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生相克，内涵丰富并不断演变。经典的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注重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自由市场，在社会文化上强调宗教、家庭和个人奋斗的价值，在外交上则突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冠以“新”，至今已出现过里根的“新保守主义”、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而当前“新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共和党民粹派。与既往的保守主义相比，当前的“新保守主义派”（简称“新保派”）可以粗略概括有三个特征。
一是经济上推行色彩浓厚的民族主义。当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延续，最集中体现在国内经济理念和政策上，核心是自由放任，举措是减税和去监管。保守派笃信“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因此不断呼吁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不断要求政府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特朗普执政时期仿效里根和小布什，对富人和大企业实行了大规模减税，并大规模放松企业监管。面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为富人和企业加税、扶贫抑富的措施，保守派再次强调减税的好处，并将取消对国内化石能源开采的限制、降低油价作为对抗“拜登通胀”、赢得2024年大选的利器。
眼下的“新保派”与传统保守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国际经济政策，以及对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态度。对于冷战后美国两党，包括老布什和小布什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今的“新保派”极不认同。他们认定这是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中产阶级萎缩甚至国力下降的祸根。因此需要通过惩罚性关税、国内减税等手段，改变国际资本流向和国际贸易走向，促使产业回流和就业回流。因此，如果共和党赢得今年的大选，美国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会更盛。
二是坚持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文化领域的自由化潮流，保守派们一直在不懈地抵制并试图逆袭。这种抵制表现为反非法移民、反多元文化、反平权运动、反“政治觉醒”、反堕胎、反同性恋等一系列、一整套主张和行动。从这点看，眼下的“新保守主义”一点也不新，而是表现得非常顽固和守旧。对于美国信教人口比例下滑、单亲家庭和非婚生孩子比例升高，对于非法移民“不断涌入”、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对于军队允许招收同性恋以及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结合等“怪现象”，他们感到“礼崩乐坏”、“国将不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
“新保派”猛烈攻击民主党政府“开放边境”，强烈谴责“极端左翼”毁坏美国价值观，强力推动边境墙建设。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数量占优，极大提振了所有保守派的信心，强化了其身份认同。在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变得更极端并针锋相对的情况下，美国政治暴力和社会撕裂势必愈演愈烈。
三是主张隐忍的孤立主义。如今的“新保守主义”，与小布什时期依靠强大军力在海外推广美式民主的“新保守主义”不同。在前者眼中，“美国优先”当然不是建制派所说的“退回到北美大陆”的孤立主义，而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优先地维护美国利益、守住美国财富、照顾美国人福利，而这需要适度减少海外军事干预。“保护好美国的边界而非乌克兰的边界”，这句话很恰当地阐明了当下“新保派”的逻辑。这种战略收缩或克制，与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前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等共和党建制派呼吁更强硬地对抗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万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共和党民粹派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美国实力今不如昔，应该适度地从“麻烦中抽身”，支持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重启停火谈判，支持以色列尽快结束巴以冲突，支持在维护同盟基本盘的情况下促使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进行更多经济让利。
如今的“新保守主义派”主张美国减少海外干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认定“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对手”。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通过战略“脱钩”、科技封锁、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手段继续遏制中国，并迅速地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基于美国实力尚且不足的逻辑，“新保派”认为美国要增加军费、提高军工生产能力、加强亚太盟友围堵和对抗中国的能力，以对中国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并持续地削弱和消耗中国的实力。这样看来，“新保派”念兹在兹的“以实力求和平”，不过是想复制里根政府对苏联的冷战，对中国进行“新冷战”罢了。（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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