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要尊重科研规律，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把科学家从繁琐的科研评比中解放出来。”在12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如是说。
依照中央部署，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更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当天会议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草案）》，将近年来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上升为法规。
“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的一席话，道出科学与技术蕴含的至善至美。
不过，不少繁文缛节一度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无穷无尽的报表和审批，也消磨了他们追求科学与美的精力。让科技创新回归本位，让科技人员专心科研，刻不容缓。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精简各类科技评奖，注重质量、好中选优，减轻参评负担，真正为科学家松绑，营造有利于踏踏实实搞研究的科研生态；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要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注重创新性、效益性。
科学技术的基本使命，是通过不断发现事物的运动规律（认识世界），创造越来越先进的社会生产工具，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改造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奖励的目的，是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志存高远，潜心钻研，勇攀高峰，不断创新，以越来越好的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当天会议决定，将过去主要由单位推荐改为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和机构等均可提名，打破部门垄断，并强化提名责任。
推荐制改为提名制，是重要变革，也呼应了科技界对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重要关切：行政推荐容易导致公信力缺失。而提名制更符合科学规律，便于疏浚申报渠道，更多地发挥科学共同体以及专家的作用，减少行政手段对科技奖励的干预。
诺贝尔奖就采用提名制。“宅男”诺贝尔，生前曾因发明炸药而被称作“贩卖死亡的商人”。心灵被深深刺痛的诺贝尔，找到让自己人格走向“善美”的路径——他立遗嘱，将财富拿出大部分，创设日后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奖。
过去，在科技界存在着这样的状况：学术态度严谨的人不喜欢“炫耀”自己，因而主动放弃申报奖项；少数追名逐利的人则弄虚作假、拼凑材料、随意夸大，甚至据别人的成果为己有。这样，往往造成“老实人吃亏”的社会后果。
12月18日的会议强调：强化诚信要求，加大违纪惩戒力度。在科技活动中违反伦理道德或有科研不端行为的个人和组织，不得被提名或授奖。
此举将确保具有“老黄牛精神”的科研工作者感受到公平公义。
揆古察今，世界科技的演进史表明，彻底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技术发明家，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技术发明的人。
19世纪初，英国采矿技师理查德·特莱维茨克发明人类史上第一台在铁轨上行驶的蒸汽机车，但他未能成功将其改进。同时代的乔治·史蒂芬森 (George Stephenson)，既没有发明蒸汽机车，也没有发明铁轨，但他善于“嫁接”技术——改进饱受诟病的蒸汽机车，并将之跟铁轨完美结合起来。1830年，世界首条客货两用的铁路干线——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建成通车。该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史蒂芬森，就这样定义了铁路：既包括轨道，也包括车辆。
进而言之，有志于创业的科研工作者，也可投身到市场环境中。发明家爱迪生就是“跨界”代表。他独有的特质，是创意开发、改装乃至“商业变现”的能力。他于1882年开始运转的发电厂，虽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但却是全球首个具有可行商业模式的发电厂。
当今世界，面对人工智能等复杂的科学技术，过去几百年流行的“分而治之”和“纯粹形式化”等科学方法论，正在失去效力。而中华文明的“整体观（科学观）”和“辨证论（方法论）”则成为复杂科学的引领思想。具有中华文明素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有望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扮演领跑角色。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草案）》，将会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惟有以“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来践行创新，而非亦步亦趋的模仿，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基业长青。有道是，“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灵”。（钟义信 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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