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中，天津市委对天津市工信委不作为问题进行严肃问责，时任市工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朝兴同志被免职。
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京州市光明区区长孙连城每天掐表上下班，一刻都不耽误，他从来不贪污，但也从来不干事，被老百姓怒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个“为官不为”的孙区长在被问责后成了京州市少年宫的一位天文辅导老师。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孙区长”也多次被曝光，最近被关注的是因为不作为问题被严肃问责的天津市工信委原党组书记、主任李朝兴。《天津日报》5月8日报道：在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中，天津市委对天津市工信委不作为问题进行严肃问责，时任市工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朝兴同志被免职。
“不作为是一种懒政。天津市工信委原主任李朝兴被免职，这是十八大以来因‘不作为’被免职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作为正局级干部因不作为被免职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值得警醒。”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项目3年多未推进，下属4次请示未获批复
李朝兴被免职，缘于天津市工信委在一个国家级项目中存在不负责任、推诿扯皮、不作为问题。
2013年8月，天津市工信委与国家某局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在天津共同建设某国家数据中心。协议签署后3年多来，天津市工信委却一直未组织研究细化协议条款、明确具体内容，工作不严不细，为日后产生纠纷埋下隐患。
而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李朝兴，在此项目工作中更是态度敷衍。某有限公司代表国家某局所属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与天津市工信委等单位，就该项目建设积极联系沟通，并先后协调国家某局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技术人员两次来津参观交流和技术对接，而李朝兴未再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就此事进行专题研究。天津市工信委电子信息中心就推进该项目建设先后4次向李朝兴和市工信委呈报请示，均未得到批复。2017年1月，某有限公司负责人与李朝兴当面沟通协商，要求按照协议提供有关设备，李朝兴不同意，并以市工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市工信委电子信息中心已调整至市委网信办为由“踢皮球”。直至2017年3月，该项目协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除了李朝兴受到免职处理，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孙钢、天津市工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徐滨彦、天津市电子信息中心主任肖斌等3名领导干部也受到诫勉和批评教育等严肃问责。《天津日报》报道称，对这类问题的严肃问责，充分体现了天津市委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治庸治懒治无为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释放了强烈的信号。
竹立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2015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2016年7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为整治为官不为、不担当不负责等现象提供了针对性的制度“标尺”。“领导干部，尤其是做‘一把手’的领导干部，需要你决定的、推进的、批示的，不批、不管、拖延，或者批准以后督促推进不积极、不严格，造成一些项目一拖再拖，这就是尸位素餐的懒政。”竹立家说。
从履历上看，1957年11月出生的李朝兴是位不折不扣的“专家”。
公开资料显示，李朝兴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曾经是大学教授。其一直在化学、药学和医学学科交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曾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高技术项目1项，国家新药基金项目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2项，天津市科技攻关项目2项;天津市火炬计划项目3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项;还承担了10余项横向研究课题。他还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第三届天津青年科技奖并列入天津市科技名人录。
离开学界后，李朝兴曾任天津医药集团董事、副总经理，2000年起历任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天津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此外，他还担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专家协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朝兴提出了“抢占国家竞争制高点制定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的建议。李朝兴表示，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未来核心竞争力，当前尽快启动数据立法，对推动大数据发展意义重大。而今年4月26日，李朝兴被免去天津市工信委主任职务，其被免职原因竟然是因为在某国家数据中心建设中负有不负责任、推诿扯皮、不作为的主要领导责任。
据报道，严打“为官不为”是天津重塑政治生态的主要抓手之一。去年12月，天津市委对于中央巡视组指出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到位，政绩观有偏差”问题，采取了多项整改措施，还制定了《关于开展不作为、不担责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今年1月23日，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从今年2月份开始，天津市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李朝兴被免职正是天津市委整治推诿扯皮、不担当问题的典型案例。此前，天津市曾开展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处理后部分干部不作为、不担责问题综合治理。
2016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湖北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管理推进会上指出为官不为的“四类先生”：一是“两不先生”，政治上不强，也不踩“红线”。对党绝对忠诚不够，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紧跟不够、落实不够，认为“不干事就不会出事”。二是“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不会乐器只会佯装比划，但一较真就有问题。三是“撞钟先生”，懒政、惰政、怠政，不勤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四是“好好先生”，不敢担当，不敢得罪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什么都好，就是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天津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以来，天津市两次严打“为官不为”行动，已处理373人。
整治“为官不为”，拉升有所作为的“级别”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项举措整治“为官不为”，对广大为官者“设定了边界、敲响了警钟”。但“为官不为”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这两段话，均出自2015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官不为，不是新表述、新问题;但它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却是史无前例的。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开展过多次大督查重拳治理干部不作为，相关部门也出台多项措施。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公务员，如果不作为，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负责任，都会受到相应的处分，如果有重大过失、渎职还要受到相关法律的惩处。”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在国务院大督查第一批问题处置的公示中，典型的有四平市副市长、棚改办主任王宇因在审核环节不作为、疏于职守、把关不严，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安徽省淮南市在落实国家下达的2014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中有11091套未按时限要求开工，时任副市长成祖德等17人因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等不作为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国务院大督查第二批核查问责中，针对懒政怠政不作为典型问题，24个省份依法依规对249人进行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国务院大督查第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工作中，1148名干部因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被相关地方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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