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和它的政治代表们来说，我们回忆当时的劳工条件是不适合的，欧洲和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制劳动者、男人和妇女、儿童加入生产的进程。但是社会的现实是非常艰难的：罢工的威胁连续不断，将非常低的工资强加于人，每天工作17个小时，让妇女和儿童就业劳动力更廉价，某些童工还不到8岁，付给他们的工钱是付给男子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对他们来说掩盖这种非人道的剥削是合适的，这里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地方：法国人普鲁东和最出色的思想家、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今天资本主义代表们要求忘记在工厂里工人的斗争、大罢工。为什么?因为社会平等的思想和劳工的冲突迫使政府干预和修改法律，逐步限制儿童的劳动(从13岁开始)和妇女的劳动(每天最多11个小时)。必须等到1907年才确定强制休息。这些象征性的斗争表现为5月1日的劳动节和3月8日的劳动妇女节，现在有人企图歪曲其历史意义，塞进其他的内容。
路易斯·塞普尔韦达说过，“为了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了解过去是重要的”。在20世纪，对于国家不要干涉经济的卫士经济的自由主义来说，他们也没有兴趣让我们回忆在20世纪我们是如何达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因为当国家干涉经济的时候，做到社会保险制度是可持续的。现实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直在欧洲传播，对于资本主义的滥用权利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在经济政策中这是一个变化。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让步，比如在1936年的马蒂尼翁协议中：在工厂提高工资，将每周的劳动时间限制在40个小时，每年第一个十五天为带薪的休假期，实行集体的协议制度和工会的自由。1938年右翼上台，所取得的这些社会进展逐步消失了。
尽管如此，在欧洲斗争在继续，直到从1945年起达到当时更高水平的福利：国家进行的重大民主改革写入抵抗的计划：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将企业国有化，发展公共服务，国家管理在经济上盈利的大型公共企业，向公共的国库提供很多利润，这有助于重新分配财富：全面就业，工资高，社会保险制度、劳工权利、教育和公共健康达到良好的水平。不仅社会保险制度是可持续的，而且欧洲的国家更多地投资就业，社会支出更多。
在20世纪，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取得独立，不是没有引起重大的惊恐。在60年代非洲从阿尔及利亚到开普敦是一个新的富有的大陆，正在觉醒，撒哈拉的出现重要的承诺。但是同时莫桑比克开始种植咖啡，“一种自由味道的咖啡”，撒哈拉被可耻地放到阿拉维君主政权的手里，在43天的时间里当时的亲王胡安·卡洛斯·德波旁成为国家元首。今天在撒哈拉镇压和占领还在继续，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跨国公司逐步进入非殖民化的国家，比政治的殖民主义更不尊重这些国家，因而许多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的联盟。
拉丁美洲国家也为走出美国强加的军事独裁而斗争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80年代，美国将秃鹰计划(失踪、拷打、国家恐怖主义)强加给拉美国家。拉美国家试图实现民主和进步的目标：行使它们的主权，面对跨国巨头的掠夺和当地寡头的暴力管理自己的资源;面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根据这种教条国家不能干预经济。对于居民来说，这是公正的措施，但是没有被美国承认，它不知羞耻地自动认定试图执行这些措施的拉丁美洲国家是“独裁”，尽管它们举行了多次选举。对于拉丁美洲美国历来实行同样的政策：宣布它为敌人，长期迫害保卫他们的国家主权的人，卑鄙地轻视那些对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实行管制的人。现在在墨西哥贫困影响到5340万人，他们占居民的43.6%。
这种诞生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抗的世界的平衡是艰难的，有时是强硬的，在欧洲这有助于大多数劳动者取得很多进展，为世界上许多人民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在20世纪末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世界再次落入经济自由主义的手里，没有阻碍也没有顾虑。
20世纪结束，21世纪开始了。本来盈利的公共企业被私有化;工业转移到劳动几乎是奴隶式的国家;在西方工资很低，利润丰厚;发生一场削减多数人的社会权利的“危机”;过高的利益窃取公共机构的预算;腐败;在许多国家发生战争，美国将它们列入“邪恶轴心”，没有任何理由地掠夺它们的资源。
对于人类来说结果没有任何“辉煌”的地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世界上八个富翁积累的财富超过36亿人的财富总和，不平等的裂痕扩大。在这八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当中有一个墨西哥人，而在他的国家贫困影响到43%的居民。还有一个西班牙人，在这个国家一个公共机构(BOE)每周公布很长的绝望者的名单。2017年《西班牙的贫困状况》报告确认，近1300万人处在贫困的风险中或被社会排斥，尽管是无形的，因为不是“在教堂门口乞讨”的情况， 30%的人有工作，只有15%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在英国英格兰集中了它经济上的麻烦，为了独立将举行公民投票，在欧盟英国集中了它的经济上的麻烦，为了离开欧盟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在西班牙出现两个极端的民族主义集团的对抗，没有注意到居民，让寻求通过政治谅解的渠道解决问题的进步运动和社会阶层失去信誉。西班牙政府与自治区和市政府(阿拉贡、马德里等)更多的对抗，将社会支出的上限强加给它们，尽管它们的账目上有钱。
在21世纪社会大多数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将接受类似于19世纪的条件吗?我们将屈从于有利于少数人的非人道的经济政策吗?我们将沉默地允许由于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世界上继续存在童工、饥饿、因可以治癒的疾病而死亡吗?我们将让“烟幕”(在右派中间—支持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博弈)操纵我们，让政治上的胡作非为将我们从这个不公正的经济模式中引入歧途吗?或是我们将作为社会的大多数利用我们的力量集体想象和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未来?(作者马丽亚·普伊格·巴里奥斯是西班牙大加纳利亚拉斯帕尔马斯市前议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1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西报：富人越来越富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不平等
米格尔·乌尔班 费尔南多·卢恩戈 魏文编译
不同的研究透露财富集中过程的进展。一件事实是没有“税务天堂”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极端不平等主要的责任者之一。
尽管从我们的统治者的口中和媒体的报道不断要求保卫祖国，仍然不断地透露出像“巴拿马债券”或最近的“天堂债券”等丑闻，这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精英们只是只向公共财政机构证实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天堂”或税务的“洞穴”，会计的工程，法律的心计，由跨国公司实施的系统的转移价格……以便掩盖或是伪装他们的财富主要的部分，但还是露出了无数的裂缝。一个数据有助于了解这种恶习的规模：欧洲议会关于“巴拿马债券”调查委员会估计，由于逃税和避税的罪过欧盟每年损失上万亿欧元的税收。
出于这个原因，集中在提供关于精英们有特权的经济地位的信息非常受欢迎。这些年来面对不可能掩盖的血腥暴力的增加，关于不平等、贫困、匮乏和社会排斥已经写了很多和说了很多，但是关于居民中少数人的利润和财富的积累说得很少。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明显的信息赤字—大量资金和金融资产流动的空间不透明—同样明显的是那些可能拥有这种信息以便说清楚数额巨大和不可辩解的特权的人对此缺乏兴趣，那些强势的人物享有这些特权，在危机期间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在这些年里，大部分公民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撑到月底，或是不能撑到月底，许多劳动者的工资经历历史性的下滑，同时对住房、体面的就业或医疗的权利(宪法规定的人权)继续受到损害。
由于这个原因，必须祝贺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一份新的全球财富报告题为《十年危机之后我们在哪里》的研究成果，像过去一样这份研究附有一份基础的数据“全球财富数据手册”，指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这份报告及以前的的数据揭露了一个财富集中的过程继续有进展。事实是没有“税务天堂”这是不可能的，它是财富集中造成极端不平等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因为它帮助资金逃税。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税务天堂”有这么多的资金。这意味着关于不平等的统计数字大幅度低估了财富集中真正的程度，因为它不包括隐藏在这些不透明的管辖范围或“税务天堂”里的钱。尽管如此，有兴趣的是谨慎地看到西班牙、德国和欧洲不平等的某些数据。
在西班牙10%的成年居民集中了全部财富的57.8%，5%的居民集中了全部财富的42.9%，1%的富人集中了全部财富的25.1%。有42.8万人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17个最富有的人每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10亿美元。基尼系数—通常用来测定不平等的一个综合指数，从零到100—在西班牙达到65.7，当测定收入的时候这个指数的记录则增加一倍;换句话说，资产的集中远远高于收入(也很高，并且增加了)的集中。
在德国财富的不对称(成功的历史和根据统治者的思维是可继续的模式)更加明显。10%的成年居民集中了65.2%有财富，5%的富人拥有全部财富的53.6%，1%的富人占有全部财富的32.3%。200多万人拥有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中的100个人集中的财富达到10亿美元，基尼指数的值为79.6，大大高于收入的指数。
欧盟整体的数据更为极端。10%、5%和1%的成年人所占有的全部财富分别为69.1%、55%和31.8%。1000多万人拥有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46.8万人的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82.9)超过西班牙和德国。
这份报告向我们提供的情况和它支持的可支配的统计信息结果是明显的，这使人不安。精英们正在加强他们的特权，而不是减少：富人越来越富有。应当指出某些数据我们认为更加突出：私有化的交易和公共服务的商品化，荒唐的报酬。领导班子特别高的薪酬，逃税，由大公司实施的会计工程其核心目标是避税，增加金融资产的价值和重新出现泡沫，由公共行政部门向企业提供补贴和帮助，拯救大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向金融业和大公司提供资金。
收入和财富的集中除了不公正之外—那些引起金融破裂的人得到补偿—对经济来说是一种癌症，一种急需根除的癌症。不仅是因为它惩罚消费和生产性投资(精英们特别推动豪华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以及金融投资)，而且因为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积累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结果众所周知：夺取机构和公共部门(腐化和污染)，越来越多地为他们服务，再次表明不平等是如何增加的，这与精英们绑架民主的进程联系在一起。
走出危机必然意味着打破这种使经济有寄生性和引起极端不公正的垄断市场的结构。禁止“税务天堂”，废除垄断的企业结构，让经济非金融化，增加对大量财富和大资产的税收压力，限制公司董事会班子成员的薪酬，强迫跨国公司报告它们赚取的利润。这就是道路。(作者米格尔·乌尔班和费尔南多·卢恩戈分别是西班牙政治组织“我们能够”秘书处的协调员和成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1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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