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几年以前，“留守儿童”都不是一个主流语词。2010年，一位央媒老总还公开撰文称这是一个“伪问题”，他说：“关于留守儿童的评论很多，似乎突然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然后就讲他们那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儿童，很少跟爹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忙工作，谁也没觉得有问题。”
每个人的认知视角都会存在盲区，这不要紧，及时纠偏就是了。这两年，随着关于留守儿童诸多恶性问题的集中爆发，相信包括那位老总在内的很多人都会改变看法，并清晰地认识到这不仅不是“伪问题”，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牵动现实中国、并深刻影响未来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命题。
从这个意义看，李克强总理1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我国破解留守儿童问题的国家意志。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新型城镇化，抑或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人的发展”这一命题。改变“毕节的孩子”的命运，是责任，更是情怀。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可视为对一直以来汹涌澎湃民意的积极回应。会议不仅明确了责任，指出关爱数千万留守儿童安全健康成长，是家庭和政府、社会的共同责任，这其中，又特别指出“依法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这样的表述，对于社会上一度纷纷扰扰的“监护补位”、“监护转移”倾向，是有力的矫正。也即，与家庭的亲情陪护相比，“代理家长”之类的做法徒具观赏意义，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同时，会议也指出了破解的路径，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建立强制报告、干预、帮扶等机制，打击侵害留守儿童的各种违法行为；二是加大寄宿制学校等建设；三是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从这三个层面可以看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关键还在政府责任。
孩子留守在乡，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缺位，不仅不能缺位，还应该动用公权力和行政资源实施普遍调查、干预与帮扶，这既是法律赋权，也是现代政府伦理使然。一个有担当的政府，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孩子游离于视野之外，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野蛮生长，甚或遭遇形形色色的外力侵害。
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在当前还不可能马上、全部解决留守儿童纳入家庭的情况下，则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过渡。当然，理想的寄宿制学校，也不能只是热衷于硬件建设，而忽略了文化的养成，更不能成为“达标”名义下的政绩工程。
而根本之策还是要创造就业条件，降低进城门槛，让父母有能力、有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无论是进城置业，还是返乡创业，政府都负有引导、调整之责，且责无旁贷。事实上，这既是长久以来很多有识之士积极倡言的，也是当下中国新兴城镇化能否获得持久动力的源泉所在。部分城市管理者出于种种考量人为设置的门槛，并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一大势。
当然，留守儿童的问题牵涉甚广，几乎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伴生性”问题。但无论多么复杂、艰难，都不应该是搁置甚至无视的理由。总理此番再度聚焦留守儿童，也意味着一种普遍共识的形成。接下来，则考验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毕竟，有什么样的青春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公民社会，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现代化。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而所有的伤痛、悲情、困厄、无奈，最终都将潜移默化成为发展之恸、现代化之殇。若不下大力气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听任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生命最重要的阶段处于“监护真空”状态，则国民素质怎么可能提高？这样的现代化又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福祉？（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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