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困在“厕所里”的教授以及隐性教育功能的丧失》的文章在网络热传。困在“厕所里”是一个比喻，说的是一名小学教师总是因为学生上厕所的事被告：第一次学生要上厕所老师没让去，学生尿裤子了，于是被家长告；第二次学生上厕所让去了，结果在厕所摔倒，又被家长告；第三次学生要上厕所，老师陪去之后教室大乱，老师又被告。文章结合大学里的亲身经历认为，大学更甚于此，文章指出：“现代社会，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孩子们总是被过度呵护，他们的需求总是被过度的满足。现代教育没有成为学生的练兵场反而变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和热传，正是因为其揭露了当前高校教学中的某些真实现状，引发了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某种共鸣。文中描述的一些学生贪图舒适、不愿努力、畏惧困难的情况，恐怕很多高校教师都有同感。事实上，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学生出现水平参差、个性多元、抗压能力强弱有别等情况，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一些学生不学不勤、爱告爱闹的情况也并非夸张。但如果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因到学生身上，甚至认为当前这批学生过于软弱，过于懒惰，甚至认为这个时代的孩子不行，则是重新回到了时代鄙视的怪圈之中，把问题简单化了。
几乎也是在同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成都举行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教育要扭转“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要改变大学轻松毕业的现象。针对“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陈宝生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开出了“药方”：要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
但问题在于，被“合理增负”的大学生，和被“有效减负”的中小学生，何尝不是同一批孩子？同样的学生，在中小学尚能玩命学习，何以到了大学，就贪图舒适，不愿攻坚克难了呢？“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责任和主动权应该哪一方多一点，不是很清楚吗？当然，这不是说哪所大学和哪些大学老师该负主要责任。任何单一学校和个别老师在“减负”或“增负”这样的大形势之前，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同样，如果没有过去数十年从国家层面对于中小学减负的一再强调，任何单一学校或老师的减负，必将不能持久。
无论“减负”或“增负”，其所指都一样，都是要使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学生承受能力相匹配，进而达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成功的目的。“增负”和“减负”一样，都必须在教学中来寻求。过去数十年来，中小学在国家一次次课程改革的统一引领下，通过不断精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变换作业形式等，在减负增效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如分层教学、研究型学习、选修课、走班教学等等。可以说，当前中小学教学状况与水平和多年前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相对而言，高校教育改革的动作就迟缓很多，很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还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教学方法仍是简单的知识讲授为主，真正的研究型学习范围非常局限，并未与大学教学深度结合起来。针对已经到来多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缺乏全国范围内深入研究的统一的高校教学改革。而在实操层面，高校教师在评价体系指挥之下，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实现陈宝生部长所说的“合理增负”，高校教育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真正把教学重视起来，虚心向中小学教育改革汲取经验和教训，恐怕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这一点比单纯抱怨学生不行更紧要。（作者：施经研，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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