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按：生态治理是否走产业化道路?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前大量的生态治理费用，由于没有考虑的项目的持久性，钱花完了，项目也就结束了。如果作为一项生态治理投资，先由国家买单，那些有社会责任感并有强大实力的企业负责实施，实施过程中考虑生态产业与农牧民就业，或许国家大量的生态治理投资走出“投资大、收效却不大”的怪圈。
生态治理的产业化道路可行吗
本报记者 佟文立报道
“到目前为止，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公布，据说各部委之间对如何操作存在分歧。”近日，范江(化名)，一位长期从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研究问题的学者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透露道。
早在2013年3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的投资规划就已正式通过;2013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与另外3个重大生态工程进行了新的部署。
在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构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协调联动机制，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和多元投入的投融资机制”等新提法首次出现。这也表明前10年执行的应急式的中央财政“赎买”型的生态治理之路将进行转型。
“在西北某个省份，我亲眼见到过有企业通过治沙以及延伸出的产业链带动几万当地农民脱贫，而十几年来这家企业没有拿过国家财政一份钱。”在范江看来，生态危机与当地民生这二者之间的良性或恶性循环存在着某种规律。
与生态治理工程的国家财政投入政策还不明朗相似的还有2014年初财政部门决定对传统的扶贫模式进行改革。
尽管近年来对传统生态治理和扶贫模式中的弊端多有媒体报道，但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国家级贫苦县分布与生态系统类型分布之间的某种重合现象。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本来在历史上，出了古北口的长城以北就是草原，并且是水草最好的牧区，现在却成为土壤贫瘠的最差农业区。在中国的自然地理上，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东麓到西南地区的云南省香格里拉是一条农牧分界线;但如今这条线上从北到南则多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而这条半农半牧地带，又是多民族杂居带，社会问题更为复杂。
“其实生态系统本身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生态治理的关键就是如何让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发挥作用。”著名生态学家、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阐述到。
蒋高明告诉记者，与国内一度流行的植树和禁牧等生态治理方式不同，国内生态学界新兴的一个观点是通过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农田、草原和荒漠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进行耦合来修复生态。
在2011年度的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首次公开提出在更大范围的荒漠地区，应该对山地、荒漠、绿洲全面实行耦合，然后进入市场实现综合的系统工程来达到双赢的目的。
“这一观点其实早有多位两院院士支持。只是从学术角度，大家都比较慎重。其实真正复杂的反而是农牧产品的市场机制和价格问题。”蒋高明对记者表示道。
2000年国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以北的浑善达克沙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农牧交错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试验示范研究”重大课题研究。蒋高明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连续开展了10多年的生态恢复工作：沙地草地得到了基本恢复，沙尘暴问题得以解决;牧民结束了买草历史，每年牧草出现富余;并建立了中国草原上最大的“以禽代畜””示范基地。
蒋高明将该经验概括为“新兴草产业”。不使用造成环境污染的化学物质就能够恢复沙地草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拆除围栏恢复传统的放牧生产方式，最终提升牧民生活水平并使草地退化得到根本遏制。
“当地住民的收入水平是必须得到保障的，否则这会影响整个链条的运转。”蒋高明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和自然规律之外的经济社会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作用，尤其是绿色生态产品的市场风险和产业化问题。
在中国北方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沙、草和林等产业都是兼具生态治理和经济价值的产业链，但却分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管理。这也是长期以来同一块国土空间上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被分割治理的体制性根源。
除去体制性因素，对于大规模的草产业，国内的科技水平也难以支撑。“说来惭愧，苜蓿的原产地是中国，可现在国内得从美国进口种子，而且从内蒙古到甘肃以及青海，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专家被请来做技术指导。”李康，一位国内草产业人士对记者说。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