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2月1日刊登《别担心，中国会保持增长》一文，作者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中国经济将要出现的崩盘再一次成为全球媒体的热门观点。这一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预测，原因是中国经济在2010年后的持续减速。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超过10%降至2014年的7.3%，2015年则进一步下滑到6.9%，创下25年来的最低纪录。这是中国在1979年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第一次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减速。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巨大。这种减速通常被归因为中国内部结构性问题，比如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高债务杠杆、老龄化以及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的崩盘被认为不可避免。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和外汇市场的震荡进一步强化了对于中国未来所持的悲观论调。这成了最近的达沃斯会议和其他国际论坛的主导观点。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中国的确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过，经济在2010年后出现的减速其实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外部及周期性因素。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让经济每年保持6.5%以上的适度高增长率，从而到2020年让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于未来几年的外部需求可能会出现疲软，中国能否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取决于国内需求形势，其中包括投资和消费。这两方面都存在良好的机遇。
首先，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充足的机会实现工业产能升级。尽管钢铁、水泥、玻璃、铝、造船和其他工业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虽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因工资的不断上涨已失去了相对的优势——但它们都属于中低产业。中国在向中高产业转变的过程中有许多投资机遇，比如在特种钢材、精密机床、先进设备等领域。这样的投资会带来高经济回报。
其次，中国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为了通过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和港口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连通。然而，像地铁和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城市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不足。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效率并产生较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
第三，中国亟须投资环保领域。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投资这一领域会带来高社会回报。
最后，城镇化。目前，中国约有55%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通常超过80%。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在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
在目前经济放缓之际，中国还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果发达国家的工业存在过剩产能，要找到好的新投资机会将非常困难。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整体上是好的。城镇化已经完成。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增长潜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说，面对经济下行，中国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比较大。
除了好的投资机会，中国还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投资。
首先，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债务总计不到GDP的60%。在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债务已经超过GDP的100%。
中国有充足的财政空间支持一些中意的基础设施投资。唯一的制约是地方政府从银行或者影子银行借短期债务来为过去的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埋单，导致了期限上的不匹配问题。中国财政部最近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基础设施债券置换他们的债务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必要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另外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中国的家庭储蓄占GDP的近50%，属世界最高水平。政府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私人投资，包括利用公私合作的方式建造基础设施。
再次，投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中国拥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多的。
上面的条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当它们遭遇外部冲击或经济下行风险时，它们的投资经常受到财政实力不强、私人储蓄率低以及外汇储备不足的制约。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
在拥有上述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中国将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长率，而这会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收入，并将消费增长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这些有利条件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外部条件没有改善，出口增长相对较弱，中国仍有能力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实现至少6.5%的增长目标。
因为有能力达到增长目标，中国将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贡献全球每年增长的大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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