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县城城镇化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日前表示，将重点盯住五个“严防”，即严防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严防“大水漫灌”，严防“半拉子工程”，严防“大拆大建”，严防“贪大求洋”。
众所周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分工的产物。城市有更密集的公共设施，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具有高质量高辐射特点，因此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到2019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但相比国外动辄80%以上的数据，城镇化水平显然还有差异。从这一点上看，未来农民进城仍然是大势所趋，而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就是他们主要的去向之一。
如何看待县城城镇化，互联网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城市化路径的最佳选择还是大城市和都市圈发展。这是偏颇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方向。一则，“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亟需“瘦身健体”;二则，县城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正是农民进城就业安家的天然载体;第三，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
但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发改委之所以提出五个“严防”，正是因为在城镇化探索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比如贵州独山县大搞“形象工程”，烧掉400亿元人民币，结果留下一批“半拉子工程”，当地政府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昆明大搞“造城运动”，留下40多栋烂尾楼，政府和开发商无力回天，业主们只好开荒种菜、搭伙做饭、抱团取暖;山东探索“合并村居”模式，结果一些农民被迫上楼，怨声载道，省委书记强调不要把民心工程搞成“民怨工程”……
五个“严防”的提出，不仅是对风险的总结和提示，也说明我们对“城市更新”的理解在发生转变。过去，有的城镇发展很快，经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横向对比，难免千篇一律，看不到原住民之间的邻里关系，也找不到曾有的文化符号。更甚者，产业存在明显短板，农民上楼之后两眼一抹黑，解决不了就业……因此，城镇化不是拆除、重建了事，而是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工作，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选项目，精准补短板，不留后遗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经说过：“城市的生长，并不是单纯的疆域扩张，而是传承历史创新未来的过程，使其焕发出全新的时代能量。”县城城镇化严防大拆大建，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保持变与不变的统一，充分沟通好地方政府、投资人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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