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是2021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仍旧在下降，有声音质疑政策和支持没奏效。
在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回应时指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效果。对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期待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
那么，为什么我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对于“不想生”“生不起”的意愿，政策如何改变？
我国育龄妇女打算生几个娃？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在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数据更低，例如，浙江省的总和生育率为1.0左右。
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总和生育率，用来反映一个育龄女性到49岁时究竟生育了几个孩子。国际上通常认为， 1.5左右是总和生育率的一条警戒线。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对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进行了调查，2017年调查结果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为1.64个，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分析，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一方面由于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一段时期，育龄女性不仅总数下降，而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是由于1997年后出生的、进入育龄期的女性数量减少，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而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作为主体，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受教育年限长，就业竞争压力大，婚育推迟现象突出等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从数据上看，这一影响使得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
哪几招让人更想生娃？
怎样才能让群众更想生娃？国际上有不少通行的办法。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欧洲最早经历了生育转变，生育率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 宋健说，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低生育率，概括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家庭发放津贴，给父母发放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等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采取的侧重点不同、组合程度不同。
宋健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性别平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
我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目前已有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免费生孩子、发住房补贴 一大波福利来袭
在浙江，为改善孩子出生后的住房条件，当地优化了保障性住房配给机制，对多孩家庭予以倾斜，提高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并予优先放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介绍，夫妻双方在子女3周岁内每年还有十天育儿假，工资、奖金、其他福利均照发。
在四川攀枝花，孕产妇住院分娩享受免费服务，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月补助500元育儿补贴金。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表示，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
在江苏苏州，政府不仅支持幼儿园普惠建设，还支持社区、支持单位提供普惠托育的服务。
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说，“苏州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一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达到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4.5的目标。”
“三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积极探索、出台了配套支持措施，得到了群众的欢迎。”杨金瑞呼吁更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聚焦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急难愁盼，加快研究出台积极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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