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陕西省安康市纪委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被实名举报的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等人公费出国旅游事件，安康市纪委已经正式立案，目前正在调查中，尚未形成调查结论。
今年50岁的叶庆春，是土生土长的宁陕人，曾做过6年厂长和4年工业局局长，后担任宁陕县发改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转任副县长后，主管城乡建设、水利、扶贫等领域的工作。
叶庆春的出国机会，源于一项中学生的国际比赛。2013年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大赛在荷兰布朗邦省埃因霍温市举行，机器人项目正是宁陕中学科技创新活动的优势项目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2013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中国选拔赛”上，宁陕中学高二学生陈秋江、赖煊在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区夺冠，从而获得参加荷兰世界杯的比赛资格。
作为一个地处莽莽秦岭山区、人口仅7.4万的经济穷县，组队去荷兰比赛，既是参赛学生的大事，也成了当地官员的“大事”。
据此事件的实名举报人、宁陕县人民医院主治大夫柯尊年介绍，这次出国的人中，不仅有参赛学生及代表队教练廖泽松，还有带队领导叶庆春、宁陕县教育局局长石功赋、宁陕中学党委书记王健，他们3人是被公派的。“但除此之外，还有跟比赛毫无关联的人，比如叶庆春的妻子刘小兰，王健的妻子杜向红。更令人奇怪的是，还有宁陕县的包工头李智疆和徐地宏等人全程陪同”。
柯尊年所获得的航班信息显示，叶庆春、石功赋一行于2013年6月23日11时28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境，目的地为意大利;而参赛的师生则于6月24日前往荷兰。两支队伍回程信息也不一致，7月6日，获得第5名佳绩的参赛师生返回北京，而叶庆春、石功赋一行则于7月7日5时54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入境。
7月7日，两支队伍的人马一起出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柯尊年提供的视频和图片信息显示，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出站口不远处，前来接机的人员给凯旋的学生奉上了鲜花。叶庆春、石功赋、王健面带笑容，与参赛学生一起合影。
“很明显，这次是叶副县长一行先走，然后参赛师生才走，机器人大赛6月30日就闭幕了，但叶副县长他们却一直在欧洲游玩，直到7月7日才回的北京。”柯尊年说，从2012年年底中央发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后，公款出国旅游就被严厉禁止，“但从我查询到的情况看，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游历了欧洲多个国家，明显是在顶风违纪。”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宁陕调查期间，宁陕县教育局局长石功赋把记者挡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说：“我不能接受采访，纪委已经调查过了，你们跟宣传部联系，现在纪委在处理中。”
此前，他向前来采访的陕西当地媒体记者证实，自己的确是6月23日同副县长叶庆春还有几名包工头去的意大利。不过，中间也曾“去过荷兰”。他说，在学生参加比赛前后一周多时间里，叶庆春还带领非参赛人员及家属去了德国、法国、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石功赋说，叶庆春、王健和他是公派。此次参赛所花费的20多万元，全部由宁陕中学提供。
宁陕中学党委书记王健证实了石功赋的说法，称他们几个“基本算公派”，去的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等。但他说，回来1个多月后，自己把这次出国所花费的4万多元补回去了。
在宁陕，普通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才3000元左右，4万元相当于其一年的收入。宁陕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当地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宁陕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830元。
叶庆春的妻子刘小兰是宁陕县扶贫局工作人员，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六七月她确实出过国。
记者问：“你们去了哪些地方?”
刘小兰答：“我现在忘了。”
“首先去了意大利吗?”
“我都50岁了，去过哪些地方我都忘了。外国的这些名字我也记不清楚。”
“你们自己掏的钱吗”
“就是教育局垫了他(叶庆春)那一块，回来我们把他的钱也给补上了。”
“你交了多少钱?”
“我交了4万多，自费的。”
“叶县长呢?”
“他也交了4万多。”
记者问，里面有没有包工头?刘小兰没有否认，她说，这些人也是早就认识的，“人家也是随团自己掏钱去的”。
说到避嫌的问题，她说，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们这个城市，谁都认识，他说他跟你一路去，你不让他去?人家自己掏钱呢。”她坚决否认行程中包工头为他们埋单，“要他们花什么钱?团费自己一交，也不用花什么钱。”
李智疆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徐地宏则在电话中承认，自己确实是做工程的。跟刘小兰的说法不一样的是，徐地宏说，自己一直想去欧洲，这一次，没有刻意要和叶庆春副县长一起出游，只是恰好碰上了。
副县长一行这一次出国，引发了柯尊年的强烈质疑。“叶庆春分管城乡建设，却由包工头全程陪同在欧洲旅游，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很难说，至少，接受吃请可能很难避免。现在中央这样强调勤俭节约，打击公款消费中的违纪违规违法现象，他们却视若无睹，我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
王健和刘小兰等都证实，陕西省纪委和安康市纪委都曾前来宁陕调查，挨个找他们问过话。刘小兰说，纪委工作人员还把原始票据都拿过去了。
记者多次拨打叶庆春的手机，总是提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的办公室房门紧闭，久敲不应。工作人员说，他下乡了，还没回来。刘小兰拒绝了记者联系叶庆春采访的请求。
宁陕县纪委书记邝贤君说，宁陕县纪委也配合参与了上级纪检部门的调查工作，但因为有纪律，他没法透露相关情况，“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
“这个事件从7月开始被我举报，到现在还没有结论，上级部门也没有给我这个实名举报人一个交代，我已经很累了。”柯尊年说，虽然他还举报了有关叶庆春的其他事项，但借公干出国旅游这件事情如此典型，社会影响也很坏，公民都能了解得如此清楚，纪检部门查清楚这个事情并不难，理应从速处理，“我不明白，上级部门怎么还没有个调查结果呢?”
本报陕西宁陕10月31日电
开发商提供10万元封口费公关媒体
柯尊年觉得，这可能是自己漫长举报生涯的“最后一次举报”了。
今年6月，宁陕县人民医院外科大夫、民间反腐人士柯尊年得知一条副县长公款出游的线索，简单核实之后他发现，该县副县长叶庆春、县教育局局长石功赋、宁陕中学党委书记王健涉嫌借学生出国参赛之际公款出游，同行的，还有与叶庆春可能存在利益关联的私企老板。柯尊年将这条线索转给了媒体。
出乎意料的是，报道没能刊出，当地的开发商却找到了他，要给他10万元活动经费让他去“摆平”媒体，并称花多少钱不是问题。一贯担心举报被人冠之以“敲诈”名义的柯尊年，选择了在“收钱”之前就进行实名举报。
偷拍副县长公款出国旅游证据
柯尊年称，自己是在一次闲聊中听人说起，叶庆春要借带宁陕中学学生出国参赛之际公款出国旅游一番。于是决定核实一下后悄悄给媒体爆料。
柯尊年先找到旅行社，谎称要去接机，拿到了叶庆春一行从北京回到陕西的航班号，得知他们应乘7月7日上午的飞机到达陕西咸阳T3航站楼。
随后，他联系了在一家媒体见习的朋友王宇(化名)，说想在自己的网站上发一条学生载誉归来的稿子，拜托对方帮忙拍照录像——柯尊年是一家做宁陕本地信息网站的顾问，网站偶尔会发布一些本地消息。
为了万无一失，柯尊年告诉对方拍照的同时最好也录像，“我跟他说领导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录像以防万一。”
在上网看了几眼叶庆春的照片之后，7月7日9时许，王宇来到咸阳机场，当天航班10时许才到。与王宇一同前往的人士录下了现场视频。
视频显示，除去叶庆春以及相关的教育局局长石功赋、宁陕中学党委书记王健之外，当天乘坐飞机一同返回的还有宁陕当地做工程的商人徐地宏夫妇和李智疆。此外，叶庆春的妻子、宁陕县扶贫局会计刘小兰，王健的妻子、县烟草局职工杜向红也在其中。
柯尊年提供的录像显示，叶庆春一行人下飞机后并未立刻离开，而是与3名参赛学生一同在机场合影留念，拍摄者是前去接机的宁陕中学校长赖志邦。
其间，王宇也在用单反相机拍照，但被一同返回的教师发现，随即被周围的人围住，王宇与对方沟通了约5分多钟。
记者联系了王宇，对方表示视频确实系他们所拍，内容属实，但不方便接受采访。
徐地宏和李智疆都是宁陕本地商人。资料显示，徐地宏曾承接宁陕县城市污水处理厂与垃圾处理建设，李智疆曾经承接宁陕县城关镇老城自来水厂，而叶庆春在宁陕县则恰恰主管城乡建设、水利、扶贫等领域的工作。
记者根据举报内容写成的稿件发到了县里
最开始，柯尊年是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来监督此事。
“在西安住了好几天，就是找媒体。”经由朋友介绍他找到了某中央媒体，“我向他们口头反映了这个事情，当时他们的主任很重视，表示一定会派记者去采访。”
但之后却是漫长的等待。柯尊年回忆，一个多月里，没有记者再联系过他。
最终，等待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8月19日，某中央媒体的人联系了他，表示稿子已经做好，发到县里去了。柯尊年没明白为什么稿子会发到县里，“我觉得自己被卖了”。
这篇稿子最终并未见报或者见诸网络。更奇怪的是，第二天，很多朋友都打电话给柯尊年，说罗尔平在找他，而柯尊年家附近，也有人在到处打听他的去处。
罗尔平是柯尊年第一任妻子的妹夫，在县里做旧城改造工程。虽然两家有亲戚关系，但此前多年并无联系。当晚，柯尊年手机关机，躲到朋友家看电视看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柯尊年醒来打开自己的手机，七八条未接来电的提醒信息就涌了进来。
这是8月21日上午，柯尊年说每隔半个小时罗尔平就要给自己打一次电话。在电话里，罗尔平表示，有非常要紧的事情，要见自己。柯尊年觉得自己是不是“暴露了”，对方要给自己送钱?柯尊年一向对举报后别人送礼非常警觉。
柯尊年最终决定去见罗尔平，对于这个决定，柯尊年解释说是因为“罗尔平这个人特别能缠人”。从此时开始，柯尊年就将与罗尔平的所有通话进行了录音保存。
柯尊年特别害怕跟钱产生关系，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他决定找县检察院的检察长举报此事，“我怕万一他给了钱，我说不清楚，所以我就去找检察长说我要举报”。
当时，柯尊年并未下定实名举报的决心，他没有向检察长孙启斌说出自己要举报谁，“我就说自己打算举报一个副县长，现在有个开发商不断找我，可能要给我钱怎么样，我最怕的就是钱。”
孙启斌向记者确认了此事，他回忆说，当时柯尊年来主要是三个目的，一是要求举报，一是要求司法保护，此外，“柯尊年还说他来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害怕别人给他钱陷害他”。
“花20万、30万，去摆平”
柯尊年在见罗尔平时，同时使用了录音、录像设备。在这段长约50分钟的视频里，身着灰色短袖polo衫的罗尔平表示，叶县长遇到了一些麻烦，被人找到媒体举报入股开公司、带私企老板出国等问题，希望柯尊年能去西安找到相关的媒体把事情摆平。
视频显示，期间柯尊年曾说：“要处理这个事情要看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那代价就很小。”但罗尔平并未对是否真实一项接茬儿。
柯尊年提到自己比较忙，现在人生的目标就是大儿子考上大学，给他买个房子娶媳妇，小女儿能健康成长。罗尔平听到后表示，房子很好解决，自己房子很多，柯尊年掏个本钱就行了。
罗尔平提到：“假如老叶完了，我这个项目也就完了，分管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我搞项目没有他的支持，搞不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套房在我一个亿里(算什么)”。
双方还对公关媒体的费用进行了讨论。柯尊年表示，10万元公关两家媒体“怕是不够”，罗尔平则一边抽烟一边做着手势，“我这有10万元，你先拿上，全权交给你了，花20万、30万，去摆平”。
视频显示，当天12时29分，罗尔平起身去找一个房间的房门钥匙。12时34分，房间打开，罗尔平拖出一个西凤酒的红色袋子，嘟囔着“怎么还有散钱”走向柯尊年。此时视频结束。
这10万元现金中，有8万元是100元面值的，两万元是用塑料皮封起来的10元面值的。柯尊年拿了钱就直接到孙启斌检察长的家中，将所有现金上缴。当时孙启斌正在午休，被叫醒的他手写了一张收据给柯尊年，这张收据后来被正式的收据代替。
柯尊年表示，自己希望进一步调查开发商跟副县长之间的事情，所以希望孙检察长不要立刻找人将赃款入库，双方只是互相拍照留下了证据。孙启斌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至今，柯尊年说自己仍然没想明白当初的会面，“不知道他是知道了，是我去举报的，然后让我办事顺带给我好处，还是只是因为我反腐出名有媒体朋友，单纯找我来办事。”
记者在棚户区改造的办公室找到了罗尔平，罗尔平表示相关的事实会有政府部门提供，他不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向记者表示，自己跟叶副县长除了工作上的交往没有任何其他交往。
此外，虽然记者反复确认，但罗尔平表示，柯尊年从来没有来到过自己这间视频中曾经出现的办公室。他还反复表示，“我不是什么当事人”，“这个事情应该有政府管，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记者问为何视频中有他和这间办公室的情形时，他说：“看视频里有我，是诬告我。”
据了解，视频的真实性已在司法机关接受鉴定。
举报人的住所被包围，有人踹门
之后，柯尊年再次去西安寻找媒体曝光监督此事。
其间，罗尔平给他打电话。录音显示，罗尔平称自己是来西安办事，顺带又给他带了10万元活动。但柯尊年以之前的10万元还没有送出为由拒绝了罗尔平。
此后，柯尊年又给孙启斌检察长打电话告知了此事，并希望他能赶来西安一趟。8月26日，罗尔平找到柯尊年送钱，柯尊年同样进行了录像。
录像中，柯尊年表示最近钱不好送，“新快报的刘虎都被抓了，没人敢要”。录像显示，当天21时35分，罗尔平从身边的挎包中拿出了一沓100元的纸币，说“再拿1万，该花的花”。
孙启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检察机关收到10万元和1万元现金是事实，相关的录音录像柯尊年也都已经上交，真实性还在核查。
“这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在调查。”孙启斌说，“另外，即使这些钱真的是开发商给的，定性上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他是边举报边收钱，我们宁陕检察院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天，孙启斌也来到西安，柯尊年将这1万元交给了孙启斌。
在西安，被多家媒体拒绝之后，9月初，终于有一家媒体派出记者前往宁陕进行了调查。但9月25日，前往宁陕的记者告诉柯尊年，稿子因故不能见报。当天，网上开始出现叶庆春出国旅游的相关材料和柯尊年的电话。
网络举报似乎起了作用。9月26日，柯尊年收到孙启斌短信，“有急事，请回电”。当天，柯尊年从西安赶回宁陕，接受了检察院的调查。同一时间，罗尔平也接受了调查，并看到了柯尊年偷偷拍摄的会面录像。
一切终于摊牌，柯尊年说，9月29日23时左右，罗尔平带人围住了柯尊年的家，先是谩骂，继而踹门。“两辆车，一辆是罗尔平的座驾，一辆是面包车，后面还有几个小年轻骑着摩托。”
报警并联系纪委、检察院之后，县纪委书记邝贤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启斌带队驱散了人群。但是他们离开后，又有不明身份的人回来堵在楼下，警察来则离开，如此反复。
第二天7时，是警察带着柯尊年的两个孩子一起上的学。柯尊年则一直等到9时门口没人才敢出去。
当天，柯尊年夫妇花了近5000元在楼梯口和家里分别安装了4个摄像头，柯尊年又给自己买了一件新武器——擀面杖。至此，每天出门，柯尊年都会带上钢盔和擀面杖。
柯尊年现在开始有些后悔卷进来，他觉得在一个小县城“实名举报”压力确实太大，“本来也没想实名的，最后走到这一步。”
孙启斌检察长不认同柯尊年私下去找媒体的行为，“事情需要调查，不能听柯尊年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有一点是确定的，柯尊年作为公民进行监督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
头戴钢盔出门的举报人
第一次见到老柯的时候，他戴着钢盔，拿着擀面杖，在小城往来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人们喜欢叫柯尊年老柯。老柯在这座小城里是半个名人，跟西安的很多记者都打过交道。
然而，他的生活却一团糟。“他这个人，做父亲一点都不称职，做丈夫太失败!”妻子石教琴毫不避讳地这样评价着老柯。
她示意记者看看家里的环境，“你看都是啥样子”。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沙发和茶几几乎占了一半的地方，由于空间逼仄，物件摆不过来，显得很乱，连椅子都是小圆凳。
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电子显示屏。里面有4块方格，每一块都对应着一个实时监控的场景。今年9月29日，在遭受一次多人上门威胁后，老柯买回来监控设备，把家的周围都监控了起来。他家里还有个高倍望远镜，花900多元买的，可随时观察远处的情况。
摄像头、望远镜，再加上老柯出门就戴着的钢盔和擀面杖，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反腐人，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一个“异类”。
“既然要反腐，就不要怕被人看作异类，也不要怕被妖魔化。”老柯这样给自己打气。但石教琴接受不了，她觉得，每次出门，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大家都不把你当正常人看”。
宁陕县城很小，才1万来人，又是坐落在一个河谷里，整个县城才两三条主路，谁都熟，这更让石教琴感觉“没脸见人”。老柯举报副县长后，她干脆把工作辞了，整天待在家里，就是因为受不了出门的压力。
石教琴是老柯的第三任妻子。柯的第一任妻子在孩子才4个月大时病故，第二任妻子在两人结合了四五年后离开。“她就是受不了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主动要求离婚的。”石教琴说。
2003年，实名举报时任宁陕县县委书记，是这位民间反腐人士的第一个反腐动作。当时，丈母娘家遭受了洪灾，他却在北京举报。
石教琴是2006年看病时认识老柯的，“那时候，感觉他是个实在人，工作特别用心。作为医生，他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没得说。”
但婚后没多久，这个“实在人”就开始让她担惊受怕起来。“好几次，不声不响地就消失了，也不告诉我去了哪儿，好几天连人影都见不着，你打电话，他要么关机，要么就说别问。”
石教琴渐渐从旁人口中得知，丈夫一直在进行各种举报，而且，举报对象都是宁陕本地的官员。
网络上也能检索出，自从2003年举报县委书记后，老柯又陆续举报了10多件事，如2003年宁陕洪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国农业银行宁陕县支行客服部经理拒交停车费并殴打收费员、宁陕水利局局长发暧昧短信等，不仅进入媒体视野，有的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
“几乎每次我都是实名举报，因为实名举报一是说明我证据扎实，二是实名举报有规定要给回应。”老柯说。
实名举报，在石教琴看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不务正业也就算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经常实名举报当地官员，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石教琴说。
她说，在亲友眼中，老柯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很傻，举报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收益。“老有人来说情，送礼，老柯说，千万不能开门，一开门就完了，就会被当作敲诈勒索政府带走。所以，我们家的大门从来都锁着。有时候，送礼的人把礼物放在楼下的修理店里，我们碰都不会去碰一下。”
石教琴说，为了反腐，老柯经常去西安甚至北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家里人都不理解。“他的老父亲也骂他，甚至一度跟他断绝了来往，我也经常劝他，有一阵子，他说他以后再也不参与这种事情了，但是一有事情了，还是去了。”
现在，一家4口人还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如果正正经经做事，我们家不至于这样。”
这次实名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旅游后，石教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想到了离婚。“有时候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一天忙忙叨叨的，连饭都吃不上，经常一天才吃一顿饭，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反腐是国家的事，你一个普通人能做得了吗?你做这事要搭上全家，你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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