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牛 John Bull，源于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这个形象原来为了讽刺辉格党内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政策所作，随着小说的风靡，逐渐成为英国人自嘲的形象）
斯塔默赢了，但是工党呢？
—— 布莱尔2.0复辟，“约翰牛”向右狂奔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鲁迅
作者 / 也愚（柴晓明）
新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与“历史性惨败”
在阴雨连绵的七月初，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领导的英国工党在上周四结束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Victory）。新的工党内阁已经开始运作。斯塔默也开始了他担任首相以来首次前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地的重启巡视（Reset Tour），并与各种地方政治势力的交流。
很有趣的是，斯塔默在其周五的就职演讲和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大量“Re”开头的单词，诸如Reset（重置）、Rebuild（重建）、Return（回归），Restore（恢复）、Renew（更新）等等，这些词语的频繁使用已经表达出斯塔默试图实现的“回归（退回）某种状态”的内在情绪。这些“Re”恰好呼应了大西洋对岸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并不是其竞选口号中（向前看的）“变革”（Change）。斯塔默到底想要“重建”怎样的英国呢？
当前众多媒体宣称英国工党的此次压倒性的选举胜利是“中左”力量在英国的胜利，是英国政治趋势向左的变化，与欧洲大陆的“右翼化”趋势相背；但事实上这次工党的选举胜利是整个欧洲政治势能继续向右转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例外；“约翰牛”正撒开蹄子向右四足狂奔。岛民总是如此：乐观时，信心满满。岛外的海洋充满希望与机遇。走出去，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悲观时，疑窦丛生。岛外的世界无处不是危险与威胁。关上门，把墙造得与天一样高。
根据英国国会图书馆（House of Common Library）的统计数据，斯塔默（Keir Starmer）领导的英国工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赢得650个议会席位中的412个；而保守党只获得121个席位；与2019年的选举相比，工党增加了211个席位，而保守党则丢掉了251个席位。工党取得自1997年布莱尔（Tony Blair）当政以来最大的胜利；当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选举中获得了417个议会席位，此后工党连续执政14年至2010年。14年后斯塔默卷土重来，这也是英国工党在二战以来第5次上台执政。但是斯塔默能执政多久？能否重现“布莱尔荣光”？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英国工党的“选举战果”，分析此次选举的投票率、得票率和席位，我们首先发现的是英国议会选举的“简单多数”选区制度（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与它的“奇葩性”。简单地说就是全英国分成650个选区，选区中获得简单多数的候选人获胜；但从全国范围而言，往往最终获胜者的席位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相应的选票数和支持率。
2024年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率只有59.9%，这是新世纪2001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与此相比2019年选举的投票率是67.3%。2024年斯塔默的工党“压倒性胜利”总共获得了969万张选票，而工党在“强硬左派”科尔宾领导下“历史性惨败”获得了1027万张选票。对，你没看错。“历史性惨败”比“压倒性胜利”多了58万张选票。
即使从获得的选票比率来看，2024年工党获得本次选举所有选票中的33.8%，2019年工党获得32.2%，两者占比相差不过1.6%。但工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2024年412个席位，占所有席位的63.4%，而2019年工党仅获得了201个席位，占所有席位的30.1%。两者一倍之多。
嗯？！这“不科学”啊？其实这“很科学”！“简单多数”的选区制度特别符合自由市场竞争原则——“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中”，事实上“简单多数”的选区制度出现过更为奇葩的现象。如1951年大选中，工党获得48.8%的选票，保守党仅获得44.3%的选票，但多赢得4.5%选票（25万张选票）的工党只获得了295个议席，而保守党却赢得了302个议席，结果保守党成为了执政党。1974年，正好相反，虽然工党比保守党少了20万张选票，但是工党却以301席对297席，击败保守党成为了执政党。
这一“简单多数”选区制度在英国议会选举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该选举制度特别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庞大资源可以调用的大党，保持了两党制的稳定性，而对小党则非常不利。两个世纪以来屡有争议，要求改革选举制度。乃至在2011年英国进行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全民公投，但仅有42%的投票率。68%的投票选民反对修改选举制度（支持修改选举制度的多为城市地区的年轻人，而反对修改选举制度的多在农村地区），因此迄今没有任何选举制度变化。由于当初最强烈反对改革“简单多数”选举制的恰恰就是本轮选举的最大输家“保守党”，可谓是求锤得锤。
由于英国现行的“简单多数”选区制度导致了席位主要是在大政党中分配，也就是在工党和保守党间分配，很少能使小规模党派获益，还经常导致议会中的代表力量并非代表多数民众的意见。也正是因此，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而保守党则遭受“历史性惨败”。假如一个选举制度的选举结果连选举中谁拥有更多的支持率都不能正确的反映，那么这一制度的“民主性”实在值得疑问。
“不列颠号”，全船右转舵
此次选举中，保守党的席位从2019年的372席降到121席，丢失了251席，也就是约三分之二的席位，而其选票占比43.6%降到了23.7%，下降了近一半（19.9%），席位占比与选票占比的差异显而易见。既然工党与2019年相比并没有在选票占比上有巨大改善（前文有言：工党本次选举的选票占比和2019年相差不过1.6%——编者注），那么显然有其他收益者。他们是谁？
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在此次选举中获得71个席位，比2019年增加了63个席位，重新坐稳“千年老三”的地位。但是选票占比仅微弱地从11.6%增加到12.2%。作为全国性的中型政党的代表，自由民主党曾经屡屡吃”简单多数“的亏，当初就是自由民主党积极推动选举制度公投改革。但这次时来运转，其获得的席位主要来自于保守党和苏格兰民族党惨败的“福报”。不过，自由民主党在实际纲领和诉求上与工党大同小异，如果说稍有差别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党显得比工党更为“年长些、保守些”。
在此次选举中真正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是新的右翼力量 英国改革党（Reform UK Party）。英国改革党赢得了5个席位，其选票占比从2019年的1.9%增加到如今的14.3%，总数超过400万票，增加了6倍。按总票数和选票占比，改革党本应稳坐“老三”的位置。根据选举前民调显示，改革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超越保守党接近20%，可能获得多达13个议员席位，但因为“简单多数”的选区制度导致其只获得5个席位。
改革党当选和选势强劲的选区多位于英格兰东部地区的小城镇，以白人老年人为主要居住人口，所以改革党挖的都是“保守党”的墙角。BBC的选区选票调查分析，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保守党选民转投支持改革党，保守党本来至少能够保住丢失的251个席位中的三分之二席位（约170席），正是这些席位流向了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工党的“历史性胜利”中，少不了改革党的一份“功劳”。改革党也指责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正，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合理的代表席位，支持他们的400万选民呼声被漠视了。
改革党的前身是“脱欧党”，本来该党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英国脱离欧盟”这一单一议题的政治集合，但此后改变为全国性多议题的新右翼政党“改革党”（改革党既不是传统的右翼保守政党，也仍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极右翼”政党，该当党的政纲虽然现在是多议题，但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把该死的入侵者（外国移民）赶出去，不列颠应该是不列颠本来的样子”)。该党领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英国的挚友法拉奇（Nigel Farage）经过八次国会竞选终于首次在卡尔顿当选。法拉奇曾经历任英国独立党、脱欧党和改革党的领袖，而且正是脱欧党为确保顺利脱欧，在2019年的大选中临时撤出300名选区候选人，从而帮助时任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击败科尔宾领导的工党，也由此导致工党内左翼的溃败。
改革党的其他四名当选候选人或是来自保守党的“叛将”，或是商界和金融界的白人男性精英人士，譬如当选的议员中有年仅38岁一直在巴克利和高盛等银行从事金融业，从未参政过的麦克默多克（James McMurdock）。他以微弱优势（12178票对12080票）战胜工党候选人获得议席，而该地区上一任保守党议员在此次选举中仅获得25%的选票。
另一名改革党当选议员则更具有代表性，就是担任过保守党副主席的“工党叛将”安德森（Lee Anderson）。安德森早年是矿工和工会干部，2015担任工党的地方市议员。2018年因为非法设置障碍阻止旅行社区（吉普赛人等）在地方公共场地露营被政府罚款和开除出工党，随后他转投保守党。2019年选举中击败前工党上司成为阿什菲尔德（Ashfield）的保守党议员。2023年他成为苏纳克当政时期的保守党副主席，也是所谓“保守党面向基层劳动人民的代表”，之后因为宣称“伊斯兰分子控制了工党的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从而控制了伦敦”，而被保守党内停职处分。不过他拒绝道歉，随后带着议员席位转投改革党，成为当时改革党唯一的国会议员，并在此次选举中连任保住了其在保守党时期当选的议员席位。
有趣的是像安德森这样的政客如今在英国政坛上能够混的风生水起，而且得票率一直高居不下，无论在哪个政党里都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为民喉舌”而颇受选民欢迎，也充分反映英国地方政治生态。改革党和其党魁拉法奇虽然一再掩饰其白人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与资产阶级立场，但其竞选纲领主要包括：限制外来移民，实现“净移民零流入”，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向雇佣外籍工人的企业征收附加税，取消能源零排放计划，增加石油和煤炭使用，增加警察数量和公共安全开支，反对学校教育中包括“觉醒意识”，推动国民健康计划的私有化；同时也有一些讨好基层选民的政策，如取消学生贷款利息，取消电视执照费，改革上议院和减少政府支出浪费等。
这一切恰恰证明了，大量保守党的选民并没有因为十四年来保守党糟糕的政绩而左转，相反相当多的选民认为今天英国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保守党不够保守，不够右，而转向支持更为右倾的改革党。按照改革党领袖法拉奇的说法“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过是社会主义硬币两面中的一面而已”。
至于原工党领袖科尔宾，被开除出党后作为独立候选人以高票击败工党候选人（24,120票对16,973票）在他自1983年以来就持有的选区Islingtong成功连任议员。包含科尔宾在内，共有5名独立候选人在此次选举中获得议员席位。而且都是从工党手中赢得席位，并且竞选时议题都涉及到“加沙”议题，也表达了左翼民众中对以色列九个月来大规模袭击加沙的不满。在英国的议会选举历史中，很少有独立候选人能够依靠极少资源获得席位。
不过，除此之外，整体左翼力量在此次选举中表现不佳。主张生态主义的绿党在此次选战中赢得近200万选票，主要来自于青年学生和城市中产阶级，获得了4个议会席位。曾经是工党和尊重党（RESPECT）的国会议员加洛韦领导的英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Britain）在选举中赢得21万票，但是他本人以微弱劣势输给工党候选人未能在选区当选，而其他极左政党的总选票数不过5万左右，在选举中没有推出有影响力的候选人。
谁是爵士基尔•斯塔默？
那么，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斯塔默和他领导的工党是否是”社会主义政党“？或者说工党的获胜是否是当下英国政治趋势左转的体现呢？斯塔默和其新内阁成员在各种宣传中往往强调他们自身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背景，以及内阁中其他成员的多种族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背景，并且许诺要服务英国劳动人民和“重建英国”（Rebuild the nation）。
正如众多媒体已经提及，而且斯塔默特意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常宣称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机器工匠，母亲是身患慢性重症（成人斯蒂尔症）的护士，他父母都是长期的工党支持者，据说他的名字基尔就是来自于工党的早期创始人基尔•哈迪（Kier Hardie）。他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读书期间长期依靠奖学金和贷款，最终成为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王室法律顾问。斯塔默的经历是典型的英国战后福利社会中通过个人努力奋斗成功的“小镇做题家”。正如工党曾经宣称的，要让每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都成为中产阶级。从这点而言，斯塔默确实是个”工党男孩“。
年轻的斯塔默16岁就加入工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是激进左翼学生。加入过工党强硬左派托尼•本恩（科尔宾的政治导师之一）创立的社会主义协会，参与极左派的《社会主义选择》杂志（Socialist Alternative）的编辑工作。当年作为激进左翼青年的斯塔默曾经在1980年代游行时面对媒体镜头高喊“废除王室”（End the Monarchy），并且在《社会主义选择》（Socialist Alternative）和《社会主义律师》（Socialist Lawyer）等杂志上撰写文章 直接质疑文明社会中警察与监狱存在的意义。此后斯塔默进入律师界，长期担任人权律师在英国和前英属殖民地国家为判处死刑的被告辩护。据说作为见习律师的斯塔默在接受律所面试时曾经引用过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一句名言”所有权就是盗窃“。
他在1980年代撰写支持出版印刷工人罢工的文章中说“只有工会的不断发展与扩权，并且超出工会范围本身，才能迎接挑战。乃至影响与控制生产场所与整个社会。”他在竞选工党领导层时宣称“我们将与工会同进退。”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接受媒体采访曾宣称“马克思当然是对的”。在他作为前工党领袖科尔宾的影子内阁成员时，两次协助科尔宾进行大选，公开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赞扬科尔宾的国有化经济纲领将成为工党和英国未来的纲领性文件（foundation document)，英国有必要向最富有的5%人口征收累进所得税以弥补公共支出，英国需要关闭非法移民强制中心，投入更多资源在公共健康和公共教育上，取消大学学费（斯塔默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收益于二战后工党政府曾经力主的免费大学教育，而布莱尔政府时期开始削弱这一政策）。
但是，同一个斯塔默在成为律所合伙人后，在上一次布莱尔新工党执政期间，2008年到2013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检察署总检察长和检控主任，2010年学生运动和2011年伦敦骚乱期间，数以千计的被告就是斯塔默通过修法后的特别司法程序加速提起控告的， 2014年因为在司法领域的杰出贡献他被现国王（当时的王太子）查尔斯室册封为爵士，成为基尔爵士（Knight Kier），也是工党历史上第一个在出任首相前就被授予贵族爵士头衔的工党领袖。
2009年斯塔默担任总检察长期间，英国一家地方法院曾签发针对前以色列外交部长利夫尼（Tzipi Livni）战争罪的逮捕令，而斯塔默和当时的工党政府以“涉及公共利益”为由否决了逮捕令，并且拒绝披露“相关公共利益”的内容。工党领导层和议员党团自1990年代以来曾经长期接受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资助，其党内反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成员往往被冠以“反犹主义”的指控，甚至包括那些犹太裔工党成员。
2018年，斯塔默成为由前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组建的三边委员会的（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的成员，而且他在成为”三边委员会“成员之初未曾向工党内部公开其身份，当时的工党领导层也对此一无所知。
（三边委员会成立之初旨在整合北美、西欧与日本的精英与资源对抗苏联，近年来“中国与中国崛起”也是该委员会热衷的议题。构成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与日本的商界、政界、军界和知识界精英。如美国现国务卿布林肯，前中央情报局的数任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英国军情五处的卸任负责人等。长期担任该委员主席的是”美国著名冷战大师“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2019年，科尔宾领导工党竞选失利辞职；2020年，斯塔默竞选工党领袖，虽然他与科尔宾等保持距离，但继承了大部分工党左翼的竞选纲领，并因此胜选。
2020年他就以”反犹主义“为名背弃并开除自己昔日的精神导师科尔宾以及其他数百名工党成员。在他担任工党领袖后不久就宣称自己是一个中间主义者，他领导的工党已经变革，而远远不同于“强硬左派”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
2020年担任工党领袖后，他说作为总检察长他曾长期与警方合作，对警方的工作非常感谢与支持，并不认为应该削弱安全经费的投入，而应该派遣更多的警察上街以确保社会安全。2021年，斯塔默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工党要拥抱布莱尔的遗产（Starmer urge Labour to embrace Blair’s legacy），工党更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本身，需要通过”增加财富“来解决社会问题。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2023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约44%在2019年支持保守党的大企业都明确表示将在下一次大选中转投斯塔默领导下的工党。今年年初他在参观罗尔斯罗伊斯集团时，明确说工党天然是个亲商业的政党（natural party of business)。今年6月在议会选举前的工党内部动员大会上，斯塔默向众多出席工党选举活动和提供捐款的商界领袖许诺“工党的政策绝不会左转，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创造财富”与“经济稳定”的社会。”
斯塔默在获胜后的就职演讲中明确表示，将把“国家安全”和“边界安全”放在首位。“国家第一，党派第二”（Country First, Party Second）。虽然同时他表示要服务广大劳动人民（working people)，但他决定不再向高收入人群征收累进所得税，不再取消大学学费，要推动国民健康保险（NHS）的市场竞争，原提议国有化的能源公司与客运铁路也将成为提供政府购买服务的平台；英国将增加1.3万名警察，取消对于轻罪囚犯的假释，以确保街头安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开支要提高到GDP的2.5%，重振军事工业，建造四艘新核潜艇，承担北约的军事义务，“只要资源允许”，加紧对乌克兰的军援，英国新防长约翰•希利在到任48小时内突访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总统承诺新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虽然英国工党宣称对华政策将奉行”3C准则”，即“合作、竞争、挑战”（Cooperation, Competition、Challenge)。但是，斯塔默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不得不按照华盛顿和北约的指示，以及犹太财团授意方能行事。
二十岁的红色斯塔默可曾认识今天六十二岁的基尔爵士？
布莱尔时代的荣光重现？
此次工党选举的胜利与其说是“努力变革后”的成果，不如说是保守党执政十四年一而再的“摆烂作死”导致的“躺赢”，英国广大普通民众“苦保守党久矣”。
而英国内政外交、经济民生在过去的二十余年已是一团乱麻。
英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到2023年被称为“失去的十五年”。尽管英国的GDP总量仍在增长，但大多数年份的GDP同比涨幅都较低，普遍在3%左右或以下。特别是疫情以来，2023年英国的经济增长同比仅为0.1%，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自2010年以来，英国的生产率一直持平，这在战后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被称为“生产率之谜”。2008年之前的30年间，英国人实际工资（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的实际消费能力）平均每10年增长33%，但此后一直持平，2023年的实际工资水平几乎等同于2008年。英国的经济增长与商业投资在七国集团(G7)中垫底，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同时英国国家债务高举，已经达到GDP的101%左右，利息支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0%左右。国债市场紊乱发行疲软。而且由于财政开支紧张，导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长期欠账，整体社会服务水准下降，社会治安恶化。而地方政府缺乏税收保障，如伯明翰等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破产状态。自2022年以来，英国的食品、能源、住房等价格屡创新高，导致通胀率持续上升。而且因为英国家庭实际收入增长放缓，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消费者支出放缓。由于利率上升和信用卡使用率上升，一些消费者变得信贷受限，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国民生活水准下降，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严重下降。2022年，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比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高出20%左右，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也比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至少高出9%；英国的低收入家庭与法国、德国的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7%左右。2022至2023财年，英国的绝对贫困率（即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人口比例）预计将从17%上升到22%，增加了约300万人（从1100万增加到1400万），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发布的研究报告，2014年至2021年期间，英国儿童贫困率上升了近20%（19.6%），增加了50万贫困儿童。这意味着在英国，有相当大比例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另一份报告指出，到2023至2024财年，“绝对儿童贫困率”预计将从2021至2022年的23%飙升至31%，意味着将有额外的100万儿童陷入贫困。由于通胀高企，约400万英国儿童不能保证足够食物供应和营养摄入。生活在英国单亲家庭的儿童中有44%处于贫困状态，少数族裔孩子有48%处于贫困状态，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5%。英格兰40%的大学将在今年陷入赤字，多个机构正处于财务困境的边缘，无法收录学生。
经过过去二十余年，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已经远不可与昔日相比，已基本成为“二流的发达后国家”（post-developed country）而不再是昔日“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跨入新世纪的2000年时，英国GDP1.6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4，占全球经济比重4.94%；当年中国1.2万亿美元，排名第6，印度0.468万亿美元，排名第13；中印两国GDP相加约等于英国GDP。而到了2022年，当年英国3.09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3.06%；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已经是英国的近六倍，印度的 GDP 3.4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3.387%，已经超过英国排名世界第五。
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何种政治力量，在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今天的英国困境重重，但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或者至少谁能掩盖这些困境？
在斯塔默的新内阁部长和他们的顾问中，大量任命布莱尔与布朗时代的旧臣。内政外交、国防、商务、住房、教育、医疗、内务等主要部门的长官或者部长顾问很多都曾经在布莱尔时代和布朗时代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成员。外交大臣大卫•雷米此前在斯塔默的影子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曾在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内阁中任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曾在布朗政府中任职。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担任商业部长，杰奎•史密斯（Jacqui Smith）担任教育部长。两人都曾是布莱尔和布朗内阁中的重量级人物，但直到最近淡出政坛多年。布莱尔的密友前健康部长艾伦•米尔本（Allan Milburn）曾因推动破产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市场化改革而在工党内部臭名昭著，这次也将被任命负责重组国民健康保险（NHS)。目前，影子内阁时期一些“老少边穷”阁员仅仅是选举和公共所需要的门面装饰而已；正式进入执政阶段，前朝老臣与商界精英显然更能驾轻就熟，实现专家治理；“布莱尔2.0”的阵营已经形成。但是，斯塔默能否带领英国重新”布莱尔时代的光辉”呢?
28年前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牺牲基层民众利益和背弃福利保障和社会权益契约，通过资本投机、转移实体生产、金融化社会服务、削减劳动成本，确实曾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广大英国民众从未真正收益，这也是金融危机后布朗政府倒台，工党重新左翼化的重要原因，布莱尔和布莱尔主义已经断送过一次工党的使命与英国底层民众。英国经济萎靡不振已经长达近20年，经济增长率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在疫情期间出现严重负增长，无论能源支出、医疗保障与教育支出已经让底层百姓不堪忍受。而以“萧规曹随”的布莱尔主义来推动经济增长也将乏善可陈，而工党和英国普通民众的未来是否会断送在斯塔默手里呢？
二十年间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中这样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布莱尔2.0的斯塔默内阁将是悲剧还是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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