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企私有化造就权贵资本主义的教训
■ 《环球财经》编委、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权贵资本主义之害
强大利益集团孳生常常是一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更是后发国家丧失“赶超”希望的根源，因为这样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使之沦为为小集团私利看家护院的“家丁”，扼杀平等公正……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但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的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
一个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权贵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使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面对外敌入侵，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惟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夺取其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日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许多一度爆红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20世纪初的阿根廷、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须知1910~1930年间的阿根廷发展程度比加拿大还好，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中，国有经济私有化是分利集团快速形成并膨胀壮大的最重要渠道，因为财富再分配、特别是掠夺财富永远比创造财富更为迅速快捷。在1980年代以来的拉美私有化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这一点更是暴露无遗，它造就了俄罗斯目前已是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哺育了一批企图或曾经左右政局的寡头。尽管普京上台后强力整肃，但权贵资本主义病根已经深入俄罗斯肌体，难以根除。
俄罗斯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俄罗斯叶利钦政权企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迅速制造出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与前总理基里延科谈话时对此直言不讳：“在质押拍卖（指俄罗斯1995~1996年的国有资产质押拍卖）中完成的惟一任务是促成产生大的资本家，以防止社会主义重归俄罗斯。这个任务95%是政治性的，只有5%是经济性的。它是借助于质押拍卖完成的。”殊不知此举却造就了在相当程度上凌驾于这个政权自身之上的操纵者。在收买大资产阶级政治支持的交易中，近乎无偿地掠夺了巨额资产的大资产阶级、俄罗斯新贵们并无义务急于支持养肥自己的人；而大力推行私有化的盖达尔政府由于此举大大削弱了政权自身的资源，并将绝大多数国民推向自己的敌对面，反而极度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结果，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开始萌生操纵政权的野心。
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中就有人开始显现出操纵政治的野心。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最近20年里，除了商界，政府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挖掘到得力的干部。任何一个30~35岁年龄段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经过在商海中的磨练，在国家的岗位上会无所事事。”
在1992年出版的与其副手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他更写下了这样的自白：“几个月前我们还认为不影响我们这些商人利益的政权是最好的。就这一点来说，戈尔巴乔夫政府是最理想的。在当时那个阶段，这已足够。现在，当商人阶级的力量在积蓄，而且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对政权的态度开始改变。政府对我们采取的中立态度已不能使我们满足。现在需要遵循‘谁有钱谁说了算’的新原则……我们商人不需要被收买的政府，我们将促成个人利益与我们一致的那些人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权力。这样的政权不仅能得到我们的拥护，也能得到我们的经济支持。如果（现在的政权）不能胜任，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步骤，让那些与商人志同道合的人上台。”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攫取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控股权和管理权之后，他同时向政治立场迥然对立的“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和俄罗斯共产党提供政治捐助，企图先在国家杜马中获得“拦截股”，进而取得“控股权”。
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当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个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去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几个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波塔宁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的做法更迹近操纵政权。当初极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个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支持基础的丘拜斯刚刚提出“企业家的活动对国家的影响过大”，就立马遭到别列佐夫斯基的迎头反击，后来又预言丘拜斯在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数。1998年3月22日，他在独立电视台的“总结”节目上断言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不可能成为叶利钦政策的继承者，次日切尔诺梅尔金就被解职。
别列佐夫斯基这样概述自己的主张：“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寡头资本主义”一词就是俄罗斯媒体概括他的主张而提炼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寡头所要求的“企业独立性”不过是主张资本可以收买政权，但政权不能调控、节制资本。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在任何国家都是牵涉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但2003年4月尤科斯、西伯利亚两大石油公司合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普京接见，他要求政府允许铺设私有输油管道，还在事后用挑衅的口吻评论这个问题：“当我制定好自己的计划后，不需要有人再对我们说该往哪一条输油管投资。”而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中，多年来要谋求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政府里有个人联系，能够接近政府高官或者本人就是政府高官；公司高管中也有人后来出任政府职务。在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担任过高管的前高官有：
卡加洛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第一副行长，1992~1994年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盖达尔班底”一个积极有影响的成员。
伊瓦年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原西拉耶夫政府的安全部长。
萨姆谢夫，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在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两届政府担任燃料动力部副部长，后任财政部长。
格鲁舍温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于1992年担任燃料动力部第一副部长。
涅乌兹林，尤科斯集团第二把手，1997年9月担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同时保留在梅纳捷普集团的职位。
沙赫诺夫斯基，在涅乌兹林出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后，接任俄罗斯工业-尤科斯联合董事会负责对外联系（面向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大众媒体）的副董事长，原在莫斯科市委主管内务，1996年是叶利钦竞选总部成员。
……
俄罗斯“民主”政体下的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媒体既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公共权力，在市场体制下又能成为一种营利工具，志在操纵政权的俄罗斯寡头们自然不会放过。1990年代，以桥银行总裁、桥集团总经理、俄罗斯实业界圆桌会议联合协调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弗拉基米尔·科斯季科夫·古辛斯基为先锋，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消息报》等部分媒体一度独立运营，但为时不久便不得不纳入资本麾下。在掌握媒体的寡头中，古辛斯基最为突出。早在1993年，桥集团就创建了一个“独立”的电视频道独立电视台，古辛斯基个人掌握其77%股份；1997年初，桥集团控制下的大众传媒机构合并成一个独立的控股公司“梅地亚-桥”集团，古辛斯基自己领导并持股70%，为此他不惜放弃了在其创立的集团里担任其他职务。当年7月，1992~1994年担任叶利钦总统新闻秘书、后出任俄罗斯驻梵蒂冈大使的科斯基科夫出任“梅地亚-桥”集团副经理。
在鼎盛时期，“梅地亚-桥”集团下属媒体包括：
七日出版社，出版俄罗斯最受尊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发行量10万份的《今日报》（最初系桥-银行集团自行开办），以及发行量37.5万份的《七日报》；
《综述》杂志，发行量5.5万份；
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每天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有25.8万听众；
独立电视台控股公司，为“梅地亚-桥”集团下属子公司，当时是俄罗斯最有名气的电视台之一，覆盖俄罗斯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约1.2亿观众，以及独立电视台附加台（有5个频道进行卫星电视转播，连接了2.2万台电视机）。
此外，在古辛斯基势力范围内的媒体还有《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晚报》、《自鸣钟》、《文学报》和莫斯科的电视频道莫斯科电视银屏。此外，古辛斯基还曾经提出以1.6亿美元收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49%股份，以及企图收购俄罗斯通讯公司25%股份，但未能成功。
古辛斯基对大众传媒的投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俄罗斯特殊条件下对政权的投资——这句评语不仅是对古辛斯基的准确评价，也是对其他寡头传媒投资的准确评价。经营传媒本身就是件难事，在1990年代俄罗斯混乱的经济环境中，要想循正常方式经营传媒更是难上加难；这些传媒本身并不盈利，而是亏损的，寡头们之所以要控制这些传媒，目的不是追求商业利润，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其由低到高主要如下：
——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声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对本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在某些时候，这种权利还时常被用于敲诈勒索。寡头古辛斯基控制的“梅地亚-桥”集团当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有保障的大众传媒，其员工的薪酬、稿酬均属最高，下属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均优于国有的俄罗斯电视台。但这家公司经营高度依赖于来自西方和国内大公司的贷款，其中数目最大的贷款有几亿美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借给该集团的，而且已经超期；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列姆·维亚希列夫承认，之所以“借给”梅地亚-桥集团如此巨款且从中不获得任何商业利润，“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不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
——左右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促使政府通过对本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
——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入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层，阻止对本集团不利的政治家上升。如独立电视台台长马拉申科曾被正式编入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正因为如此，2000年3月总统大选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大商人对大众传媒的投入也相应锐减，因为政权争夺战业已或正在接近尘埃落地，新总统普京地位稳固，而且消除了叶利钦时期寡头们左右政局的局面，继续向媒体投入大笔资金就纯属浪费了。
权贵资本主义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
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
假如能够形成稳定的政权，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那么无论俄罗斯私有化及其造就的寡头群体有多少原罪，倒也不失为“逆取顺守”之举。但事实证明，私有化造就的俄罗斯寡头们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遑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了。
事实上，随着寡头们的势力兴旺壮大，他们开始具备条件实践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上述思路，寡头内部确实也出现了组织“影子政府”把持国家政权的想法。1997年，寡头中的“思想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换言之，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然而，尖锐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大资产阶级们天然难以联合起来。另外一个寡头、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曾得到波塔宁的帮助，1996年8月时还极力推崇波塔宁，称他是他们这群志同道合者中最适合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但两人为争夺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而翻脸，后来波塔宁被迫离开政府时，斯摩棱斯基却如此尖刻评价他：“他没有学会把自己的这张皮和国家那张皮剥离开。”
不止一位观察家指出过，俄罗斯大商人缺乏良好的组织性。最典型的表现是，一直到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而此时普京已经竞选获胜，并且从代总统转为正式总统，开始整治寡头了；领导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初步入政坛是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手。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队伍内部无法自行产生一个领袖人物，而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多少凝聚起来，充分显示了这个群体何其缺乏凝聚力，而一个自身就缺乏凝聚力的集团是无法担任整个社会凝聚核心的。
同时，按照一个社会领导集团所必备的标准衡量，俄罗斯大商人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社会责任感。2000年6月，俄罗斯著名寡头、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受控非法侵吞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国有资产而被捕后，别列佐夫斯基给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使在这封主题是为古辛斯基辩解的公开信中，别列佐夫斯基也不得不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也正是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依靠攫取而不是创造的发财历史，俄罗斯新贵们常常傲慢地无视大众，把自己放到大众对立面。2003年4月，与普京会面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呼吁普京“应该依靠国家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依靠高智商的精英。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大脑积极运作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群体，注定无法充当凝聚一个大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新生权贵阶层负有深重的“原罪”。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但1992年出版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仍然流露出依靠非法手段致富者内心深处的胆怯：“在做任何事之前，我们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龌龊感觉：门即将开启，我们听到有人说，‘商人？请进监牢吧！’最富有经验的律师也无法保证我们能顺利离开被告席，因为被告与法官都将以法律为准绳采取相应的行动。”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著名货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这四人的政治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分别发表言论文章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美国《外交》季刊、英国《卫报》的立场和背景差异巨大，但他们谴责俄罗斯财阀、寡头的措辞则几乎完全一样，思维如出一辙。
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如此评价：“许多观察家们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俄罗斯私有化急先锋支持者几何？
正由于俄罗斯私有化对该国经济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推动俄罗斯私有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在俄罗斯社会声名狼藉，甚至曾经吹捧他们的西方势力最后也背离了他们，最典型者莫过于“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此人1991年11月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1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副总理，同年领导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私有化方案和实施计划。
充满腐败和掠夺的俄罗斯私有化把亿万俄罗斯平民推向贫困深渊，俄罗斯经济蒙受毁灭性打击，经济下降幅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令丘拜斯在俄罗斯民间饱受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廉价拍卖国家财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多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是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这是丘拜斯惹的祸”在俄罗斯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后，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2005年3月17日丘拜斯遇刺，嫌疑人克瓦奇科夫在案发后第8天（3月25日）就被检察部门认定并提起诉讼，但受到了社会的强力支持。2010年8月20日莫斯科州法院再次宣告克瓦奇科夫无罪时，旁听席上一片欢腾，“乌拉”声响彻法庭。但西方在政治上对丘拜斯却大加褒扬。1997年，《欧洲货币》（Euromoney）杂志将其评为年度“年度优秀财政部长”，但他直到这一年的3月7日才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1月份就被解除了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部长职务，保留政府第一副总理虚职。
尽管西方政界和舆论界、某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出于政治目的而大肆吹捧这个毁灭了本国国民经济的人，反正他们无需自己去冒险；但对于需要用自己的钱去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不会乐意在市场上支持丘拜斯了。即使在通常被认为是丘拜斯私有化受益者的俄罗斯商界，对丘拜斯的支持也很少。丘拜斯在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任上时，打算借鉴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州电力改革经验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希望在该领域吸引外资，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电力公司股价立刻暴跌2/3，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迫使俄罗斯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
更令丘拜斯之辈丧气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连西方社会舆论对他的抨击也与日俱增。早在1993~1996年间，就开始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称作“卑鄙、伪善的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称盖达尔和丘拜斯为“货币主义杂种”，意思是说这两人的经济和思想理论非常肤浅。
充满欺诈的中国私有化主张意欲何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规模私有化无异于宪法政变，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稳定性的威胁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近年流行的某些私有化舆论充满了欺诈，最常见的就是把国企与公众利益对立，在“增进公众利益”的旗号下鼓吹实际上只能令少数人得利而剥夺大众利益的举措。
如以“国有垄断企业”分红少、损害了公众利益为由主张私有化，且不说前些年国企分红少系1990年代国企极度困难时期的遗留问题，我们不能竭泽而渔，这种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因为国企暂时分红少，普通公众受惠少。所以，为了让普通公众增加受惠，应当把国企改为私人所有，让利润进入少数私人私囊，从而剥夺普通公众从中受惠的可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我几年前读过一篇某知名评论家谈论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文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其论证逻辑实在太过强大。那篇文章逻辑可归纳如下：
“教育收费高昂、全社会怨声载道，必须改变——教育收费高昂是因为投入不足——为增加教育投入，应吸引民营资本进入——为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应取消对教育的价格管制，准许提高教育收费！”
类似的忽悠做法同样也体现在关于财政问题的争议上。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数也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事实是中国财政占GDP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澄清某些被搅混的事实。
美籍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流传甚广，此文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声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占GDP的21%，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政府规模大于美国。其实，这篇文章是把不同口径财政数据放到一起比较了，因此结论只能是误导。
无论是按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占GDP比重还是按照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中国政府规模都小于美国政府；陈志武文章中引用的中国财政收入是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全部收入，但陈志武用以与之比较的仅仅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7年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总额51321.78亿元，陈志武文中这一数据大体正确；2007年美国GDP为138112亿美元，根据我查阅的美国国会预算署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25682亿美元，经济统计局报告提供的当年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约20190亿美元，两项合计45872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3%，尽管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尚未纳入计算，但这个比例已比中国同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出12个百分点了。若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年这项指标都相当于中国的2倍左右。
这些本来是经济学界的常识，身为知名美籍经济学家的陈志武在《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中作出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对比，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这些常识却故意拿不同口径数据对比？他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正由于充满欺诈，许多与私有化主张一脉相承的主张完全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如“将外汇储备分给全民”之类的主张居然是知名学者提出，居然能够走红，实在是给中国经济学界留下了无法抹杀的耻辱印记，而我们的社会公众也需要增强辨别能力，以免遭遇忽悠深陷彀中而不自知。
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的？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20年前，随着加盟共和国的一个一个独立，以最后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为标志，苏联解体并且把国家权力交给俄罗斯，成为了一个独而不联的独联体组织，现在这个“独联体”早已名存实亡了。
苏联解体后的经济问题以及私有化问题，一直是全球政治经济学者们讨论的热点，现在中国也出现了某些要把国有财产分掉的论调——有人说把国有股份按份分给国民，也有人说把我们的外汇储备2万亿分掉，每一个国人能够得到2000美金云云。
对于这些论调，主流反对学者多以苏联“休克疗法”后引发国家灾难、人民生活困苦等来加以反驳，但对于为什么把国家财产分给了老百姓，名义上是增加了老百姓财产的，怎么会变成“不但国家财产没有了，老百姓原来存储的财产也被洗劫了”这一问题，具体的分析不多。事实上，苏联“私有化”后，不仅国家公有财富被外国资本和权贵资本洗劫，大部分老百姓私人财产也被一攫而光。这种打着“爱国”和“民生”的幌子大肆攫取财富的行径，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这相当于把所有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分给了全国人民，而且这样的支付基本是“无偿”的，看上去前苏联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但结果是怎样的呢？
用费雪公式剖析俄罗斯当年
在消费领域的通胀与产权交易领域的通缩
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由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按1995年价格计算，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81%的国民在经过了这样的私有化后，存款消失殆尽。无偿给予国民的“私有化”怎么就变成了让国民破产和国际大鳄掠夺的结果呢？这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在此，我们可以引入西方著名的关于货币价格理论中的费雪公式MV＝PT（参见名词解释）加以说明。在原先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加与价格下降成为反比。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于是商品数量增加后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如此一来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变成了普通人拿到债券后，只能以廉价的抛售来换取现金改善生活。由于当时具体的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极为不足，导致其抛售价格极为低廉。低廉的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抛售，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经营者、有钱人以及外国资本则乘机廉价大量购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这些人群手中集中，以至于在股份化的国企中，90%的小股东持股不到10%，而1%的大股东则持股85%以上，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
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不仅造成经济生活混乱，而且使广大民众遭到空前浩劫。1992年俄全面推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价格指数逐年暴增——1991年同比上升168%，1992年上升2508.8%，1993年844%，1994年214%，1995年131.4%，转轨5年，物价上涨了近5000倍。其后几年通胀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极高水平，1996年21.8%，1997年11%，1998年84.4%，1999年36.5%。至此，导致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
在俄罗斯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答案还可以用费雪公式来解答。按照MV＝PT，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虽然贱卖了所得的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还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的情况相当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没有余地，因此在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
在商品价格突然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所有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相乘的关系，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了，结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正反馈增长。
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钞票和举债度日，内债余额约200万亿卢布，外债余额新增约600多亿美元，政府预算1/3用于偿还债务。因此，政府被迫放松银根，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由于通胀发生在老百姓的消费领域，而产权交易的货币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缩是发生在产权交易的资本领域，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渔利，使得财富出现超速度的急剧变化。由于民众的消费是可以透支的，在私有化方案出台以后，因为老百姓存在着不当的收入预期，造成他们提前把以前的积蓄拿来消费，在得到债券买产权私有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巨大贬值，当时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情形。
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俄罗斯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1992年6月国会通过方案，每个俄罗斯人可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等到私有化正式启动时，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这样的贬值使得国企被更严重地贱卖，外国资本和上层权贵可以控制企业，成为通胀中资产的主宰者，在通胀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把私有化进程彻底演变成了一次合法侵吞俄罗斯国家资产的饕餮盛宴。与此同时，就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下降，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到1999年时，失业率高达15.2%，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在全体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达45%。最富者的收入是最贫困者的48倍，58%的居民生活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
一个国家的私有化成为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与此同时，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俄罗斯私有化后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势必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造成国家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使得俄罗斯在国际上收支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
改革以来，俄引进外资累计仅为400多亿美元，而外逃资金约1500多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仅为270亿美元，导致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为1∶59，1992年1∶222，1993年1∶933，1994年1∶2205，1995年1∶4562，1998年跌到1∶6000。1998年实行币制改革，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新卢布与美元的比价6∶1，现在已跌到28∶1到30∶1之间。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发生崩塌，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高达84%。
俄罗斯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私有化被洗劫的道路，这也是有过程的。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2年叶利钦上台即急于推出私有化的系统改革。其时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 （shock therapy），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为此，叶利钦破格将盖达尔提拔为政府总理，并任命萨克斯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二人的设计和主持下，以放开物价、大规模快速彻底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激进改革全面推出。
经过上面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私有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危害和对于国家、国民的洗劫是很容易通过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进行推演的，但休克疗法为什么能够让俄罗斯当年为之倾倒，不惜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而实行之呢？原因就是这样的政策取得过一些成功。
私有化在大国与小国的本质不同
休克疗法最早在玻利维亚实施，收到了一定效果。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
在这样的情形下，玻利维亚采取了休克疗法，在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后，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1986~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8年为21.5％，1989年为16.6％。国民经济通过短暂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外，同样实行了休克疗法的波兰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所以对于休克疗法的推崇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为什么在玻利维亚成功在俄罗斯就不可复制呢？他山之石怎么就难以攻玉呢？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玻利维亚和波兰在实施休克疗法前，已经出现了恶性通胀和货币泛滥。因此，私有化后，其国家市场上的充裕货币正好可以被进入产权交易的增加的大量资产所稀释。
此外，国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玻利维亚有900多万人口，109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右；波兰人口3800万，国土31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规模只不过相当于俄罗斯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国家规模下，休克疗法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玻利维亚这样规模的国家，按照费雪公式MV＝PT，其所需要的商品数量T是很容易被国际市场所满足的。但对于拥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来说，则远远不能。由于国际市场一时无法满足其巨大的商品需求，其结果一定就是对内通胀。而俄罗斯出口的大量资源和私有化企业的产权，国际市场也难以迅速消化，势必造成贱价出售，大好的江山就这样廉价易手。这里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市场出清”是难以实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要求是市场可以快速调节，认为市场可以瞬间平衡，忽略这样的调节速度影响。然而对于大国和小国这样的速度差别巨大，尤其在休克疗法的剧变中其速度影响更被放大，由此造成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疗法相似、结果不同的天壤之别。
由于俄罗斯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商品运输也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造成资金流动性和商品分布极大的不均衡。尤其是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而前苏联实行的是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法律禁止私人拥有企业。1992年初，俄罗斯共有25万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其中属联邦所有的企业占17.5％，属各共和国所有的占27％，属边疆区和州所有的占8.4％，属地方所有的占36.2％，即按企业数目计算共计89.1％的企业归国家所有。由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时国家的市场建设不足，造成流动性极大的不均衡，也使得通胀难以控制，因为用来收购产权和私有化债券的资金，与老百姓购买日用品的现金，二者的流动性是有着本质的鸿沟和不均衡的。这样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的要求差距极大，而这些弊端在玻利维亚甚至波兰这些体量较小的国家，是比较容易依靠国际市场的流动来消弭的，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无疑就是“蚍蜉撼大树”了。
为什么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能够被顺利推行？原因之一是在休克疗法第一步棋——放开物价的初期，看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效果似乎立竿见影——以往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但是在商品供应开始出现不足、同时出售私有化债券的民众在得到大量现金后却没有地方消费时，物价就开始飙升了。物价飙升引发了进一步恐慌。按照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但是面对飙升的物价和老百姓的刚需，高昂的税收被转嫁给老百姓，造成物价进一步被推高。而财政的收入不足必然陷入印钞的恶性循环，由此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除了上面已经陈述的老百姓的收入被恶性通胀掠夺一空外，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俄罗斯经济持续7年严重衰退，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44%，工业总产值减少54%，消费品生产则下降58%。到2000年，俄罗斯GDP总量还不到美国的1/10，排名从1987年的世界第5位下降到世界第13位。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从一个大国沦为一个弱国。1988年前苏联人均GDP就已超过10000美元，整整20年过后，2008年俄罗斯人均GDP不过是9500多美元。
笔者无意评价“休克疗法”的宗师、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功过是非，但所谓“经济”，无非“经世济民”，经济学家干的事儿，本就应以增加人类福祉为宗旨。不可否认“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一些成功，然而就在俄罗斯整个国家陷入“休克”的悲惨7年中，西方世界不断给予萨克斯以高度评价，对其理论缺陷却鲜有剖析与反思，这就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了。1994年12月出版的《时代》周刊盛赞萨克斯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家”；1997 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把萨克斯列入到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行列。
假如中国被“私有化”，那会怎样？
对于少数人鼓噪的中国国有财产“私有化”前景，我们也可以根据以上推论的公式进行推演。根据国资委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4万亿元人民币，假设加上没有计算在内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央企资产总额约合50万亿元，但是中国能够交易的钱有多少呢？
截至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0万亿元，广义货币70万亿元，而广义货币的存款是老百姓的养老钱，通常是不会大量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元。我们以狭义货币计算，其中16万亿元是企业储蓄，考虑到这些储蓄很多就是那些即将被出售的企业的流动资金，也难以进入交易市场，因此粗略和乐观的估计也就是有5万亿资金可以购买约合50万亿元的产权，如若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把这价值50万亿元的央企债券进入市场，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其结果就是要让上述资产的售价变成原来的1/1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数额较大，这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时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前，流入到俄罗斯经济体的海外热钱数额并不大，即便如此，这些热钱在私有化后通过各种黑市大量进入俄罗斯，廉价收购原国企债券从而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支柱产业，不仅攫取了俄罗斯人民多年创造的宝贵财富，也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再来计算一下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16万亿加上其他各类存款，总额为47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2.5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2.5万亿而已，而中国国有企业价值超过5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50万亿已经是原来MV的4倍，这也意味着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4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约47万亿元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在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而恶性通胀下，由于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将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甚至数量级增加。倘若我们把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三天花光，就意味着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10倍。如此一来，一年内百倍通胀就成为现实！通胀100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在“私有化”中给了你多少，你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被洗劫了！
辩证看待美国的私有制度
说到美国的私有制度，总说美国的房子不仅是永久产权，而且房子上面的天空、房子下面800米以内的地也是属于房主的；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之后，天空才是国家的，如果在地下800米以内发现了石油或者其他矿产，这些资源都归房主所有，好像买了一套房子，以后这财产就归自己个儿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是一些对西方世界充满憧憬的人士心中的“神圣案例”。这些社会舆论给很多不明就里的中国普通民众造成了错觉。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其中就可以发现美国私有制“挂羊头卖狗肉”的端倪了。
私有制下买的房子，“国王的军队”真的不能进么？错矣！美国的房产税是1%~3%，假如你花100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房产税率3%，那么你每年要为这栋房子缴纳3万美元的房产税：100/3＝33.3年，也就是说你每33.3年就要重新把自己的房子买一遍。要是私人的房子，就算这人已经死了，都要交房产税。而且房产税的征收是根据你所拥有房子的实际价值来征收的，如果在这33.3年里你的房子升值了，比如从100万美元升值到300万美元，那么恭喜你，你每年就要为这栋房子支付9万美元的房产税。若你是一个钉子户漫天要价，确实是可以不搬，但是你的房子的估价可是会随着周边的建设大大增值，你要缴纳的房产税也就随之爆增——在房产税模式下，钉子户难当啊！而且，虽说“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政府收税人员则更是不可侵犯，你若不让税官进门，对方可是有权拿着枪上你家收税的！如若不交房产税，政府有权将该房拍卖，如电影House of Sand and Fog里的女主角不过是疏忽了一下， 房子就给拍卖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房产税而丢掉房子的有一个经典故事。被金融家亨利佩拉特爵士“无偿奉送”多伦多市政府的卡萨罗马（Casa Loma）城堡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府邸。在“大萧条”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多伦多市政府物业税的提升，该府邸从以前每年的600加元增加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是巨款），导致大富翁佩拉特爵士不得不靠拍卖艺术品和家具来缴纳税费。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303加元税款，该房子被收归多伦多市政府所有，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房产税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税种，是美国地方政府（县市区、镇、学区、社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大约占30％， 一般占地方政府税收的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地方政府全靠房产税养着。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同期增幅是 62%。
在纽约的曼哈顿区，90％以上的居民甚至一辈子都租房而住，为何？就是因为该区3%的房产税让很多人觉得不愿或难以承受。当年宋美龄女士居住在中央公园边上的那套Penthouse，价值约为七八千万美元，每年要缴纳200多万美元的房产税，这样的豪宅就是白送给普通人也住不起。而同时，由于当地政府规定每年房租上涨幅度不得超过3％，将房租控制在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价格，也是当地居民更愿意去租房而不是买房的原因。
此外，一些国人认为美国土地都是私有，这也是误解。其实美国土地私有率并不高。目前，联邦政府拥有占美国国土面积30%的份额，而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再加上各州政府、县政府和市镇政府拥有的土地，私人土地的比例就更小了。
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就是社区居民自治。比如你喜欢一个小区，光有钱还不行，还必须这个小区的居民同意，你才能搬进去（买房不需要邻居同意，搬进去住才需要）。如果你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嫖妓被抓，小区居民可以投票赶你滚蛋，你不走就让警察（社区警察也是小区居民出钱养着的）拖你出去。而所谓的在你家地底下发现了石油也是你的，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一方面在这样浅层难以有石油，更主要的就是即使有油，你要开采也必须要先征得邻里的同意，尤其是政府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开采浅层地下资源会造成道路地基下陷的，而且还有环境、地下水等等资源问题），因此这样的所谓的所有权私有，实际上是口惠而实不至，连你想在自家院里打口水井，也必须先经过政府的批准和邻居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全然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在我自家的地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做法。因此这种所谓的“所有权地下资源也归私有”的说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个名义化。
因此，在美国对于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是要与公众权利分享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使用权是与社区公众分享而不是你独享而排他的。美国的社区公众对于个人住房行使所有权的限制，是一种社会化权利对于私有权力的限制，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私有制”的认识就难免偏颇。
此外不得不谈的是美国高额的遗产税，这个所得税的比例非常高昂，甚至达到收入的一半！这个税收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个人进行一次“盖棺定论”的所得税清算。这也是美国有些富豪热衷于“裸捐”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吸收捐款的基金会是私有的，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也能够捐赠到其基金会名下（这实际上也可视为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手段），名义上是回馈社会，实际上是其子子孙孙拥有和管理这个基金会，在避税的同时分得一杯羹。
事实上，对于美国的私有制度到底是个怎样的私有，还有很多点、很多层面可以剖析，以上只是从普通人比较关注的房地产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对于认清美国私有制的本质、厘清部分国人有关私有制的争论，或会有所帮助。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们在回顾与反思之余，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应冷静分析“私有化”之声的来龙去脉，警惕敌对势力利用人们希望得到财富的心理进行利诱，绝不能让前苏联发生过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国有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 白益民工作室 牧川
谁在批评国有企业？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国有企业的批评言论在网络、报刊等随处可见。普通老百姓批评一些国有企业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成品油价、电话费、各种费用太高，其定价过程老百姓的参与权、话语权有限，他们期望国有企业能够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有一些学者也在批评国有企业。他们大多留过洋，在外企、国际机构工作过，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他们批评的目的是为私人资本，尤其是为外资服务。
这些学者反对国企垄断，却不反对跨国公司和私人资本垄断；他们无限夸大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能力，却对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恶果熟视无睹；他们只看到政府权利对人的限制，却无视资本及其权利对人的专制；他们积极追求将国企私有化，让国企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退出，让位给私人资本和跨国公司等外资，完全无视国有企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巨大支撑作用。
某高校著名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此公曾任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极其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国家不应该干涉市场运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教授不断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他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该教授积极主张国企从垄断行业撤退，让位给私人资本，主张将国企分给13亿民众，恰如俄罗斯当年曾经做过的一样。但是，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俄罗斯当年的做法只是一个悲剧：一些国企被分到了分散的个体民众手中，但是在少数寡头制造的危机中，这些股权又落入私人资本和跨国资本手中。
该教授的这些主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无非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复：一是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二是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私人资本企业来经营；三是政府应该缩减开支，减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等领域的投入。
新自由主义：美国的战略工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借助拉美各国军政府寡头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中断了拉美各国独立富强之路。
90年代初苏东剧变，美国借助IMF等机构，在危机中迫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彻底搞垮了这些国家。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结束，美国一超独大。
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又通过IMF等机构，迫使东南亚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掠夺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21世纪初，美国更是军事占领伊拉克，用枪直接下命令，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近40年来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世界各地犯下累累罪行：
1.破坏拉美的独立富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兴起。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国家为谋求国家独立富强，转变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经济，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道路，把石油、矿产等重要产业收归国有，将其收入投入国家建设和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段黄金时期，拉丁美洲在此期间表现得尤其优秀。
美国向来视拉丁美洲为其后院，当然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拉美站在其身后。许多跨国公司在美国有巨大的利益，拉丁美洲各国的国有化道路损害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
70年代，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以及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自从50年代，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为军政府实施了全套经济政策。
1973年，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智利总统阿连德。飞机轰炸总统府，总统在抵抗中死亡。皮诺切特开始屠杀，超过3200人失踪或处死，至少8万人监禁，20万人逃离智利。
随后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尝试。1975年更是大幅推进，开始推行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公共支出至阿连德时代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近乎免费赠送。这一年，智利经济萎缩15%，失业率升到20%（阿连德时代不到3%）。
智利企业吃尽了新自由主义的苦头，惟一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金融投机资本家和军政府寡头。曾经坚定支持政变的智利民族企业家、基层制造商几乎全部破产。
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同样的屠杀、暗杀、失踪、监禁和中情局亲授的酷刑，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休克疗法，同样的经济灾难。拉美国家的独立富强道路中断了。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来也没有批判过军政府的独裁，从来也没有宣扬过民主。在美国眼里，没有什么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有的只是霸权和利益。
2.推翻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东各国经济濒临崩溃，急需援助。此时“芝加哥男孩”又带着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到苏东各国。
在俄罗斯，叶利钦先是向议会要求了一年的特别行政权，不等议会批准就可以颁布法律。一年之后，民众和议会对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愈来愈失望，此时叶利钦将军队开进议会，用暴力手段解散了议会。约500人死亡，1000人受伤，1700人逮捕。美国支持叶利钦的暴力和专制行为。
新自由主义主导了前苏联各国的改革。国企被大规模地贱卖和私有化。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
主导激进改革的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七个男人成为了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七个寡头便控制了整个俄罗斯。
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 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42000倍，消费价格上涨170万倍。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仅仅够买几个面包。
1989年休克治疗之前，俄罗斯联邦只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寿命则降到58岁以下。从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起到了屠杀人口的作用。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本来就人口不足，现在领土安全问题更为加剧。
俄罗斯也曾经将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1994年6月，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但是这项政策并没有使得民众成为企业的主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参与企业管理，无法分红。另外，通过操纵股票暴跌，民众手中的股票还常常不够换一瓶酒、一公斤香肠，此时寡头和外资又大幅收购股票，从而低价控制国有企业。
3.席卷东南亚人民的劳动成果
80年代、90年代，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繁荣。但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备受打击。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剥夺东南亚国家数十年的成果，2400万人因此沦为贫民。
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国家掌控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他们积极培养国内市场，同时也阻止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这样的政策当然使得美国不悦。
90年代中期，美国操纵IMF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东南亚国家施压。东南亚国家顶住了将主要国营公司私有化的压力，却接受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热钱大量涌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激增。
1997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操纵下，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外资热钱出逃。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东南亚国家临近破产。此时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发表意见，反对任何种类的纾困。他的态度和美国政府、IMF相同。
危机爆发几个月后，IMF才决定救援，但是附加了全套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他们要铲除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根据协议，泰国将开放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了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的员工（后来降至30%）。IMF甚至企图直接干预韩国内政，要求参选的4位总统候选人必须书面保证IMF的方案。签字日成为韩国的国耻日……
但是救援的时机已经太晚了，救援反而标志着危机的深化。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短短20个月，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这是过去50年来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将资产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
但是弗里德曼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了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
4.接管伊拉克的政治与经济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假借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各种机构和当地官员之手。但是在伊拉克，却是美国直接派军队进入伊拉克，拿着枪发布新自由主义的命令。
2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大量的美国公司进入伊拉克。伊拉克政府的各项职能、伊拉克重建工程，全部都被外包给这些公司，其中的哈里伯顿公司在伊拉克的员工超过5万人。但是伊拉克最大的200家企业却无法在自己国家的重建工程中拿到一份小小的合约。
2006年7月，伊拉克战争已经夺走65.5万伊拉克人的生命。
无论是战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
美国实行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界、金融界有些人士，盲目崇拜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抛弃马列主义，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失效了。他们自称在商言商，认为自己只是搞经济的、赚钱的，不谈政治。他们缺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识，缺乏纵观世界格局的战略眼光。他们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教条，却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其他流派。
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重商主义，德国的崛起靠的是李斯特经济学，重商主义和李斯特经济学都主张贸易保护和维护民族利益。日本和美国的崛起也是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借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很多理念，只是在美国崛起、强大之后，担心别人沿着自己的梯子爬上来，才开始鼓吹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只对强者有利，对弱者不利。一只狼和一只羊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是狼把羊吃掉。
但是美国作为强者，也不完全遵循自由贸易，美国实际上是实行双重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国际舆论对美国实行保护主义的批评随处可见。前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中国拥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却在美国根本买不到重要的产业和技术，这些事实就是美国实行双重标准的明证。
为什么国内许多学者不学习西方崛起的成功经验，却偏要学习危害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如何让国有企业为人民服务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企业，所以其盈利也应该为人民服务。在考虑企业长远战略发展、应对国际挑战的前提下，应该将其大部分盈利都投入到公共事业当中。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入。提高对低收入人口的补贴，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照顾，改善民生。
国家应该合理安排财政收入和投资比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加大投资，避免战略性产业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避免城乡差距日趋扩大。改变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民群众能够在本地区工作、学习、生活，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同时，应该加大打击腐败力度，充分发扬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监督的方式防止企业高管的腐败。同时，国有企业的收费和定价过程，应该进行充分的听证，邀请人民代表参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
重庆市在这方面正在努力探索，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重庆市在国资增值与地票交易的基础上，提出“十大民生工程”，“以民生为本”。
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改变目前商品房价格过高现象；提前实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实施万元增收工程，使“两翼”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三年增收万元以上，建设1500个集中、宽敞、舒适、方便的农民新村，打造100个特色鲜明、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小城镇，加快31个远郊区县城配套设施建设，易地搬迁38万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人口；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等等。
同样是土地公有制，其他地方政府必须依赖土地财政、依赖开发商，而重庆因为做好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所以便做到了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重庆的探索，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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