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1月，山东菏泽单县朱楼村朱之文家的大门被一次次敲响。每天，朱之文将一波又一波的访客迎进挂满假花假树的堂屋。11月1日，他刚从一个历时两年的反网暴官司中胜诉。
判决书上详细记录了这场反网暴案始末：自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被告人孙某某通过其抖音账号持续发布与朱之文相关的视频，总数达数百条，有29条浏览量超过5000次，其中19条视频含有侮辱、诽谤内容。有的捏造朱之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虚假事实，恶意关联敏感话题；有的通过恶意P图和改编经典歌曲，对朱之文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
这位因“大衣哥”形象家喻户晓的农民歌手，曾用四年多的时间给自己筑了一道心理防火墙，直到网络暴力越过红线袭向刚出生不久的孙子，让他终于下定决心拿起法律武器反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某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份判决书静静地被放在堂屋沙发上，与喧闹的访客、凉透的小米粥共同构成朱之文胜诉后最寻常的清晨。
当胜诉的涟漪渐渐散去，朱之文站在家门口斑驳的“私人住宅严禁进入”木牌下轻声说道：“老实人不代表是傻人，对吧？”
从屏幕到现实：越界的网暴与被打扰的家庭
这场“战争”的硝烟，最早在社交平台上燃起。一个注册于2019年1月、名为“蝶恋花”的抖音账号，自2020年6月，开始以极高的频率发布与朱之文相关的视频。
时下，“蝶恋花”账号在该平台上已经搜索不到，据朱之文提供的视频录屏中，有的是他的头被P到一位怀中拥着大肚孕妇的男子身上，有的将朱之文的头P到动物身上……朱之文诉称：“该行为对朱之文的工作、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使朱之文的社会评价明显大幅降低。”
谈起那段日子，妻子李玉华仍然心有余悸。“那段时间，村里陌生人突然多了起来，家里大铁门被敲响的频率明显增加了。”李玉华也说不上来，是不是因为那些网暴视频产生的影响，有人特意跑来朱楼村，“猛敲儿子家的门，导致儿媳妇受到惊吓，差点流产了。”
“我虽然有一个智能手机可以上网，但是我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朱之文曾试图将网络世界隔绝在外。他信奉“喜事要稳，大事要忍”。朋友和粉丝不断发来攻击链接，他也不吱声。
最终让他“忍无可忍”的，是触及底线的攻击。“骂小孩。孩子那么小，都不会说话，骂我们孩子干啥？”李玉华说起此事，依然难掩愤怒之情。对朱之文而言，家人，尤其是年幼的孙子，是他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他开始默默收集证据。
“我要是普通人，我要是找着她，我会跟她闹一辈子，我会跟她拼命的。”他在采访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与平时“老实人”形象不同的情绪。
“就因为您是‘朱之文’？”新黄河记者问。
“对，”他承认，“所以采取了这种比较文明的（方式）。”
2024年年初，朱之文委托了北京的律师团队，决定诉诸法律。
艰难的胜诉：“陌生人”的恶意与求和
诉讼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揪出屏幕后的匿名者，朱之文首先起诉了抖音平台方，通过法律程序迫使对方披露信息。通过北京互联网法院的调解，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披露了账号“蝶恋花”的注册者正是被告人孙某某，并确认了涉案视频的数据信息。
朱之文清晰地描述起诉的整个过程：收集证据、公证、固定证据、交由律师团队处理。“一旦忍不住了，该出手就出手。”
他甚至已经启动了第二起针对“黑粉群”的诉讼，证据确凿，已经立案。面对“是否会有打不完的官司”的疑问，他引用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的伟人语录，展现出与大众眼里“老实人”标签截然不同的强硬姿态。
朱之文不是没尝试过与对方沟通，但沟通的过程让他失望。律师电话被对方挂断，换号码再打，一听是律师又被挂断，网络攻击依旧。
根据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某某，女，初中文化，1967年出生，案发时租住在江苏徐州沛县一小区，这也是朱之文所知道的关于被告人的所有信息。朱之文想不通作为陌生人的孙某某为什么能连续多年不间断发布关于他的视频。“我也不认识她，没有仇没有恨的。”朱之文曾赴徐州参加过两次庭审，“没有见过她家人，只听律师说她老公曾经给我律师打过电话求和，但是我们没同意。”
2024年12月，孙某某曾在《法治日报》登报道歉，朱之文同样不接受。“那么大的报纸上，道歉内容就在一条缝里，”他比画着，“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在他看来，这个道歉毫无诚意，他拒绝了调解。他想要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诚恳的认错态度。
由于双方没有达成调解意向，最终交由法院判决。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认定其行为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因其当庭认罪认罚，最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你看我这个树难看不难看？这是嫁接的，买的话得一百块钱。你看我挂的这个玉米，难看不难看？”他指着院子里的物什，询问着来访者们的意见。在得到“好看”的回应后，他忽然转向记者，又抛出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
“你说我这个官司打赢了，在网上也是一个小新闻，是吧？”
胜利之后的平静
胜诉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在曾经门庭若市的朱楼村，泛起了一圈圈涟漪。
11月5日一早，朱之文家的门就被敲响了。各地的记者、自称粉丝和朋友的人、邻居站满堂屋，除了人之外，偌大的堂屋被各种气球拱门、假花假树塞得满满当当，像一个演出舞台。
上午11点，是朱之文的“早饭”时间。几个馒头，一盘炒芹菜，一碗小米粥，一天就吃这两顿。吃饭间隙，有自称粉丝的人带着两束鲜花进门祝贺他官司胜诉。“能不打就不打，什么官司也不好打。”朱之文回应道。来访者随身带着手机，直播和拍摄着朱之文和李玉华手捧鲜花的画面。一顿饭的工夫，他不停地接电话、给人开门，刚坐下又站起。半碗小米饭，喝了两口便已凉透。
四天前，朱之文从徐州拿到了等待近两年的判决书。他小心翼翼地把判决书放在堂屋沙发上，“这是我的宝贝，可不能丢了”。
这份他期盼已久的正义，能抚平网暴的伤害吗？他的回答出人意料，甚至带着一丝对施暴者的怜悯：“互相不认识，你攻击人家，你现在判了六个月，你这后半生，最起码你是有污点的人了……耽误你的子孙后代，你值得不值得？不值得啊，我觉得是太不值得了。”
随后，朱之文把众人带到距家十余米外的儿子朱小伟家，那是他为儿子盖起的婚房。二层小楼，院子也被玻璃罩起，朱之文带着众人，参观他的菜园，他的嫁接树，笑声和喧哗声不时在院内响起。“不会吵到孩子睡觉吗？”“孩子都习惯了。”
朱之文的生活节奏没因为判决书的到来有所改变，依旧是演出、在家喝面条、养小鸡小鹅、看孙子。他刻意将网暴的影响隔绝在家庭的小世界之外。这场持续两年的“反网暴战争”，他几乎是独自扛下来的，直到胜诉，妻子、儿女全家无一人知晓。“我不跟他们说这些事，”他语气平静，“我是一个家长，家里一个大家庭，我就是一个保护伞。”
如今，他依然用那部苹果iPhone7刷视频、发微信语音，因为他不会打字，但绝不注册账号，怕“言多必有失”。他依然参与演出，主要是农业、公司庆典类的活动，并坚持参与政府公益。他甚至手里还攥着一沓十来年的来自村民和朋友们的欠条，他说总金额或超百万。大部分没还，但他从未想过为此打官司。“人家这个（借钱）可能是手里着急。”
在他心中，人性的恶意与生活的难处，界线分明。
遭受网暴的“朱之文们”
朱之文的遭遇并非个例。
2022年，刘学州寻亲成功后，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患上抑郁症，在海南自杀身亡；2023年，因染粉色头发而遭到网暴的杭州女孩郑灵华因抑郁自杀离世，年仅23岁；2025年8月，河南周口一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邵某某在遭遇网暴后跳楼离世……
代理朱之文网络暴力案件的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杨安明律师在接受新黄河采访时，首次详细披露了为该案维权的艰辛，并指出在当前网络环境下，普通人面对网络暴力维权存在“取证难、立案难”等多重困境。
据杨安明回忆，在接到朱之文的案件后，首先面临的是侵权人发布的巨量侮辱性内容。“（侵权人）有上千条视频，全是骂（朱之文）的。”在尝试联系对方删除无果后，他们将被告人孙某某锁定为主要追责对象。杨安明透露，那些视频中“比如把一些动物头像换成朱老师的头像进行辱骂”，部分视频的播放量高达20多万次。
当被问及普通人在遭遇网络暴力时的维权现状时，杨安明直言“困难太多了”。他首先指出了“取证难”的问题。
“侮辱诽谤案件是刑事自诉案件，要求当事人自己去收集证据。”杨安明称，相比于公安机关，普通人的权限非常有限，而网络证据又极易被删除或篡改，必须及时取证。此外，许多关键数据，如视频的真实播放量，个人无法直接获取，必须通过平台或公安机关调取。而锁定侵权人真实身份信息是另一大难题。“虽然现在是实名制，但用户都是网名，”杨安明说，要想获得侵权人信息，必须先起诉平台，平台才会提供。
郑灵华最初也计划通过刑事自诉追究网暴者责任，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单个言论难以达到“点击量5000次或转发量500次”的构罪标准；二是难以确定匿名账号背后的真实身份。
即使完成取证工作，立案本身也是一道门槛。“我们一开始先去朱之文家乡立案，法院不受理。”杨安明说，团队转而前往被告所在地法院，同样在初次申请时未被受理，其间多次补充证据。最终在中级人民法院的协调下，案件才得以成功立案。
杨安明透露，随着互联网发展，他所接触的网络暴力案件正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了解多一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析网络暴力治理困境：受害者维权成本高昂
11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新黄河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多层次的反网络暴力制度体系，但在国家层面仍缺乏专项立法。随着网络暴力与流量经济、人肉搜索深度捆绑，其危害性已超越部分传统违法犯罪，而受害者维权却面临举证难、立案难、周期长等多重困境。
“目前网络暴力治理已不是无法可依。”朱巍表示，近年来“两高”一部出台的司法解释、网信办专项规定，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共同构建了法律框架，配合“清朗”专项行动已取得成效。但他强调：“我们仍迫切需要一部国家层面的反网络暴力法，现有规范分散在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中，缺乏最高位阶的专门立法。”
“网暴，它实际是一个多种网络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的总称。”朱巍表示，当前网络暴力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行为往往打着“道德审判”旗号，二是多数伴随人肉搜索与个人信息泄露，三是私德问题被刻意置入公共空间讨论。朱巍指出：“某些网暴已成为赚取流量的工具，多个知名网暴案例显示，当事人常遭遇‘社会性死亡’，而追责体系仍显滞后。”
在维权层面，朱巍揭示了现实困境。尽管平台对网暴举报实行快速处置，但刑事立案门槛极高，多数受害人只能选择耗时耗力的民事途径。“普通人维权需要熟练掌握举报、固定证据、申请人格权禁令等流程，稍有延误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朱巍坦言。
曾广受关注的“粉发女孩”郑灵华、刘学州等案件，折射出网暴治理的复杂性。朱巍分析，朱之文案最终以侮辱罪、诽谤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体现了司法介入的可能，但更多案件因“自诉转公诉”标准严苛，难以进入刑事程序。
朱巍建议，未来治理应从事后追责转向未雨绸缪，构建平台审核、行政执法、司法救济的联防体系。同时提醒公众“面对网暴要第一时间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固定证据，及时向网信部门举报或寻求法律帮助，避免因证据缺失导致维权失败。”
2023年以来，中央网信办针对网络暴力开展多项专项整治，要求平台建立快速举报通道。据公开数据显示，近三年涉网暴民事案件年增长率达47%，但公安机关立案率不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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