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危险的职业
4月上旬，江一（化名）差点被网络上质疑声浪打翻了。南京金宝贝“退费需要25年”上了热搜，职业闭店人因其“新奇性”和“逃废债”嫌疑，被媒体高度曝光。
江一，作为南京金宝贝的职业闭店人，被舆论拱到风暴中心。他的社交账号后台，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多个人咨询他，有伪装为机构老板的记者，也有真正的教培机构老板，偶尔也有人私信来骂他，因为舆论声浪太大，南京金宝贝的“闭店工作”进入尾声，他回了成都老家。但事情的演变依然超出他的意料，相关部门陆续两次联系他，要求他配合调查。
第一次，他还在南京，赶到相关部门，详细讲述了和南京金宝贝老板认识的经过，以及有没有在闭店前收费。几天后，央视新闻曝光职业闭店人手法，有关部门再次找到他，问他换法人的经过，以及再次询问南京金宝贝到底有没有在关门之前续费的细节。
这很关键，闭店前是否恶意诱导家长续费，决定着他是否涉嫌违法。
今年1月以来，作为全国最大少儿教培机构之一的金宝贝，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分部因为资金链断裂，相继闭店后，多地分部开始交给职业闭店人处理。无法退费、转课，甚至变更法人帮助老板逃废债的做法，惹怒了数千名家长。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据知情人士了解，有地方的金宝贝闭店人，因为涉及恶意逃债已经被立案调查，目前南京金宝贝并未有类似情况，所以还未被立案。
江一极力想澄清，同行其实分为两类，一类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当机构已经要倒闭时，在机构和家长之间找到折中解决办法；一类是圈钱的，会在闭店前收费一波，再跑路，将矛盾升级。
他自认为做的是第一类。庆幸之余，他也有些后怕，如果自己没守住底线，也可能和其他闭店人一样，被法律审判。
职业闭店人涉足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帮助机构老板闭店，很容易站在家长的对立面。为了帮老板逃脱法律责任，他们也从寻找职业背债人，变更公司法人，应对维权家长的群，提供转课方案，再到跟进诉讼纠纷等，形成一套成熟而完整的产业链条。
2021年成为职业闭店人以来，江一已经处理上百个闭店订单。引爆舆论的南京金宝贝事件，是他遇到过的最棘手的订单。
有风险，也是另外一位职业闭店人刘洋（化名）的一个感受。虽然这个闭店工作，发生在两年前，但直到现在，还会被经侦叫过去配合调查。2022年3月，他正式接管上海一家英语培训机构闭店工作，后因家长报案，经侦介入调查，并发现这家公司在2021年前后，有1000万资金流向了国外。老板解释是当时跟国外的老公离婚分割财产转的，但经侦以资金流向不明为由立案。
刘洋说，在合作之初，财务状况上老板对他们闭店人也有所隐瞒。案子拖了两年，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性，他们的闭店工作做了一半后，陷入停滞。
02“月入10万，肯定比上班强”
尽管这个行业充满危险，灰色，不大光彩，但它成本很低，几乎无需投入，又很诱人。线下或者线上入驻几十天甚至更短的几天，挨骂、协调、沟通，可以赚1-10个点，多则几十万，少则几千元。
成为职业闭店人前，有不少人是倒闭的培训机构的老板，经历债务压身的巨痛，然后走上职业闭店道路。
江一本科学的是法学，85后，刚毕业从事过两年和法律有关的工作，工资不高。因为正值教育机构的创业高峰，转行做少儿英语培训机构。最鼎盛的时候，在全国开了7家少儿英语连锁，但疫情来了，繁重的支出很快让他吃不消。
他给凤凰网《风暴眼》算了一笔账，一个校区的外教总月薪10万，7个校区高达70万，如果算上房租和其他员工工资等，每月的开支就上百万。疫情爆发初，他还能准时发放外教工资，很快，就难以支撑了。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就像赌博，不甘心，虽然解聘了外教，但是很难下决心闭店。
直到当年底，账面上的几百万，耗尽耗干，机构相继倒闭。六七百位家长退费，堵住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江一和数百位家长签了个人欠条，总金额高达上千万。
为了还钱，他把自家的房子抵押，还从花呗、借呗、信用卡套现。家人不理解，妻子最终离开了他。上千万债务以及信用卡的高额利息让他一度喘不过气。“以前我抽烟都是抽100块的，后来抽烟的钱都没有了”，江一自嘲。
最难的那段时间，他想过一了百了。两个月没有出过门，整日干躺着，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每天都想死，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千万应该怎么还，”江一说。他做过最坏的打算，是注册全部网贷平台，然后借钱，把钱留给父母，结束生命。
和江一一样，刘洋也是因教培创业失败背上了四百万的债务。
他是一名85后，一直从事教培行业。刚创业的时候，他才20多岁，行情好，没有双减也没有疫情，年纪轻，容易飘，觉得自己能赚钱了，很快用第一家门店赚的钱，疯狂开店，2年开了6家，因为扩张太快，缺乏战略管理，创业第三年，资金链就断了。
2018年，6家培训门店几乎同时倒闭，他欠了四五百万。
当初为了运营店，他已经把买房的钱、结婚的钱都用了，甚至后来还把父母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到现在他父母只能租房住，父母一度和他“断亲”。
走上职业闭店人的道路，刚开始，多是同行朋友介绍，帮个忙。成功处理纠纷后，他们逐渐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大的经验差、信息差，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他们的创业失败经历，让他们能和机构老板高度共情，也可以帮助他们更理性处理家长情绪。
为了扩大经营，他们后来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自己引流，也接触更多的案件。在江一的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同行里有一些人像他一样，是失败的教培创业老板，还有不少人当过培训机构校长或店长。
随着行业规模越来越大，收费模式也越来越成熟。最初时，朋友介绍，费用通常比较低。江一的第一单生意，纯粹是帮人忙，那家机构有300多万费用需要退还，机构拿出了100万来退费，江一被骂了10多天，和80%的消费者达成一致，他赚到了行业的第一桶金，3000块钱。
后来，收费的费用虽然不固定，但一般在债务的1%到5%之间。江一说，一个月能接两三个单子，收入2万-7万不等，最好的时候能月入10万。三年下来，靠职业闭店人赚了有上百万。
刘洋给出了更具体的收入演算方式。他以接的一份闭店工作为例，由于预算有限，机构老板给出的费用是40%，也就是家长1万块的学费，他得用4000块把这个事解决了。他给家长退30%，即3000块，剩下的5个点做转课（注：周边机构接收转课学员，收取的费用），就还有5个点的利润可以挣，这也意味着他能从每一名家长那挣500块。
行情好的时候，刘洋的一个团队年入上百万，落到他个人头上，有大几十万。刘洋说，“最好时，能月入十几万，肯定比打工强。”
从事职业闭店两年多来，无论江一还是刘洋，收入稳定后，自身的债务已经偿还了部分，债务压身的负罪感早已消解了。他们从失败中积攒的经历和能量，让他们尝试了更多资源整合的业务，动用很小的成本，获得更可观收入。
03“闭店市场蛋糕很大”
职业闭店人的兴起，要受益于更广泛意义上预付费模式的流行。
近几年，因为预付费、预付卡等模式，理发、健身、培训机构频繁陷入经营不善倒闭争议。尤其是教培机构，因为涉及费用规模更高和家庭群体复杂，闭店工作应对相对棘手，所以给了职业闭店人生存空间。
凤凰网《风暴眼》接触的几位职业闭店人，无一例外，在从业的几年里，几乎处理的都是教培机构的闭店工作。
这要受益于教培机构的畸形扩增，开店的低门槛，让很多教培创业者，过度沉浸在预付费的多寡上，而忽略了真正的风险。
刘洋介绍，培训门店的利润计算方式跟传统门店不一样。餐饮行业，这个月收入多少钱，去除房租、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剩下的就是利润。但教培行业，是要把学员的课上完，才算利润。很多教培机构没有看清预付费模式本质，收了报班的钱就以为自己赚钱了，拿去投资开店，一旦遇到风险，现金流就断了。
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消课效率。“很多老板不在乎消课，觉得学员请假，两个月不来，没啥损失，但事实上，这白白增加了两个月的成本。干教培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房租、人工都是由时间来影响的，如果消课效率很低，就没有利润，甚至是贴钱在上课，”刘洋表示。
江一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江一在干教培时也闯入了误区，以为家长教的学费，都是利润，实际上，账面上躺着几千万，很可能负债更高。
教培行业入门门槛低，真正懂财务和运营管理的人少。江一接触过不少案例，老板接盘教培机构时，大多不清楚未消课背后的资金压力，对真实的债务风险毫无觉察和应对能力。
到了最后，他们常常陷入迷途：继续运营，需要钱，机构要关门，就要退费，也是一大笔钱。两条路都不是好选择，但是维持运营的假象、继续让家长续费似乎更容易。不过，假象总有戳破的一天。
具体的数据或许更直观。根据天眼查数据，疫情这三年，教培相关机构吊销及注销数量累计达2.4万家。2022年单年倒闭数量，是疫情前2019年的10倍。
在行业浸润多年的刘洋认为，今年教培行业的体感之凉或许更明显。美吉姆、金宝贝这类知名头部教培机构多地门店，相继倒在2024年的开春，不仅让家长对培训机构大为失望，更是让从业者觉得真正的寒冬或许刚刚开始。
根据抖音指数，近年，“债务规划”关键词的热度明显上升，2022年搜索指数还在200左右徘徊，2023年搜索指数上升到400上下，2024年搜索指数已经上升到了600上下，一年上升一个台阶。
这是个需求火热的市场，过往失败的创业经历让江一与机构老板高度共情，“他们经历了疫情双减，卖车卖房都撑不下去了，就只能永远不得翻身吗”。但行业鱼龙混杂，有了职业闭店人兜底，跑路老板和一些闭店人恶意收费及逃债，也在滋生更多违法违规方式。他选择回避这类问题，表示自己并不是审判员，无法为行业的乱象负责或点评。
04职业闭店人是法外之地吗？
尽管江一和刘洋都极力表示自己在规则之内做闭店，但它自身的灰色，仍然难以回避。
有部分职业闭店人是以调和机构和家长退费矛盾来展开工作，提供转课方案，但实际体验已经大打折扣。
一些接受闭店方案的家长也有所埋怨。有的转课地方较远，有的转课可能需要更换课的类型，有的转课教学质量和环境，不及最初报班时的这家。有报了金宝贝的家长表示，报班后遭遇职业闭店人，就像是受伤后再被人往伤口处撒盐。
在刘洋的抖音还没有被封之前，有接受转课的家长在下面投诉，转去的学校“上课质量下来，袜子不提供，环境差，没人打扫消毒，怎么保障小宝宝的健康？你没孩子吗？”，刘洋只能回答，“可以向有关部门反馈投诉举报”。
刘洋解释，机构要倒闭时，家长损失已经客观存在了，他们能做的是挽回部分损失，不可能完全弥补家长的损失。
这个市场之所以庞大，还和法律约束性有限有关。
这个行业里也存在大量打着闭店旗号，向家长收钱就跑路的职业闭店人，把风险转嫁给了接盘的法人上。做法比还需要做虚假材料的楼市背债人简单得多，村民、老人、欠债的人，只要对“限高”无所谓，都能做法人来接盘。凤凰网《风暴眼》联系上一位工商代办，对方表示提供更换法人服务，只需1万就可以更换法人，如果还要更换股东，收费7000块一位。
甘智斌律师近期就接手过一件疑似闭店人介入的案件，一家理发店在更换法人后，原老板出面，做了促销活动，半个月后就闭店，在经过两年维权后，消费者才胜诉，原老板需退回在促销时收取的费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如果不是5月更换法人、6月做促销活动、7月就闭店这三个关键时间点清晰，代理的案件不会顺利解决。
在他看来，更换法人帮助机构老板逃债的职业闭店人，之所以能存在，一个是因为消费者维权成本高，受限于时间和成本，多数消费者，面对漫长的诉讼之路常常会止步。甘智斌就表示，在接手上述案件时，有46位消费者参与，由于案件最终辗转了近两年，期间也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了退出。
一个则是目前法律对失信人的惩戒不够。对这类教培机构的惩罚，最后一步是由法人和股东来承担，但最终惩罚也是列为失信人员，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力度并不够，就如在法人方面，“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替别人代挂法人，一个月赚1000块、2000块，很常见”。
不过针对预付费行业的这些问题，未来有望改善，相关法律正在完善。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实施条例，针对预付费的收费、合同、退款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
《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消费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权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义务，或者要求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职业闭店人，可能受到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哪怕找了职业背债人规避风险，可能作用也很微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就曾对媒体表示，如果查实了门店闭店前有搞促销跑路行为，则涉嫌共同诈骗。
不想犯法，也是刘洋们想和圈钱跑路那类职业闭店人割席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想在法律的边界内操作，赚取劳务费。
闭店职业被曝光后，找江一的教培老板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摆明意图是要跑路的人占比明显更多。江一说，这很好区分，白天找到他的，会直接问来“关门收多少钱”，不遮掩想跑路的心思，晚上半夜打电话的，他能听出对方的犹豫，会聊自己的处境以及具体的学生应对方案，他能隔着屏幕感觉到对方的无力感。不想违法，他拒绝了前一种跑路单。结束金宝贝的闭店回到成都后半个月，他已经完成了又一家闭店工作，从早八点忙到夜里12点，成了他最近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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