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胡锡进说的“放冷枪、惊吓企业家”的是谁？》。文章披露，胡锡进把当下经济的阻力，归咎于“极左”，并声情并茂地揭露了“极左”的两大罪行。
先来看胡锡进揭露的第一大罪行。
罪行一：
“网上有些人，用‘极左’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待民营企业，用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两句词语，生搬硬套于活泼泼的社会实践，最大特点就是过分强调理想化的终极目标，而忽视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将中国的私有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混为一谈，错误地解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实际上，社会发展总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脱离客观现实和当下历史条件限制，一下子到达河的‘彼岸’；在尚未到达共产主义之前，急于消灭私有制，只能窒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造成严重经济乃至政治灾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人总是要死的，但在人到达人生终点之前，重要的是要追求活着的意义。按照这些极左观点，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是不是就干脆不活了呢？”
胡锡进的画外音是：人必须活着才有意义，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就类似于死亡，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活着的意义呢？
在胡锡进眼里，共产主义是“理想化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目标“就好像是人总是要死的”。言外之意，共产主义是死路一条。
胡锡进定义的生命意义是这样的：既然“（共产主义目标）就好像是人总是要死的”一样，那么，“在人到达人生终点之前，重要的是要追求活着的意义”。所以，在私有制社会下活着，才能追求生命的意义。
大家瞧瞧，按照胡锡进的“生死逻辑”，共产主义不过是一条走向死亡的道路，人类只有在私有制社会才有活着的意义。
这样的”生死逻辑“表明，胡锡进就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此处省略若干字）。
其实，真正错误解读《共产党宣言》的不是“极左“，而是胡锡进自己。
社会发展当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脱离客观现实和当下历史条件限制”。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河的彼岸”，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应当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此岸心安理得一万年不动摇，甚至把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彼岸视为死路一条，于是就一屁股坐在私有制的泥潭里“追求活着的意义”。
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不是胡锡进所谓的“干脆不活了”的“人生的终点”。这个道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我懒得再对牛弹琴了。
接下来看胡锡进揭露的第二大罪行。
罪行二：
“中央发出了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这相当于赶走了林子里的野兽，在空地上撒满食物，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鸟儿们都来欢聚，作巢繁衍。接下来谁再放冷枪，惊吓企业，就是大逆不道。别说你是朝天放枪，打的不是鸟们，把企业和企业家们都搞成惊弓之鸟，同样是对经济的破坏。”
究竟是谁把“企业和企业家们都搞成惊弓之鸟”？我已有专文分析（参：《赵磊：私企困难是〈资本论〉造成的吗？》《赵磊：马克思咋看经济不振》《赵磊：既然市场决定，就别一脸委屈》），不赘述。
那么，胡锡进所谓“把企业和企业家们都搞成惊弓之鸟”的“极左”，指的是谁呢？
有人揭发是“乌有之乡”，有人指名道姓是“红歌会网”，何院士说：“只要司马南之流还在鼓噪，经济恢复就艰难”云云。
我就奇了怪，同样是胡锡进这一拨人，之前极为不屑地说：“乌有之乡、红歌会网，不过是几个执迷不悟的左派自说自话的小圈子，既无民意基础，又丝毫影响不了官方政策。人人都在闷声发大财，没人关心他们说了什么，让这些‘极左’自娱自乐……”
既然乌有之乡、红歌会网不过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他们又怎么可能“惊吓企业和企业家”呢？他们有那么大的本事么？
更奇葩的是，前一段时间，胡锡进这拨人不是把阻碍经济复苏的凶手，归咎于《资本论》，归咎于马克思吗？现在怎么急吼吼地把阻碍经济复苏的凶手，又归咎于乌有之乡、红歌会网甚至司马南了呢？
一想起更早一些时候，这拨人指名道姓地把阻碍经济复苏的凶手，归咎于国企，甚至归咎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导致今天消费不足，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蹬腿儿撒泼要死要活，我就想吐。
其实，真正唱衰中国经济，并天天“放冷枪”的，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敌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西方资产阶级。胡锡进指责的“对经济的破坏”的“大逆不道”，难道不正是这拨人吗？
最近那个蔡教授在某报发文呼吁：“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
归咎过来，归咎过去，端的是“万变不离其宗”。
万变不离其宗，这“宗”是神马？
你们究竟想干嘛？
我不说，都懂。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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