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如今“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新质生产力”？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地缘政治的紧张所致，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前沿技术的限制和打压起到了催化作用，其实并非全然如此。
我们并不否认外部压力传导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转型发展，但从学术视角来看，地缘政治的变化只是外因，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内因，也就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中央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对于这一逻辑的梳理，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俄乌冲突，没有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的“小院高墙”，我们会不会转向高质量发展？
会不会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粗放型、高投入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符合我们发展阶段的要求。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一是供给侧。
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我们的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经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需求侧。
中国已经从物质短缺走向了产能过剩，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换句话说，过去要着力解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如今要解决从多到好、从粗到精的问题。
人们已经无法接受严重的环境污染。海外需求也一样，欧盟已经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全世界都已经开始遭遇极端天气，对于过度的碳排放容忍度越来越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走欧美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尤其是中国可能很快就要从年度碳排放第一大国变成累计碳排放第一大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会更大。
与其等到国际上倒逼我们转型，不如自己主动转型，这也能更好地体现中央在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瞻性。
因此，逆全球化、地缘政治趋紧、国际友好氛围的褪色只是我们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加速器，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由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新词汇、新概念，不是源于学术界的创新，这也给大家留出了解读和创新发展的空间。但是作为新概念，它还是需要基本的界定。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1月31日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第十一次集体学习，重点就是新质生产力。
通过官方报道，中央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这里面有几个点很关键，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打底。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
这一点与我们近几年一直讲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一脉相承，同时又突出了新的关键点：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这里既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概念，又结合了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的经验共识，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同时还有一定的发展。
它不仅是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还要具备高效能、高质量，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投入要更集约，生产方式要高效能，而且产出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产业支撑。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务虚的理念，而是一个务实的发展策略，对应有坚实的产业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就强调了产业界定，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因此，新质生产力相比原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简单等同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产业升级，不是农业升级为工业、工业升级为服务业的结构转型。
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
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如果能通过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生产要素的创新型组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比如采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选种育种，数字技术支撑的自动化种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样可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质态。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是有明确的产业分类，以及专业分类认定，不是随便一个采用了新技术的产业都能叫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同时满足两点：
一是产业先进且意义重大，未来甚至可能会成为影响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产业；
二是相关的业态已经在一些国家形成较大规模，其实践路径已经相对明确，理论上的认知相对已经形成广泛共识。
相比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只满足第一点，也就是产业先进且意义重大，但理论认知、发展路径和业态尚不清晰稳定，仍在探索阶段。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能满足战略上的攻防两用。
我与魏尚进老师在研究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三明治困境”。
对中国而言，“三明治困境”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底部压力大增，各种要素成本已经高企，相对于后起的越南、泰国等已经没有成本上的优势。
除了底部的压力，顶部也有压力，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尚不足，还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独特优势。
因此，中国经济像三明治一样，底部和顶部都有压力，需要双线作战，谋求突围。
怎么突围？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即便抛开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向上攀登也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压低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也不可能再牺牲环境，还要面对老龄化。
如果再叠加地缘政治趋紧，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成了不二之选，因为新质生产力除了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这已经成为中国以攻为守的必要战略配置，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放眼全球，美国虽然没有强调过“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但实践上一直是强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
美国一直有产业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而且不少产业都是在国防部名下做技术研发和规模化应用的探索，并与商业资本一起推动技术路线的军民两用与互相之间的转化。
无论是通信技术还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国防部的支持。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像新加坡、越南等小国，中国除了发展GDP，还需要建立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新加坡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比美国人均GDP还高，但它无法建立独立的国防产业体系。
而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之间在技术上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于国防产业的合理有效的投入，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并提高新质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途径。这是大国与小国之不同。
即便只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如今的世界也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
中国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未必还能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有再学习、再追赶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远远超过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也是中国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
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但它究竟需要我们再造一艘全新的巨轮，把原来的巨轮废掉，还是继续沿用原来的巨轮，只是换几个关键的发动机？
我的理解会更接近于后者。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新概念，现在还无法精确统计其经济规模，但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与其在GDP总量中的占比来看，恐怕很难超过20%，因此，“旧质生产力”依然是我们的基本盘。
中央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就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把“旧质生产力”一下子停掉，那样的话，经济会严重失速，反而欲速则不达。
当然，“旧质生产力”也不是原封不动，也要转向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国，北上广深和东部沿海很多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具备了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但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然比较落后，传统产业的比重依旧较高。
中国人均GDP还不足美国的1/5，中西部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更低，人均GDP水平就代表着生产率水平。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和企业就误认为我们整体生产率水平已经很高。
数字经济就是一个典型，大家关注的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美团、百度等，属于数字产业化，但中国更多的产业和企业属于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旧质生产力”，传统产业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产业数字化才是我们的基本盘。
我在上海调研时，发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简称“经信委”）专门有一个部门叫都市产业处。
刚开始时，我没搞明白这个部门的作用，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上海原来有一段时间过于强调发展高新产业，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传统品牌的保护都不够重视，导致城市烟火气大降，很多老品牌和传统产业受损，甚至消失，非常可惜。
所以后来上海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在经信委单独成立一个都市产业处，专门推进传统产业的发展，恢复城市的烟火气。只是相比于“旧质生产力”，新的部门又增加了创新的概念，提出FBI策略，即fashion、brand、ideas（时尚、品牌、创意）。
因此，我国作为大国，两个优势都要充分发挥才是正道：
一个优势是大国人多、人才多、创新资源多，而且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多集中一些资源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个优势是大国范围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大，自己内部就能形成一个雁阵，实现产业的梯度承接，先进产业逐步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
新加坡、日本等就不具备这个条件，产业过时之后只能向海外转移或放弃。
所以，站在当前的时点上，我们既要警惕错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避免错过新一轮国际竞争和产业革命的窗口期，也要警惕各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新质生产力，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重复配置，这样反而会损害我们经济的基本盘。
此时，各地政府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学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创新，但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
关于创新，一直有两个力量：
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
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在发展新质产生力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非常值得思考。林毅夫老师与张维迎老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分歧，本质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讲的是以市场化创新为主，只有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才需要政府干预。现在至少要加上一点，那就是市场失灵已经不限于国内市场，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带来的国际市场失灵问题。
比如，对于芯片，中国本来没有必要由政府大力推动创新，靠市场换技术一步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可以，但美国“卡脖子”，中国马上就面临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的问题。
不仅如此，美国已经对中国的人才引进、学生留学等都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我国从产品市场到要素流动都面临市场失灵问题，很多东西不再是我们愿意花钱就能买到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地缘政治趋紧而改变创新的基本原则。关于创新，经济学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政府着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比如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家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的预期等等，创新的主力棒还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政府非必要不亲自下场创新。
即便有些产业有必要通过举国体制创新，也一定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础科研的方式，调动市场化的力量，绝不是政府亲自入场、从头做起。
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分别是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
这五大类中，其他四类产业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去发展，以市场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势利导的次要角色。
只有战略型产业，即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的产业，即使不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政府也要重点扶持发展，亲历亲为。其他四类产业的主力棒都应该交给市场。
比如高端芯片就是战略型产业，它不同于服装鞋帽，一旦断供，不仅仅是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链容易瘫痪，还可能造成我们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
因此在面临“卡脖子”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下场干预，比如持续投资中芯国际，再比如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但要谨防把新型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的回潮。
计划经济搞创新已经被全世界实践证明是低效的，是错的，很难相信借助大数据或高科技的力量就能逆转这个基本规律。此外，我们也需要充分平衡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尽量发挥好各自的优势。
一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准基础设施或安全领域让国有企业发挥其独特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外也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与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积极松绑，使之能够涌现出更多像华为、小米、阿里、字节跳动这样的创新标杆与先锋。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思考一步：如何让市场和企业家在“三高”的创新上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
北大国发院曾经和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起做过一个课题叫“中国2049”，我有幸参与撰写《中国2049》报告中的一章，题目就叫《产业政策和国家的角色》，当时黄益平老师提出每一章都要在研究之后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我当时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改善中国的资本市场，打造一个能深度支撑民营企业家创新的金融环境，包括更加适合创新型产业的股权融资生态，不应该过度依赖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以及银行间接融资。这个建议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旧适用。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投资，技术方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产业更是连技术方向都不清楚，比不确定性还多了一层不可知性。
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和企业家去试错和创新，政府只能做相对确定且容易考核的工作，否则政府的创新资金很容易被套利。
市场和企业家又怎么去创新？最关键的就是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
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才有可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本进行创新，投资者既分担创新的风险，也共享创新的收益。
过去，中国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在银行借债有利息，到期要还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风险的创新创业项目。
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巨大的短板，必须补齐。当然，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还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
创新需要长期的试错，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执法，企业家就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不敢做长期、高风险的投入。法治环境最关键的就是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以生物制药为例，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高达10亿美元，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仿冒产品频出，创新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更谈不上创新的超额收益带来的激励。
同时，如果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证，企业家对政府的公信力信心不足，就不会全身心地去创新，而是去挣快钱和进行投机式经营。
发改委已经在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如果能做到良法善治，将对民营企业家构成一个可信承诺，对恢复和提升信心极有帮助。
中国的创新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既有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也有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美国过于注重从0到1的创新，对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不够重视，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硅谷与传统工业转移之后的“锈带”两极分化，社会因此撕裂。
日本与德国注重从1到N的再创新，尤其是德国，高端制造业基本盘强大，但相对缺少从0到1的原创新，影响国家发展的后劲儿。日本、德国没有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巨大压力，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创新要尽可能兼顾美国与德国的两种创新模式。
国家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管理在不断改善，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不可否认，创新的主力还是要由市场担当，尤其是民营企业。
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我们在战略上要做一个必要的调整，那就是从反垄断思维转变为掰手腕思维。
因为反垄断的核心思维是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序，不能让一家企业过大过强，否则影响更多企业的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年治理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传统的反垄断思维偏向于认为企业过大过强就会官僚化，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碍创新。
但传统的反垄断思维今天遇到两个挑战。
第一个是技术的底层穿透性不断增加，跨界竞争越来越容易和普遍，就像我们过去担心淘宝的市场份额太大，想不到京东和拼多多有能力抢出很大的市场份额，更想不到今天抖音成了第一卖货平台。
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和跨界竞争本身就是反垄断的力量。在美国也是，英特尔早已被英伟达超越。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从外部获得先进技术，只能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和开放集成创新，前沿的创新必须依赖华为、字节跳动等超大型企业，也包括独角兽企业。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不是超过了50%，甚至80%，还要看企业是不是属于新质生产力，能不能代表中国与国际巨头“掰手腕”。
在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第一性原理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千军不如一帅，要敢于鼓励强人，善于激发能人，允许、鼓励甚至帮助有实力的企业家和企业做大做强。当然，资本不能干政，企业不能无序扩张。
政府还要在监管方面努力创新，跟上时代。
面对已经闯入无人区的企业，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企业先行先试的空间很关键。中国过去不仅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引进来，监管也是拿来主义。
但是当中国企业进入无人区，而且是世界级的无人区，没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管制度可以借鉴时，我们的监管该怎么做？这时候，我们恐怕不仅要允许企业试错，还要改进监管模式。
只要不是与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应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再观察如何监管为宜。
因为这些产业往往迭代很快，我们一旦管得过严过死，就可能管死一家领军企业，甚至永远地错过一个产业的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意味深长。
过去几年因为新冠疫情，我们的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呈现出密集的叠加。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减速不容易归因，甚至对我们还是不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都有了不同的理解，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已经明显下降。
中央虽然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但高质量发展并未细化为具体的考核目标。尤其是虽然新发展理念有五个，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但其实还有一个——安全，这六个都是重要的新理念。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部委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极其重要。一旦中央不再牢牢抓住GDP这个“牛鼻子”，不同的部委和地方政府就会失去共同的第一目标，各自为政，动作不协调。
比如有的部门第一要务是控制疫情，不会考虑一旦政策过头对经济有什么伤害；有的部门要冲击双碳目标，拉闸限电在所不惜，顾不上民生和经济；
有的部门要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惜重拳整治房地产，顾不上就业和GDP增速；有的部门要治理教培或资本无序扩张，不细想会不会伤害民营企业家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大家都是出于好心，但造成了神仙打架、九龙治水的局面，引致政策“合成谬误”。
因此，加快、加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放弃GDP这个“牛鼻子”。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仅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还需要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协调。非经济政策一定也要考虑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否则政策的一致性有问题，“合成谬误”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我们一定要厘清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一定是想尽办法发展，只是在各种办法中优选高质量的模式。
新质生产力的前提也一定是想尽办法保护和激发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力中优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
否则，经济通缩、企业家“躺平”，大家节衣缩食过日子，优先裁掉的一定是研发部门。这时大家会选择先保命再说，怎么可能再把大量的利润投入高度不确定的研发创新？
GDP增速目标当然不完美，但它不可替代的好处就是可以作为发展的“牛鼻子”，在总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会孕育出新质生产力。
因为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两种尖端技术的争夺，而是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升级迭代。不像过去一样，我们以举国力量研发出原子弹即可，新质生产力需要一批又一批本身就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而不是依靠国家补贴突破一两项技术。
因此，继续抓住GDP这个“牛鼻子”，把蛋糕快速做大、把经济持续搞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一旦做蛋糕的速度放慢，分蛋糕的问题就会显得特别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涌现，地缘政治的压力也会加大，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支撑外交。
因此，只有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作为最大的政治，我们才能从根本性战略上让大家重视创新，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重视市场的力量，新质生产力才能成规模地激发出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GDP目标一定要保持在高水平，我们要为经济转型和应对地缘政治，包括为深度改革留一些斡旋的空间，比如在潜在增长率为6%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定4.5%~5%的目标。
但不能没有GDP目标或制定一个“躺平”也能达到的目标，那样就会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失去“牛鼻子”和指挥棒。
我们不仅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所谓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就是相对按部就班的自然演化要增加一些主动干预。通过政府这个“有形之手”推进一些改革，出台一些产业政策就是比较常见的干预方式。
产业政策是经济学家经常争论的话题，关键在于对产业政策的界定不同。其实美国也有产业政策，很多欧洲国家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和力度不同。
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有与无、大与小，而是科学不科学。对于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来看，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免税或减税胜过直接补贴。
很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制度产业政策时的习惯方式就是先收上来一大笔钱，本身造成一道扭曲，然后再重点补贴给一些目标企业。
政府的注意力往往放在补给哪家企业、补多少、补多久，这个过程容易引诱很多企业套利，滋生腐败等等，形成第二道扭曲，譬如有些企业为了套取补贴，每年换一个注册地，地方政府和部委补进去很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被用在研发上。
相比于这种补贴，更科学的方式是免税或减税，因此减少产生扭曲的政策环节与程序。
二是如果一定要补贴，应该提高补贴质量，尽可能补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而不是盲目地直接补贴给企业。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产业政策比较好，但早期也是直接补贴企业的粗放模式，导致多起骗补案，后来才改变了模式，堵上了漏洞。堵住漏洞的办法就是改变补贴的形式和对象。在补贴对象方面，政府不再补贴具体的企业，而是补贴能达到指定新技术标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
另一个补贴对象是消费者，即补终端。在形式上，政府不是简单地给消费者发钱，而代之以不限车牌、不限行，推进充电桩建设等，使消费者的购车、用车成本下降，这比直补企业的效果要好很多，并且降低了寻租空间。
三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
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的政策做过研究，发现最突出的特点是动态化。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补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补贴电池研发，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是电池技术。
第二阶段是补贴生产，要帮助厂家先把汽车造出来，造出来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快速迭代。但这个阶段的补贴出了错，见车就补，造成大量骗补，后来很快修正为补贴满足特定技术标准的汽车。
第三阶段是补贴消费者，其科学性不再赘述。
第四阶段是政策有序退坡，也就是在整个产业的自生能力起来之后，产业政策逐步退出。
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有为政府，关键是既有担当又有智慧的政府，始终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
市场永远在演化，政府的有为也要与时俱进，产业政策要动态调整，不是出台一个固定不变的政策就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产业政策最好对应有严格的情境和时间窗口期，就像炒菜一样，要非常注意用料和火候。
四是产业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
不管对于之前的新能源汽车、光伏，还是今后对于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以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主，但鼓励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坚定的信心。
新能源汽车从最初补贴到今天已经十几年，政府最出彩的地方就是态度从未动摇，尽管力度上一直在动态调整。
产业政策最忌讳朝令夕改，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如此，这些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如果政府的态度不坚定，意志不坚韧，企业家就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美国的芯片产业就是因为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才发展成今天的局面，不仅仅是几家企业的努力，政府的决心、长期资本的力量都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相比于激励性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可能涉及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底线，一旦有超出预期的事情出现，我们要不要“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即便在新质生产力的领域足够包容，对于“旧质生产力”出台限制性、取缔性的产业政策也要慎之又慎，在政策出台之后要有充分的产业沟通和公众沟通，要有一定的退出时间，不能一夜之间变天。
五是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
中国是一个大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走在全球的聚光灯下。因此，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好，出台鼓励性或限制性的产业政策也好，一定要想到这些政策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产业，它还有很强的外部性，杀鸡会造成猴子外逃或“躺平”。
中国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的企业也必然要面对全球市场，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卫星互联时代，信息不对称的空间越来越小，欧美议会的辩论全球直播，大国的内政就是外交，不能再持有内政归内政、外交归外交的想法。产业政策同样如此。
产业政策是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政府一定要记得，“有形之手”最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公信力。
只要政府坚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建设和维护好对人民、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一定能够实现。
文章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作者：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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