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
答完腐败问题，王儒林说终于不那么沉重，可以笑笑了。
这两年的两会，山西代表团总是很热闹的一个。
原因之一，是因为每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都喜欢在媒体开放日“讲故事”。比如去年，形容腐败问题时，王儒林说，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从省部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案件;今年，他则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说有老板找厅长办事，在纸条上写了“给你三千万干不干”之后把纸条吞进肚里;第二个，是说有某名干部生活奢靡，组织老板们买了架飞机，每天从国外给自己空运牛奶;第三个，则是某位副市长贪腐已经查实6.44亿，比山西倒数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
听这些故事，就仿佛在听一出活灵活现的山西官场现形记，不熟悉官场的人真觉脑洞大开。
今天，腐界小王子想跟大家聊聊第三个故事。
故事
虽然王儒林在讲故事时隐去了名字，但是媒体依然不遗余力。比如第三个故事，贪腐6.44亿的官员，按照可信的新源，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就是江湖人称“吕梁教父”、当年分管吕梁煤炭产业的副市长张中生。
张中生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出生在吕梁下辖的中阳县。2014年，时年62岁的张中生被调查;今年1月，被逮捕。看上去，审判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关于他，已有的报道里已经有太多故事。比如，澎湃称，中阳县大大小小的煤矿中，张中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的可能近8成;担任副市长期间，甚至能以自己的能量架空和排挤时任的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虽然后者若干年后在省委秘书长的任上落马;比如他睚眦必报、狂妄霸道;又比如，他和吕梁著名的煤老板邢利斌之间的密切关系——噢，后者就是当年那个“7000万嫁女”引发轰动的土豪，跟张中生落马前后脚的时间被调查;甚至，一些企业家在给张中生行贿时，用的都是银行的大额承兑汇票。
也许是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官员报道已经层出不穷，大家对这种新闻已经不再新鲜，因此其吸引眼球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但侠客岛早就说过，反腐从来不是一场集体狂欢的围观大戏，痛打没有话语权的落水狗也并非题中之义。因此，在这个当口，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别的问题。
吕梁
调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后，王儒林省内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吕梁。
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来说，通过看某位新领导上任后的调研路线，都可以对其思路窥知一二。
王儒林这样解释行程的选择：“我到山西工作后，把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在吕梁。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
吕梁的情况确实足够复杂：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均日后在副部级职位上落马;前山西常委统战部长白云也在这里干过3年副书记;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副主任郑明珠被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当地有影响力的10多名企业主被带走;一段时间内，山西省纪委查处的干部中，落马时在吕梁任职的数量也居全省地级市之首。
吕梁是一个典型，山西腐败的典型。数字足够惊心动魄：从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过2.8万起，处分超过3.1万人;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县处级超过1500人。过去一年间，经过反腐，仅省管干部就缺编300人——如果你足够熟悉官场的规模，一个省能够配备多少这种级别的干部，那么这个查处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
作为革命老区，张纪中给吕梁拍了《吕梁英雄传》;出过王岐山都称赞的廉吏、出过如此多英雄儿女的地方，却因为煤炭而导致了“塌方式”腐败，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寻租
2014年，吕梁的GDP超过了1100亿。全市总面积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范围。煤海山西总储量的15.26%都在这里，存储量高达404亿。
在煤炭日子好过的岁月里，大大小小的煤矿就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印钞机。如今，在全国乃至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山西的经济也深陷困境。
看看数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还是10.1%；2011年，则是13%；3年时间，数字一路下台阶，从8%、4.9%掉到了2.7%，排名全国倒数。
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贪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润滑剂”的论调，简直不容一驳——哪怕当年的潜规则让经济得到了数字上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深层破坏却是更长久的。
王儒林是这样概括这种破坏作用的：“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政府决定的方式。这种做法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
比如，利用煤矿的寻租，张中生左手权力右手钞票，既可以让亲信经营煤矿，也可以收钱后压下黑煤矿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产关停，也可以通过压低中间评估等手段，在煤矿整合中进行低价收购、利益输送。
而在侠客岛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过能源从业经历。
怎么办?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致力于打造公开化、公平化的市场环境，计划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正如今年两会王儒林所言，在这些案件和潜规则没有被打掉之前，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拿到资源。
打掉之后呢?“山西的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煤炭一业，其后更有结构转型的问题。
干部
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在于经济领域，也在于政治领域。
十年前，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曾经这样感慨治理非法煤矿的难度：“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
一个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两会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涉案5万元。
据报道，这个市就是吕梁。在6.44亿的张中生面前，5人、5万元的数据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幽默。新来的纪委书记表示，因为过去很少办案，所以纪委的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
反腐力度这么大，干部的心态也不免发生变化。曾经主政吕梁8年的聂春玉落马后，当地的官员就曾人心惶惶。最近的一组调查数据，则明显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吕梁下辖的柳林县，是煤炭主产地之一。调查显示，当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干部，只有31.4%;28.5%的干部信心不足、预期不明，25.7%的干部则迷茫恍惚、看不到光明前景。
另外一个县的调研结果则是，32.9％的干部不敢跟企业打交道了，11%选择在经济发展方面“放一放、等一等”，27%的干部选择在改革创新方面“放一放、等一等”。
简直就是对今年两会李克强发言的注脚：今年，中央政府将下大力气解决干部不作为的问题。
所以，听完王儒林的三个故事，或许会对习近平今年谈论的“新型官商关系”的话有更深刻的体会：
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
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路还长着。但是总得有人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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