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之争再续，张维迎指出林毅夫四个错误，林毅夫逐一反驳
几天前，为了“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这一话题，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争得面红耳赤，而今，关于这一话题的第二轮论战再次打响。
主角之一的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认为，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但是另一个主角——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则反对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是相当自由的，但依然发展得不好。
此外，张维迎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但是林毅夫反驳说，这种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
关于企业家精神和产业政策、战略与体制的关系，两位教授又分别作出了批评和回应，以下是“论战”原文。
张维迎：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毅夫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错误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
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6年10月6日，2016年第四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会议。此次会议是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以及税收、受益所有权和反洗钱议题，并听取了2017年G20主席国德国对明年G20财金渠道议程的介绍。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所上升。会议强调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切实落实G20杭州峰会各项共识，包括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进增长，坚定不移推进结构性改革，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会议讨论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和全球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全球论坛(简称全球论坛)关于加强受益所有权国际透明度标准实施的初步建议，要求FATF和全球论坛继续完善建议并推进相关工作，同时欢迎经合组织(OECD)等其他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并提供支持，以打击逃避税、恐怖融资以及洗钱和腐败行为。`
楼继伟部长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G20杭州峰会圆满落幕。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就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峰会筹备的主渠道之一，G20财金渠道自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积极开展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反恐融资、气候资金和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大量重要成果，有力支持了峰会的成功举行。这些成果凝聚了财金渠道的智慧与共识，也展示了G20各国团结一致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G20各方应继续努力，推动杭州峰会成果得到切实落实，确保相关议题在未来G20进程中得到延续和巩固，不断增强G20机制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楼继伟部长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和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中国“去杠杆”周期与发达国家不同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启动了“去杠杆”进程，中国通过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为应对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产生了债务率上升以及产能过剩问题。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一是理顺价格关系。重点是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着力完善基于市场供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如在农业领域，打破僵化的农业价格体制，同时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等。二是推进城乡要素流动。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扩大有效需求。三是推进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目前，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单位GDP增长容纳新增就业数量不断上升，目前6.7%的GDP增速已实现新增就业超1000万人。尽管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任务仍很繁重，但这将有力促进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
周小川行长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基本维持稳定，就业市场表现良好，消费继续稳中有升。近期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回升迹象，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涌现，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周小川行长表示，中国信贷[2.66%]/GDP与长期趋势缺口上升，反映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落实G20增长目标所做的努力。中国储蓄率高，投资较快增长有充分保证。同时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有很多增长点可供挖掘。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一些过剩产能，适当信贷增长可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去年中国资本[0.00%]市场出现一定波动，为维护金融稳定，当时阶段性地出现了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的情况，但市场恢复稳定后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逐步正常化，中国也会对信贷增长有所控制。
周小川行长介绍，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近期资本外流压力有所缓解，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常账户持续保持顺差，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将向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行长指出，近期中国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来源：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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