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从来都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有着强烈社会伴生性的问题。与城镇化相对应的，不仅有每年以亿万计的城乡社会流动，更有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预期目标，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错失历史机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大释放内需潜力。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
城市的灯火最是撩人。时至今日，无论是卫星云图上“北上广深”连成一片的灼人光亮，还是中西部广袤国土上显得稀疏的星星点点，抑或是数目更为庞大、光线不无暗淡的小城镇，城镇化都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全体民众最强烈的愿景。这一点，哪怕是最保守的质疑者，都无法否认。
正因为城镇化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成为其人生道路上或隐或显的背景，也招致了很多调侃乃至不满。最近几日，因为临近年关的缘故，很多城市又出现了几乎持续全天的交通拥堵，那些人，那些车，就好像平地冒出来一样，塞满了大小街道。至于“长安居，大不易”之类的问题，更是老生常谈，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翻炒一番。这样的公共讨论，好处是让很多“要素”不断在城市之间来回流动……
作为人的一个生存空间、一种生存方式，城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公众心心念念的“好的城市生活”，其实也正是总理念兹在兹的。
现在再来讲什么“以人为本”，已经不会再引起共鸣。很简单，这一理念早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中的“底线思维”，是一种共识。人生活的城市，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希望“融”进去的新市民，都是“本”，都是“核心”，都希望在新一轮的波澜壮阔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成为被照拂的主体，得以更轻松的在城市里生活。
然而，一个老大的、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转型中，必然面临诸多有形无形的“绊脚石”，不踢开或者迈过这些“绊脚石”，一切都无从谈起。毕竟，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观念意识、行政惯例、利益取向等方面的更易、变化，往往要难得多。李克强总理为何一再喊话，根源正在于此。
如果说，2013年履任之初，李克强关于“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表态，更多意味着一个施政纲领的话，则其后几年，每一次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都是在一点一点逼近目标。
制度层面的努力自不待言。从去年10月国务院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从法治层面最大限度释放民众的活力，到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从试点城市棚户区改造，到全国范围内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可以说，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是基于“人的城市化”这一基本命题。其后续效应将持续显现。
而在行政力量的有序推进上，总理的措辞也越来越严厉。其中固然有“改革等不得”的因素，却也反映出地方性阻力乃至反弹之强烈。还是在前年，社科院测算出一个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大意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
这显然过于片面，并没有考量农民工自身的付出。国家发改委官员早就指出，“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只是，这样的“科学”测算，显然迎合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某种思虑。因此，在一些地方，尽管城镇化口号喊得山响，而实际的“门户开放”却有限，广大农民工依然处于进城无门的境地。据《人民日报》前两天一篇报道披露，“有形的限制条件，无形的经济负担，潜在的成长代价”，都是农民工进城难的锁链。
也因此，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的口气越来越严厉，亦在情理之中。总理直指地方的敷衍与懒政：“千万不能把过去的暂住证换个牌子，变成‘暂时居住证’，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强调，“居住证要和若干相应的公共服务挂钩，要有‘含金量’！”各地不能继续观望，而是应该抓紧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而在提及棚户区改造时，总理甚至要求相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等方式进行排查。按说，地方上有没有棚户区，当然心中有数，为啥还要总理动用卫星排查呢？
城镇化从来都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有着强烈社会伴生性的问题。与城镇化相对应的，不仅有每年以亿万计的城乡社会流动，更有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预期目标，任何延宕，乃至扭曲，都是在错失历史机遇。
眼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听懂总理的喊话，实现积极的社会流动，关乎内需的释放，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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