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几天前再谈“行贿未遂”的往事后，一再标榜自己“不行贿”的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对其的报道中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一观点。他否认自己的成功是靠家庭给背景，称自己的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他透露，在向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谈到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后，后者回答他说：“哈佛欢迎你，来吧!”
这位曾表示远离政治是自己对生命定位的商人表示，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他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作为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老板，王石称“(富人，很容易成为仇富者的反击对象，)这个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关键是你反什么东西……”，他对在汶川地震捐款风波中，以8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语言暴力感到沮丧，“现在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躁动和不理性)……”
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全文，作者：刘炎迅、丁尘馨。本文相关素材基于该刊记者对王石的随访、专访以及论坛录音，部分内容取自王石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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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要说背景我也是红二代 真靠这个有今天么
王石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没有花纹，简简单单。助手拿来几瓶矿泉水，他立即说，换玻璃杯吧，那样更环保一些。他反复要求助手调整他身后落地窗的窗帘的开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强，干扰他说话。
采访中，他试图掌握主动，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赞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叙述或者反思。
王石说，他的自我省思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之前，他是另一个王石。
在三年内，他比自己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计划，2007年万科更是销售业绩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无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两次“失言”，把飘在云端的王石瞬间“归零”，那之后，57年的人生才进入了一个向内思考的阶段。
2011年开始的出国游学，为这个内省的视角增加了另一个旁观自己和中国企业的维度。游学3年、一本《大道当然》，仍不足以道尽这几年来他对自己细细的审视。
4月12日，在万科的大楼里，王石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先把他的光环去掉，带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对他和企业的自我成长，才更有意义。”
你狗屁都不是
(一)
黄仁宇的那本《万历十五年》，是王石最喜欢的读物之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提及此书，颇有感慨。
2014年4月12日这天上午，北京东三环，在万科大都市27楼一套暗黑系装修风格的样板间里，王石提及万历往事，唏嘘之余，不过是在铺垫另一个年份。那是2008年，对王石来说，这或许可以称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这一年，王石和他的万科，已经走过24个年头，一路也有坎坷，但走得总体很顺。也算是见过风浪之人，对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很自信。
但王石想不到的是，这一年随后的麻烦，让他差一点翻船，他也开始对自己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适应力”，重新“审判”。
首当其冲的是“捐款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动全国。刚刚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向灾区捐款200万元人民币。
晚上9点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网友提问。
5月14日，有网友跑到王石博客里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在众多网友看来，万科此前捐出去的200万，对于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佬级企业而言，依旧被视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复：“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复：“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合适的数额。”他还说，万科内部还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王石显然误判了当时的局势，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作为一个资深网民，王石这时感到，这是“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网民攻击名人，我已经很熟悉了，比方说余秋雨啊，比如其他人，其他人或许说我不上网了，但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能封闭自己。
（富人，很容易成为仇富者的反击对象，）这个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关键是你反什么东西……当时有人恨不得把你打死，这个就已经不是语言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而且当时关于捐款的问题有人已经开始围攻一些跨国公司、实体的(公司)，已经有实际的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躁动和不理性)……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对我捐款的帖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这里主要是80后，这让我非常非常沮丧。我发现这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阻力不是来源于权力机构，不是来源于老一辈，而是来源于年轻人。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帖子，我到底说了什么?你们这样直接骂祖宗八代。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就是：你虽然登上了珠峰，但你登上的是物理高度，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这是年轻人说的啊。
(二)
王石2008年的危险时刻，除了“捐款门”，还交织着“拐点论”引发的麻烦震荡，这个麻烦，从2007年底就开始发酵了。
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正是从那十年前，时任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全面启动了中国商品房住宅市场，作为刺激国内投资消费的主要手段。这之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非典”等事件，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阻挡中国住宅市场的迅猛发展。房价也一路疯长。
万科也在疯狂生长，这一年，根据万科公开的年报，“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面积合计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合计523.6亿元。”相比三年前，翻了5.7倍。
这看起来是王石最好的年份。此时，时任战略和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的刘荣先，经过市场调研，交给王石一组数据：“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市场开始下行的明显信号，成交量环比下滑20%-30%……结论：全局式市场调整不可避免。”
12月，王石对外宣布，万科不拿“地王”，管理层也调整了开工计划：全集团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调低近20%，不久，再次压低23%，同时，万科开始调价，最开始的一个楼盘，是广州万科金色康苑项目，每平米均价比周边楼盘低3000-4000元。
4天后，王石参加清华大学“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决方案比较研究的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
王石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此言一出，触动很多人的蛋糕，一时舆论哗然。地产圈内的反弹最明显，很多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
另一层压力，来自各地政府。2008年5月，某城市召集开发商开会，没有请万科。王石知道，会议的内容不过8个字可以概括：不许降价，远离万科。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在杭州，因为降价，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砸售楼处。
“拐点论”一出，我已经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商，一讲到降价，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已经开始有人在砸万科的售楼处了，我们感觉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
你想这是个法治社会，法制是基本的底线，有人在破坏公共秩序，他却站在旁边不干涉。当时万科全部楼盘都被砸成这样，这公司还怎么做?
我感到这样下去会出现大问题的。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你公司的表态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谈房地产行政问题，召集房地产商来座谈，一定是请万科去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会，排除万科，而且是明确地讲，就是要远离万科。你公司的这个业务本来就是千丝万缕跟政府有关系的，你说如果地方政府是这样的态度，这样公司还怎么生存?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当然不是每个政府，你的担心是，它会蔓延。因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确，那时候大家都不希望降价，你降价了!往后咱可怎么干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欢降价，可万科降价了，要么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还说我，作为大哥你怎么把我们抛弃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开场合已经是公开指责，说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万科一直是行业里的领跑者，一直属于各个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这时候非常不被认可了，还有一种无形的被孤立。这是我从来没感到过的，孤立、无助……但是这个还不让我觉得沮丧。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四千万罚款单，为什么，因为降价。这就是物价局开的。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这就是万科当时的地位。
这就是那一年，你原来自认为在社会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个荡然无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过了500亿，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审视，就觉得这个情绪是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绪。我没有隐瞒，也非常明确抱着准备辞职的心态。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辞职，我唯一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当时还交织着“拐点论”，地方政府会保护你么?你的同行会保护你么?一旦你辞职了，你所在的公司(会保护你吗?)因为你的言论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形象，公司就是想保护你，可公司还自身难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辞职，我的社会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么事儿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你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万科破产”“负债110亿元资产，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各地已经低价放盘”。
5月15日，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也遭到谩骂，与万科一样，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去砸店，让这些“铁公鸡”企业统统滚出中国。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十分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
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我说“我避什么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川回来的路上，摄影师忽然对我说，“你要不要对网民，做个道歉?”我即刻反驳，“我道什么歉?我没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而第二天，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采访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哎，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马上跟他说，“我不介意”。当时的情况下，张口就说出来了，就是“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根本不考虑道歉，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你讲出来，换句话说，他在替你做公关，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
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我说，第一个来讲，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影响了抗震救灾，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几个道歉，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到现在，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
捐款门后，王石依然频繁上网，但公司对他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他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看完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三个感谢”，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那些骂他的网民，“给我归零，让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第二个感谢，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面对消费者的情绪。”第三个感谢，是拐点论风波，“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经历这些之后，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总结来讲，第一，从公共关系来说，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不是的，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可能影响到销售，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觉得它就是个言论，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审视。重新审视了自己，你会发现，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
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发现，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你就更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启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去重视下一代。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挑战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你却硬要往上面凑，那叫鲁莽。对于年轻人，要更有耐心：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你要意识到，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你万科，你王石，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很简单，你是强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当然你是强者了，消费者是弱者。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试图梳理，那中国的传统里，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开朗了。你会觉得，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去西方学习了。
所以，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比如不行贿，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因为你王石的言行，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顾忌，更多感到一份责任，得有点担当。你必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共进退，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洁身自好，你们企业这样做，我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四)
3月30日，晚7点，王石和冯仑坐在北大东门附近的英杰报告馆，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对谈。
周其仁教授是个名人，早年游学美国，一肚子学问，说话还幽默，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当着王石和冯仑的面，对着台下近千名观众这样说：“今天来听王石讲座的都是很正确的。你得看看这个人，他讲什么不重要，他不讲也可以，因为他的故事摆在这里。你见精神能量大的企业家，你靠近他会受到感染会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传《大道当然(2000-2013)》，记录着他过去13年里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能容纳近千人的会馆，客满，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冯仑的书，跃跃欲试。
十年前，王石出过一本自传，记录自己与万科的最初20年，该书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显然受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经典之作《光荣与梦想》的影响。
在《道路与梦想》里，能看到文艺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写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画面感：“施工空闲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吴晓波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
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
其实因为登山它太显性，登珠峰呢它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最好的成绩，其实是飞滑翔伞，我2000年创造的滑翔攀高纪录，现在还没人破呢，喜欢探索，喜欢冒险，不仅仅是登山，还有滑雪，还赛艇，还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伤，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翔伞，登山来讲那都……除了那书里描写的，瞬间的很危险之外，都克服过去了。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谁都无法否认，谁都有自卑的一面，当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强健体魄，我的自卑也恰在于此，体现在两点，一是我个子不高，二是我体育不好，虽然我很爱运动。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岁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边锋。但是我踢的这个水平呢，是中学校队……板凳队员。整个我的印象中，在中学时期我就只进过一个球。因为你是板凳队员你没有机会的，上场时间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样的。而且进的那个球还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赛的时候那个对方比较弱，踢左边锋的那个主力队员又迟到了，只好就让我上，上了还蒙进一个球。糊里糊涂，就是在那个门前的混战当中，球跑到我这儿来，我就把它踢进去了。这个球是这样进的。所以主力队员一来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还喜欢打排球，我是二传，因为个子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的体型啊，反应能力都不行。但是组织能力还行，因为二传是核心。
篮球根本就没打。跑中长跑，介乎于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发力之间，最辛苦，但我的成绩最多也就代表班队。
处于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憋屈的那种……所以在学校的那些体育运动的尖子，我很羡慕。当然后来在体育运动方面就特别要表现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自卑的心态，当然有，那毫无疑问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引发了社会对登山价值的讨论，而王石坚定的选择了站在山鹰社这一边。
如果说探险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是很缺乏探险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鹰社年轻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后，社会不理解他们，90%的帖子都是谴责的，完全把这当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说你们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无论哪方面你们做的都是错的。这不但不是探险精神，都成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做这个事情是没用的。而我个人的英雄主义，如果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太实用主义。人要有一点对自我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好奇，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正面意义的。
但这个意义，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
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早在2003年，他去云南弥勒参加一次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他在发言中说，万科诚信守法，绝不行贿。
但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很坦率地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说完，台下掌声一片。
你当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后你可以解释说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贿，可在我这儿，你拿不到，不能说是因为你没行贿，有可能就是没本事拿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总在一块，他年纪比我小，他说大哥，你看，我这(地)做不完，你来挑一个!我知道他当时就是一种显摆，但我是感到耻辱的。我没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很明显觉得，无论从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远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么趾高气扬。我感到受了侮辱。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
(六)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说：“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一谈，就是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政府怎么样，政策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得关心他们呢?他们的决策对我们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想法，我们自己怎么做法?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无改变。
但是我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不是说我回避什么，我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这个政协、人大的构成，有多少商人在里面，那不是参政么，那不是议政么。你本身是个政协委员，你说我在商言商，那不对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个，因为我没有参加政协会，没有参加人大。
现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种联系，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是个保护。荣誉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寻求保护呢?我们应该独立我们却不独立，已经缺少工商阶层的独立人格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多联合提案(议案)，开始关注自身的保护利益，比如酝酿的这个提案——现在没法来说把这个非法集资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国再往下走当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适应这样一个潮流：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要面对现在全球的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呢，我们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
(七)
2014年，万科30周年。王石从剑桥大学回国，几乎连轴转的参与各种活动，3月3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上，王石与柳传志等老友相聚一堂。当着几千观众的面，70岁的柳传志和63岁的王石比试下腰，柳传志笑着说：“我相信我柔韧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众人一片笑声。
而王石的偶像，86岁的褚时健，也通过视频，与他们隔空对话。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忆起那次与褚时健的哀牢山之会。当时褚时健还在栽苗，和王石畅谈5年后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这个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里犯嘀咕：“5年之后你就80岁了……”
当时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岁我在哪?75岁在哪?”
他曾经对自己有一个规划：“75岁是在一个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这个是对退休生活一个不详细的规划，就是一个想象，一想到就是觉得与众不同。”但当他遇见哀牢山带着乡亲们种橙子的褚时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于这个村。”
王石曾让人带着摄像机，去云南哀牢山，找他的商业偶像褚时健做个访谈，视频里，褚时健站在山坡上，风吹动白发，他缓缓地说：“做企业，靠拉关系，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与柳传志的对谈中说，他将会去以色列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和农业育种技术，以色列就是工程师、园艺师、律师在搞农业，那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种蔬菜，种花卉，“70岁如果我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万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国的前景会非常好的。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现在我归结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长，你可以到60岁70岁还很健康。但是不要说你老年了，因为老年的概念就是个消费，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讲，你没有贡献消费就是个负担，从生理上来讲你已经是多余的了，你对社会的资源是消耗的。
为什么我60多岁重新在学习，我就要证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见我，问哈佛有老年大学么?扯。哈佛有中文班么?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显然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们，60岁学习新的东西是来得及的，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掌握这个工具对社会就还有意义，有贡献。
另一方面你要给年轻人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去给社会做贡献。这是我对死亡、对社会进入老年化的一种解读，谈的更积极一点就是推动这个社会。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随一支登山队，抵达大本营。进山后几天，王石和当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一起，为6年前的遇难好友，建了一个纪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显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没法回避，那种凶险的环境，雪崩，冰裂缝，滑坠，高山缺氧，都可能会让你致命的。你会半夜头疼欲裂，睡不着觉，你会想到死亡。
中国人的传统，死亡是阴阳两相隔。你在追悼会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个哀乐，是多么悲哀，给你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死是太可怕了，这死是太痛苦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礼，就不一样，我记得美国WWF的发起人(美国的第二任环保部部长，是尼克松时代的)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回忆起他们给尼克松的报告是怎么来讲这个环保法，尼克松把他们叫去了，看了报告，(一拍桌子)，就说这是他妈哪个狗崽子写的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崽子。
你想想，这是在葬礼上，大家哄堂大笑了，特别的幽默。
我认为从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个过程，对生命来讲，你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个过程，你就缺少了一份体验。你都应该去面对。
需要墓碑吗?骨灰洒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还有父母，我们在一起。生命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无字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万科博物馆9月23日就开张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可以透露一点：没有王石一个单独头像。
(本文相关素材基于本刊记者对王石先生的随访、专访以及论坛录音，部分内容取自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和《大道当然》。实习生刘晋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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