被感染。感染新冠后，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可能会出现肺炎，基础病不稳定的情况，他们要就医，可能对床位的需求，甚至对重症床位的需求就会增加，可能后期住院的压力就会更大。
很多医院采取了一些措施，不再像原来那个把防院感、防扩散放在第一条，而是将积极的救治患者放在第一步。对于这些重点科室，像监护室、手术室、妇产科、透析室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高一些，一定要确保已经没有传染性了，再返回岗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些脆弱人群。后期医护人员大部分进入康复阶段了，人手的紧缺会得到解决，但是要面对的可能是老年群体的住院需求会增加，可能还是有一场硬仗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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