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5天内，两个非洲国家发生政变。
在7月26日发生政变的尼日尔，军政府上台掌权，民众反法情绪高涨。示威者近期在法国军事基地外割破了一只穿着法国服装的山羊的喉咙，抬着插有法国国旗的棺材，高喊要求法国撤军的口号。
在8月30日发生政变的加蓬，前共和国卫队总司令布里斯·奥利吉·恩圭马日前宣誓就任过渡领导人，被赶下台的总统阿里·邦戈依然在软禁中。
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西非和中非地区的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蓬等五国共发生7次成功政变（含二次政变）。
这五国均为前法国殖民地。
“邦戈王朝”的终结
“8·30”政变是加蓬1960年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成功政变。
8月30日凌晨，加蓬选举中心宣布，总统阿里·邦戈在26日举行的大选中以64.27%的得票获得连任。随后，十余名军方人员以“机构过渡和恢复委员会”的名义在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称已获取政权，国家机关解散，同时关闭该国边境。
阿里·邦戈是加独立以来的第三位总统，他的父亲奥马尔·邦戈从1967年开始担任总统，一直到2009年去世，在位42年。阿里·邦戈2009年通过选举接任总统，2016年成功连任。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被一场政变提前终结。
和常年处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的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西非国家不同，加蓬乍一看不像是会发生政变的国家。
加蓬位于中非西海岸，人口约222万，国土面积仅为27万平方千米，但石油、木材、锰矿等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约22亿桶，锰矿蕴藏量2亿吨，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四分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85%，原木储量4亿立方米。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加蓬带来了可观收入，使其跻身非洲最富裕国家行列，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229美元，居民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高于周边国家。
但光鲜的外表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结构性问题。
阿里·邦戈执政后推行改革，特别是通过经济多元化和环境保护，积极发展木材等产业，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改革成效有限，加蓬经济仍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
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1年大约33.4%的加蓬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约为28.8%。加蓬贫富分化严重，在距离首都利伯维尔一英里不到的地方，金碧辉煌的大西洋海滩酒店与破旧的贫民区反差强烈。
邦戈家族掌控加蓬长达56年，有法媒将加蓬调侃为“世袭制共和国”。此次政变的支持者则抱怨：“56年太长了。”
邦戈家族长期掌权与法国支持密不可分。奥马尔·邦戈深得戴高乐将军赏识，32岁就当上总统，其子阿里·邦戈从小在法国私立学校读书，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
法国也牢牢抓着加蓬这块“宝地”。法是加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35％。法在加有1.2万侨民，在加法企达120多家，涉足几乎所有经济领域，控制50％的出口。在加最大的10家企业中，有6家为法资企业。法在加首都利伯维尔设有军事基地，常驻官兵约450人。
长期以来，邦戈家族掌控下的加蓬被视为法国在中部非洲的“桥头堡”，更是“法-非特殊关系”的基石。
然而，近些年来，加蓬与法国渐行渐远。
与父亲相比，小邦戈比较疏远法国，他在伦敦购置房产，送孩子去英国念书。2022年，加蓬正式加入英联邦。这些做法表明，加蓬对法国感到失望。
政变后，小邦戈发布的“求援”视频中，他选择用英语而不是法语寻求帮助，似乎预见到法国不会挺他。
果然，尽管爱丽舍宫谴责军事政变违宪，但并未声援阿里·邦戈，这与其力挺尼日尔被扣押总统巴祖姆形成鲜明对比。
近日法国媒体热衷追溯“邦戈王朝”56年的历史，“邦戈王朝画上句号”之类的报道屡见不鲜，颇有一种“盖棺定论”的意味。
消解中的“法-非特殊关系”
法国媒体谈论加蓬局势时，一般会突出邦戈家族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执政时间过长等因素，极力撇清法国与加蓬局势的关系。但事实上，加蓬的石油和矿产长期主要由法资公司把控，大头全进了法国人的腰包，对于加蓬今天的发展困境，法国恐怕也难逃干系。
不难看到，近年来非洲已发生政变或存在政变风险的国家，几乎清一色都是前法国殖民地。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法国自身实力下降，对前殖民地国家“损有余，而补不足”。
上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独立以来，法国仍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与前殖民地国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十年来前法属非洲各国的发展轨迹。
法国对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控制。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多哥、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喀麦隆、中非、刚果(布)、加蓬、赤道几内亚、乍得和科摩罗）仍在使用法国本土早已废弃的法郎，统称“非洲法郎”。贝宁等西非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使用西非法郎，由西非国家央行发行；加蓬等中非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使用中非法郎，由中非国家银行发行。
法国与各国签署的“合作协定”规定，法国法郎（现为欧元）与非洲法郎的兑换不受限制，且遵循固定汇率，法国法郎（欧元）可以在非洲法郎区内自由流通，法国与上述非洲各国之间资金可自由流动。同时，西非国家央行和中非国家银行每年要将50%的外汇存入法国国库（最初是全部上缴，后来逐渐降低比例）。法国再将这笔存款的利息返还给非洲国家，美其名曰“发展援助”。
法国还参与上述银行的管理，银行董事会中有法国人任职，且拥有一票否决权。不仅如此，法国国民可以在上述非洲国家自由投资、居留、开矿、营业，享受本国国民待遇。
表面上看，这些非洲国家似乎抱上了“大腿”，因为欧元币值相对稳定，由此可以使非洲法郎更加稳定。但实际情况是，非洲法郎“以通胀下降换取财政紧缩和有限的宏观经济选择”，限制了用于财政政策举措（包括促进工业化）的信贷，严重阻碍了各国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之间无法自由流通，导致非洲法郎区国家之间的贸易率极低。
目前，上述15国中有10个被列入全球“最不发达国家”。
法国滥施金融控制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榨取非洲国家的油气、矿物等资源，搞产业剥削，为本国攫取利益。一个软弱无力的前殖民地国家当然是最佳选择。
加蓬的石油产业和锰矿分别被法国道达尔集团、埃拉米特矿业公司把持，近年来法国公司在加蓬因开采资源卷入的环境污染丑闻频出。
尼日尔是全球第五大产铀国，也是欧盟第二大天然铀供应国。法国矿企欧安诺长期把持尼日尔铀矿，将高品质的铀鉴定为“劣质”，从而压低收购价格。
尼日尔的铀是法国核电重要原料，但尼日尔只有不到12%的地区能用上电。许多铀矿所在的村庄仍未通电，很多地方甚至没有自来水。
在一些非洲国家眼里，法国为了维护“新殖民主义”，无所不用其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惩罚几内亚退出非洲法郎，法国曾组织破坏活动，印制伪钞充斥几内亚市场，甚至准备推翻时任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2年，时任法国总理蓬皮杜警告考虑离开法郎区的非洲国家：看看塞古·杜尔的遭遇吧。
1960年至1994年，法国同27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法国一度在20多个非洲国家设有军事基地，使得非洲40%左右的地区都处在法国的军事影响之下。1990年到2020年间，法国多次对曾经的“法属非洲”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累计派遣超过一万名士兵。
面对“新殖民主义”，非洲人民在觉醒，在反抗。
2019年，法国与西非8国达成协议，未来将取消西非法郎，并停止将外汇储备交给法国国库，法国代表撤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委员会。
2020年8月以来，在驻在国的强烈要求下，法国在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的驻军狼狈撤离。
今年3月，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与马克龙会面时说：“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待我们的方式必须改变，你们必须尊重我们。”他还严词要求法国不要以“高人一等的态度”看待非洲：“你们必须把我们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用家长式的作风对待我们。”
今年7月，马里宣布取消法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近日，尼日尔军政府下令驱逐法国大使，法国在尼驻军也面临被驱逐的命运。
这是法国在非洲节节败退的表现，更是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象征。
马克龙3月访问加蓬时表示，“‘法-非特殊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说这番话时，或许带着几分真诚。但就在日前评论尼日尔政变时，马克龙大言不惭宣称“没有法国就没有尼日尔”，在尼国内引起群情激奋。
近日，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直言：“法国缺席了非洲的全球化”。文章说，法国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承认，在全球化时代，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非洲领导人的会客室里有来自全世界的客人”。
“法-非特殊关系”的时代真的成为历史了吗？鉴于法国在非洲经营多年的利益格局和影响力不可能一下子土崩瓦解，答案可能是否。
但无论如何，变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政变“传染病”？
近三年来发生在西非和中非五国的政变，具有一些共性：除了都是前法国殖民地外，这些国家的民众往往都面临较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经济状况或低迷或停滞，通常存在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
从政变模式来看，也有一个相似的“模板”。特种部队（或总统卫队）扣押总统，强迫其下台，而后夺取公共广播电台，宣布军事接管，随即颁布宵禁、关闭边界的命令。之后不久，政变军人成立过渡性质的军政府，政变领导人任过渡政府首脑，并规定一个2至3年的过渡期，承诺在过渡期结束后举行选举。
概而言之，近三年来中西非国家政局动荡，主要有如下原因：
经济发展困境是根本原因。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动荡、国际能矿价格波动，让本就脆弱的中西非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截至2021年，西非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0.5，大大落后于其他地区。尼日尔的极端贫困率超过40%，布基纳法索有几百万人口亟需人道主义援助。
安全问题是直接原因。利比亚危机爆发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萨赫勒地带日益猖獗，地区、族群矛盾日益激化，对当地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挑战。而政变前的文官政府，对这些棘手难题往往鲜有作为，依赖欧美特别是法国的军事干预。
2013年起，法国先后发起“薮猫行动”和“新月形沙丘”等军事行动，派兵前往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等国执行反恐任务。但10年来，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越反越恐”。在民众眼里，这些外国军队成为西方大国蛮横干涉本国主权的象征。
中西非各国百姓对所谓“民主政府”的腐败和失能大感失望。当人们看到“民主红利”得不到兑现，看到当权者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无所作为、裙带关系、选举舞弊，看到“西式民主”无法解决本国面临的问题，便很容易被“不妨再相信一次我们的军人”这样的说法打动。
在这些国家，军人从未远离政治舞台。由于非洲国家发展滞后，职业军人一度是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相对熟悉现代政治生活的精英，其中的佼佼者事实上从未打消过介入政治的念头。当军方和文官政府出现矛盾时，政变风险就会上升。
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军事政变似乎具有“传染性”。目前针对各国政变后的过渡政府，非盟和区域组织除了斡旋调解、暂停该国成员国资格、对政变领导者施加制裁外，未见其他行动。政变军人基本都已建立军政府并开始治理国家。这恐怕会激发其他国家反对派的模仿欲，引发“政变流行病”。
尼日利亚前航空部长费米·法尼-卡约德在评论加蓬政变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西非和中非法语国家将会发生更多的军事接管。
法国《费加罗报》列举了存在政变隐患的非洲国家，包括赤道几内亚、刚果（布）、喀麦隆、多哥等。
西非中非多国政变，反法情绪高涨，只是变革的开始，而远非结束。
或许政变，在这些非洲国家眼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新殖民主义束缚下的绝处之路。
至于政变国家的未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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