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停放中心)主要负责城区和开发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广场及高架桥下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服务管理工作，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收取的费用全额上缴市财政。但实际上，收支之间却暗藏着灰色收入……
据深喉爆料，收费员每月要向“上家”上交1500元-5000元不等的“抽成费”，或“上家”将收费员工资卡扣留。有的收费员替用别人身份，成了“影子”般的存在。
西安市场到底有多少“上家”，多少“影子”收费员?巨额“抽成费”最终去了哪儿?华商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A
通过关系找到卫某
当上停车收费员
30多岁的小强，口罩背后是挡不住的疲惫。他曾经是小老板，因代理鞋子的生意受挫，加上父亲生病住院，小强想先打工赚点钱。
通过亲戚介绍，2019年6月29日，小强在西安市东门外一家超市门口的停车场见到了30多岁的上家卫某。卫某称，可以把小强放到停放中心龙首村公园壹号小区北门站点上班，那个地方人员流动大，停放车辆多。当晚10时，小强按约定通过微信转给卫某600元中介费。
2019年7月1日小强正式上班。当天中午，卫某就拿着一份小强的体检报告交给停放中心人力资源部，而这份体检报告是卫某直接拿来的，小强根本没去体检。卫某当时告诉小强，一份体检报告没什么大不了的，让他放心收费，按时交钱就行。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小强听其他收费员讨论后才知道卫某及卫某的上家“关系很硬”，卫某在停放中心做事都是一路绿灯，每个月有10个招录收费员名额，所以收费员都不敢得罪他，收费员最好的生存方式是按他的话办事、按时交钱。
工作之后每月都要给卫某转账上千元“抽成费”
小强称，月初是卫某安排收费员上班的时间，月底是收钱时间。卫某每个月拿每一个收费员“保护费”从1500元至5000元不等，有的每月交钱，有的干脆是工资卡被收没。
小强拿出手机，让华商报记者查看了他与卫某的通话及微信记录：
2019年7月20日晩10时11分，卫某给小强发信息称“哥哥，你把这个月的费用给人家3000，现在给我转，我每个月18日就要和人家领导算账”，当晚11时10分，小强给卫某微信转账3000元。
2019年8月20日晩9时37分，卫某给小强发信息“把这个月费用给我一转”，当晚10时26分，小强给卫某微信转账3000元。
2019年9月21日晚7时54分，卫某给小强发信息“哥哥，费用一转”，9月24日下午5时55分，小强给卫某微信转账1800元。
2019年10月18日下午3时26分，卫某给小强发信息“哥哥，麻烦你给我把钱转一下”，小强回复“这个月只有2660元工资，而且昨天稽查又来查我啦”。卫某回复“你任务没有完成吗，上个月给人家领导说好的1800元，你先给我把钱转，我晚上要给人家去送”。小强回复“手机上只有二百多元，等我下班去把工资(领到后再)给你好吗”。
2019年10月19日上午9时05分，小强给卫某微信转账1800元。
小强说，2019年11月和12月，他发现有很多罚款(不按规范收费、停放车辆等)。卫某称停放服务中心稽查部换领导了，以前花小钱能消除罚款(现在)起不了作用了。
两月没交抽成费被辞退
想重新入职就要交更多的钱
2019年12月8日，因为小强两个月没交“抽成费”，卫某多次打电话或跟小强面谈，说上面的领导知道此事了。不按时交费破坏了行规就不能在这个地方收费了，他让小强先辞职，他再想办法让小强重新入职到高新区一个收费点。
今年1月，小强约卫某商量到新收费点上班的事。卫某表示，因为小强以前不能及时交钱，属于“不诚信”的收费员，再上班的话就要把收入做成两个工资卡，一个是停放中心发的工资(每月3050元)，这张工资卡卫某直接拿走，另一个工资卡(完成任务返点)属于小强的，这样就不用每月向小强催要钱了。小强觉得3050元“抽成费”太高，便没答应。自此，两人产生矛盾。
小强说着说着就哭了，自己生意惨败，父亲急需钱看病，妻子在家带孩子没收入，在停车场收费要交巨额“抽成费”……小强说他实在太难了。
想要回上交的抽成费不成
多次实名举报均无果
小强说，辞职回家后生活捉襟见肘，他便想找卫某要回之前交过的近一万元“抽成费”。他找到卫某，卫某称钱已经给“上面”打点了，他本人并没拿多少，不可能退钱。
2020年2月，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小强走上了举报的道路。虽然他有转账记录，但小强几个月来多次向西安市机动车停放中心莲湖大队、人力资源、纪检组等部门实名举报却一直没结果，只好向华商报投诉。
B
“上线”卫某是普通收费员?
其上班地点人员称没有其人
停放中心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王某表示，小强给卫某交的“抽成费”属于两人之间的交往，停放中心没参与。
随后，王某带小强和记者来到停放中心莲湖大队负责人宁某办公室。进办公室前，王某让记者与小强在门外等一下，他一人先进了办公室，让其他工作人员离开后，关上门和窗。几分钟后，王某开门让记者与小强进去。
对于小强反映卫某长期不上班、吃空饷的问题，莲湖大队负责人宁某称，卫某在丰庆公园西北角上班，是一名普通的收费员，正常上班状态。
对于小强反映的抽成费的事，宁某表示，小强反映多次后他已和卫某通过电话，让两人协商解决，卫某当时回复信息说无法找到小强。小强说两人有微信，不存在无法联系之说。
对于小强转给卫某的抽成费，宁某称，这属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6月6日，华商报记者来到丰庆公司十字西北角处，收费票据上显示不是卫某。记者询问收费员，他回答自己一直在这里收费，根本没有卫某这个人。记者又连续在丰庆公园、劳动路、机场路、团结路走访了6处停放中心的收费点，均没有发现有卫某的名字。
有收费员是影子般的存在
这种作假是如何完成的?
6月10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城北未央路龙首村步行街停车场，这是卫某及他师父(带他进入收费员行列)曾工作过的地方，这里的三个收费点均属是卫某实际操控。这里的收费员小华(化名)介绍，自己以前在自强路收费时每月给卫某交1500元“抽成费”，调到龙首村步行街后每个月的工资卡3050元被卫某收走，也就是说现在每个月要交3050元的“抽成费”。
收费员小华拿出他佩戴的上岗证，证件上显示的是王某，收费机打出来的票据也是王某。小华称，实际上王某根本就没在这个收费点，他只是王某的替身。在设置收费员岗位时，为规范化操作，收费员手中的收费机、上岗证、工资卡名字必须统一，卫某及其上线是如何做假?卫某控制下的这种替身到底有多少?为什么停放中心没有查?小华告诉记者，卫某一伙有权有势，每月都能拿到收费点的指标，没有停放中心的可靠关系肯定是不行的。
小华给记者了一个由卫某建立的微信工作群，显示有76人。也就是说，卫某仅这个群就控制着七十多名收费员(小强是辞职后被踢出该群的)。
返款政策调整后
“上家”变着花样收“抽成费”
每个月向“上家”上交数千元“抽成费”，那收费员收入怎么来?
2019年9月之前，每个收费点完成收费中心下达的任务后会全额返给收费员。收费员收入组成为：每月政府财政支付3050(工资及其他费用)+返款。
以停放点30个车位、每个车位每小时3元计算，一个车位每天收入约25元，一个停放点一天约收入750元，一个月约22500元，减去停放中心下达的4500元任务费，每月结余18000元，再扣除年卡用户、环保节辆(绿牌车免2小时)、执法公务用车、空位等占10%，最终返款16200左右。为了抢占这高额收入的岗位资源，于是便出现了灰色地的“抽成费”。
一些收费员告诉记者，在能完成停放中心每月4500元任务的情况下，不少收费员就变相收现金增加收入，事情经媒体曝光及相关部门了解后，2019年9月开始，停放中心将超额全部返款改变成按10%提成返款。同样以停放点30个车位计算，一个月完成任务后再扣除其他，结余16200元左右，按10%返款就是1620，加上每月3050工资，收费员每月收入约4670元，收入减少后很多收费员不想上交数千元的“抽成费”。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业内人士介绍，现在一些收费点的“上线”要么将原来车位多的收费点的收费员“虚拟增加”，即停放中心显示路段有2人，其实只有1人，收费员背着2个收费打码机，就能净收1人工资3050元。此外，还会严格控制收费员入职，甚至鼓励收费员偷偷收现金、私自办月卡，在非划线区域收费，有时还折时收费，通过这些操作保障“上线”及“上线的上线”的灰色收入。但基层收费员因为收入减少影响了交“抽成费”的积极性，2019年9月后“抽成费”降至1500元起。
采访中有的收费员称，他们有的只有1800元到2500元不等的工资，没返点没任务;有的有工资有返点有任务。
停放中心纪检组工作人员：卫某能量巨大
小强说，自己多次实名举报后，前几天卫某通过微信给他发了一张他家门口的照片，意思是已经知道他的住址了，恐吓他不要到处举报。卫某还让人捎话，可以退给他一部分钱。小强想与卫某当面对质，但卫某一直未出面。
对于停放中心乱象，有些收费员实名举报无果后就用实名头像发抖音传播。
6月16日，西安下着大雨，记者陪同小强再次拿着举报材料来西安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该中心负责纪检工作的朱书记曾接待过小强多次。朱书记称，举报内容要有证据，要对举报内容负责。小强当即表示自己实名举报，愿意负法律责任。
随后停放中心纪检组两名工作人员和小强进行谈话，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听到卫某名字后，边摇头边说“此人(卫某)在停放中心能量巨大”，随后做了相关笔录。
截至记者发稿时，小强称自己还没接到停放中心的回访电话。他表示，这事如果不查，他会一直实名举报下去。
卫某称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退钱能解决的了
6月20日下午4时，华商报记者电话联系到卫某。
卫某告诉记者，他把小强介绍到停放中心上班时说好了每月交3000元，小强现在后悔想要回那些钱，但那些钱不全是自己拿的，没办法退。
卫某还表示，小强实名举报的事他都清楚，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一万多元钱的事了，也不是退钱能解决的事了。
华商报记者 佘晖 文/图
编后——
记者的调查只是揭开了迷雾的一角，市场存在的漏洞、乱象需要有关部门及时调查清楚，让人们看得明白，还市场一个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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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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