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记者乌梦达、鲁畅、侠克
近日,一则某市地铁仍执行疫情期间实名制购票的消息引发关注。乘客在姓名栏随意输入诸如“111”这样的信息也能买到票,有网友质疑实名制购票是否形同虚设。
疫情早已转段,生活重新回归。然而,一些公共场所疫情期间的防控或限流措施却仍然沿用。例如,某地多家三甲医院仍然对病患家属陪护照看设置“门槛”,称非特殊情况家属不得陪护照看,只能自费请护工。还有部分高校因疫情防控需要“关闭”的大门仍未对公众开放。
对相关部门来说,管控限流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有一定的实效:有高校保卫处负责人说,校园“封闭”了,丢外卖、丢自行车案事件减少;有医护人员表示,聘请专业护工能够提升照护效率……
显然,一些部门单位以“方便管理”或“避免风险”为由进行“防控”,以“怕出事”为由“以限代管”,是将部门局部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上的。
民生为大。社会生活全面恢复的当下,不合时宜的做法当退则退。我们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高校有序推进校园开放,改进入校形式,赢得好评;不少地方陆续改进博物馆预约机制,线上线下均可购票,游客便利度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实践证明,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找到兼顾群众需求与场所管理的“更优解”。
当然,放开并不等于放任。高校、医院、景区等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场所,只有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才能形成良好互动,共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需于民方知冷暖。对于城市公共场所管理方来说,要多听一听公众的声音与诉求,多一些从实际出发的考量,把该管的管住,把能放的放开,在活力和秩序的统一中实现高水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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