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个下午，回忆起当年在阿富汗被绑架的经历，盛建慧说，在那28天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我会怎么死?”
“被大刀斩首，被流弹炸死，还是病饿而死?”他都不喜欢。当时，这个中国青年才25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怎能甘心死在异国他乡?然而，身上的铁链和不远处的看守都告诉他，死神就在不远处徘徊。
在讲述那段经历时，盛建慧一直都非常平静，似乎那并不是多大的事儿。然而，当讲到自己生死未卜，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时，他不禁瞬间哽咽难言。在大难之后，这个年轻人心中留下的仍然是爱，而非恐惧或者仇恨。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数日后，这位中国铁建国际集团的年轻人又将远赴非洲的莫桑比克开拓市场。临行前，他特意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带上。儿子才5岁，盛建慧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可能都很难见到他。
生死之间
2006年8月，盛建慧被中国铁建派往战火中的阿富汗，任麦当莎-巴米扬公路项目(意大利援助阿富汗的一条既有线路改造工程)的联络员。
项目驻地位于塔利班据点附近。美军和塔利班经常交火，“哒哒”的枪声不断，“隆隆”的爆炸声也很寻常。美国的装甲弹一下子洞穿了驻地厨房的蒸饭车，成为“误伤”中国财产又一例证。
这里的生活无疑是危险而艰苦的。吃的只有“吉祥三宝”：土豆、洋葱和西红柿，如果能买到一点点韭菜就是惊喜;娱乐仅限于看厚厚的标书，国内带来的电视剧已经看了几遍;热的时候靠等风来，冷得时候用一根燃烧的木头取暖……
盛建慧却渐渐习惯了。他早已没有了刚到喀布尔机场时的紧张—长那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战斗机，那么多装甲车，那么多荷枪实弹的大兵—在枪炮声中能倒头便睡。他每天往返于驻地和喀布尔之间，向业主反映施工进度、沟通情况，经常遇到塔利班武装，也不觉得有多害怕。
然而，危险真的来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2008年6月29日，盛建慧去喀布尔向业主报告摊铺机被火箭弹炸伤，直至下午4点才启程返回驻地。5点40分，他记得很清楚，在距离驻地不到3公里的地方，已经能看见驻地的塔楼，突然两个塔利班武装分子冲了过来。他们浑身裹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两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盛建慧。
“起初，我以为他们要搭便车，以前他们也时不时这么干!”盛建慧说。
可是，这一次不是搭便车。他们威胁盛建慧下车，往远方的坡上走。盛建慧一下子意识到不好，碰到事儿了!他想抗议，对方的回应是拳打脚踢。
他先被藏在山后面，夜色降临后，又被戴上眼罩转移了。他们在一个果园里的土房子前停了下来。两个塔利班给盛建慧摘下眼罩，用铁链将他锁起来。盛建慧看了那把锁，上面写着“中国制造”。土房子只有四五平方米，空无一物。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未来28天里他待过的最好的牢房。
“刚发现自己成了‘肉票’，并不十分害怕。因为我是中国人，是来给他们修路的，不是来殖民的。按照咱们的老话，这是积善行德的事儿。他们应该不会太难为我。何况，单位发现我失踪了，能不想办法吗?!”盛建慧说。
然而，两三天过去了，又一个两三天过去了，再一个两三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被释放，只有不断地被转移。他的信心一点点消失，恐惧在一点点滋长。每一次转移他都一身冷汗：是不是要被砍头了?!
“既然一直不放我，肯定是双方谈不拢啊!小时候看电视剧，谈不拢不就是一个结果吗?撕票呗!”盛建慧说。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每天最多能得到一小杯水、一小片馕。有时候看守被美军打死了，就什么也吃喝不上了。后来，他被埋在一个羊圈下面的地牢里，只有一个管子通向地面，以免被闷死。在这个黑暗狭窄静寂的空间里，他甚至能听到湿气渐渐进入身体的声音。分不清白天黑夜，他的意识日渐模糊。
获救回国
“我才25岁啊，这种事儿怎么就被我摊上了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盛建慧常常感到万分委屈。
可是，无论怎样的恐惧，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饥渴，盛建慧从来没有放弃过活的希望。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即使为了爹娘，我也要尽力活下去!
盛建慧的家在山东平度。父母都是老实肯干的农民。他是独子。从小盛建慧就帮着父亲干活，深知父母的辛苦。他早就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他们养我这么多年，一点福还没享过，我怎么能死呢!”黑暗中，他最常回想的是母亲的笑容，是年少时全家人为了生计奔波的艰辛。
与此同时，中国铁建的人、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人，甚至在当地的中国企业都加入了拯救人质的队伍。
时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戴秉国指示，要全力确保盛建慧的人身安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杨厚兰大使带头多方奔走。中国铁建领导指导协调救援工作。在阿富汗的其他中国企业，也帮忙出谋划策。
盛建慧清楚地记得，被劫持期间，他曾接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杨厚兰以及单位领导的两次电话。这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希望。当时，他被铁丝捆得紧紧的，刀架在脖子上，只听到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小盛，坚持住，我们在动用全部的力量和关系全力营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你该吃吃、该喝喝，要挺住!”
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杨厚兰大使多方奔走，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打听线索。营救期间，有一次大使的车子从使馆驶出，刚刚驶过挨着的印度大使馆，只听身后一声巨响，使馆门前的印度武官被炸飞，尸体倒挂在树上。
谈及营救经历，使馆唯一一个能用当地语言与劫持者交流的年轻女翻译李思宁忍不住和同在使馆工作的爱人抱头痛哭，每次和塔利班分子通话都让她期待而恐惧，期待的是至少可以确认自己的同胞还活着，恐惧的是通话中不仅受到塔利班的威胁和恐吓，还要忍受他们下流的调戏和侮辱。
7月27日，塔利班武装分子给盛建慧换了一套当地的服装。盛建慧的心又是一阵阵收缩。“这是要把我转移到哪儿去呢?是不是把我转卖给其他恐怖组织了?”他紧张地想。
直到被送到了当地长老家，长老给了他一张名片，一张中国铁建阿富汗区域负责人的名片。盛建慧才一下子踏实了。他得救了!他瞄了一眼旁边一个人的手表：7月27日。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劫持了整整28天!
2008年8月7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盛建慧回到了祖国。他急急地往家里赶，那里有守候在门口的母亲!
继续起航
没有久别重逢的抱头痛哭，盛建慧纯朴的父母不善于外露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情感就如地表下潜藏的水。见到久别的儿子，他们更急的是招待好陪儿子一起回来的领导同事。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小盛的父亲也没有去找过“单位”。他说，“我想单位一定在想办法救我儿子，我们啥也不懂，只会给人家添麻烦”。
回家后，盛建慧没有和父母讲述自己被绑架的那段日子都经历了什么，父母也一直没敢问。甚至在儿子两个月后再次被公司派往远在非洲的贝宁时，他们依然没有阻拦，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
获救回国后，公司领导问小盛有什么要求，想不想回总部?盛建慧的请求只有一个：只要不再去阿富汗，哪儿都行!服从单位安排!有的人不理解：你这是图啥呢?盛建慧说，“被绑架过不是资本。何况，艰苦也好，危险也好，这些活总得有人干呐!”
在随后的6年多，盛建慧奉调去了贝宁，之后是加纳、尼日尔、塞拉利昂。2012年，他进入新组建的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如今是集团在莫桑比克市场的负责人。
那28天仿佛没有在盛建慧心里留下太多阴影。他依然是那个乐观的农民的儿子，依然是那个服从安排的央企小伙子。唯一的不同是，每当看到电影、电视里有绑架的镜头，心口会阵阵发紧。
2009年，盛建慧娶了妻子，而后有了儿子。然而，他很难陪伴在他们身旁。通常，他在非洲一待要半年以上才能回家看看。现在，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莫桑比克的业务才刚开始，算上他，只有两个人，要注册公司，要租办公场地，要联系项目……他回家的日子更遥远了。
盛建慧的梦想很简单：“希望能揽到一个利润空间大的项目，企业受益，员工受益，生活能舒服一些。”
妻子一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而他长年顾不上家，妻子也有过埋怨，但盛建慧觉得这都不是大事儿。“我们都习惯了。”在他们住的大院里，有许多像他一样在外奔波的中国铁建员工。他们的家人坐在一起一交流，气也就平了。因为工作就是这样。
盛建慧很喜欢韩红唱的《祖国不会忘记》，因为歌词写得好：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在这歌声中，没有什么能牵绊住他前行的脚步，他仍是走出去大军里的一员。在他的想法里工作需要是第一位的。
是的，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挡不住这个央企小伙的脚步。这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啊!(本报记者 董伟 潘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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