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马驹桥就这样开启新的一天。在马驹桥自发形成的人力市场承担着京冀两地物流和工厂的主要劳动力输出任务。沿此处往北走约1.5公里，就是GDP总量超2000亿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容纳着诸多知名的电子厂、汽配厂、饮料厂与快递公司。
作者：田进
封图：经济观察网
壹||李忠说：“相比疫情期间，现在找活的人太多了。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要找不到活。每天如此，所以中介们能有恃无恐地报低价。”
贰||在马驹桥劳务市场，45岁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线，劳务中介们据此把零工们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领域。
叁||每年暑假，马驹桥最不缺的就是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肆||进入下午5点，依靠零工们滋养的生态体系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一天中第二个招工黄金季，也是零工们消费意愿最强的时刻。
伍||晚上9点，聚集在劳务市场的人群将陆续散去。不管今天是否挣到钱、明天的工作是否有着落，上千名零工们都需要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夜晚落脚点。
7月4日凌晨5点半，一场小雨让连续多天最高温徘徊在40度左右的北京迎来了一丝凉意。
以马驹桥商业街为中心，四周沿建筑物微微延伸出的广告牌下、通往快捷酒店的走廊里、银行前的空地上，早已遍布着边躲雨边等活的零工们。他们姿态各异，或蹲下把身体蜷缩成一团、或环抱着双臂把肩扣起来，似乎这样能更好抵御清晨的微凉。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
作为北京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马驹桥就这样开启新的一天。在马驹桥自发形成的人力市场承担着京冀两地物流和工厂的主要劳动力输出任务。沿此处往北走约1.5公里，就是GDP总量超2000亿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容纳着诸多知名的电子厂、汽配厂、饮料厂与快递公司。
沿街依次排开的劳务公司、小餐馆、便利店、日租房，依赖于零工们的滋养。他们一道，构成了北京六环边缘独特的生态体系。
凌晨4点20分，在马驹桥商业街旁的银行门口，刚刚结束12个小时快递装卸工作的李忠来回踱步。因为困意已过，他没有直接返回出租屋，而是想着先在此看能否提前寻到新一天的工作机会。
每天上午6点左右，马驹桥聚集找工的人数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峰。
因为周边诸多工厂白班工作时间为朝8晚8，为了提前预备当天所需的日结工，中介们往往在早上6点就要确定人员名单并收集身份证。时间一到，就用大巴车或面包车将零工们运输至工厂。
中介一喊需要招工，零工们就会嗡一下围上去，几分钟内，零工们就会被挑选完毕。没被挑选上的零工们则再次四散开，等待下一次成交机会。
这天凌晨6点，20位日结工被塞进标识为“封闭货车”的金杯车中，上车前，劳务中介逐个收走了他们的身份证，等下午8点他们将被再次运送回来时，会一并发放当天的工资和身份证。
为了防止零工们偷懒，劳务中介们有着各种招数。李忠说，在许多建筑工地活上，劳务中介会额外雇佣一名看起来很凶的男性用于监管工作进度。如果有人怠工或临时不干，监工也往往会扣工资或威胁不退还身份证。
零工们最大的衡量因素是工作强度与报价。比如，劳动强度较大的建筑垃圾清理价格需在200-220元/天，装卸车如果单件物品太重需要考量身体能否吃得消等。
李忠自嘲道，这里和河南老家县城的牛市（活牛交易市场）很像——没有遮风挡雨的工棚，也没有特定标识，零工和劳务中介们约定俗成的聚集在此。李忠说：“老家牛市有牛市的交易术语，这里也有自己的独特游戏规则。不管是中介还是零工，都得按游戏规则来。”
今年以来，游戏规则悄然发生改变。李忠发现，今年工价经历了一步步下滑，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以快递装卸零活为例，近半个月晚班（12个小时）工价只有170元，而仅仅一年前，日常工价都在200元以上。
李忠说，快递装卸其实很累，中间除了半小时吃饭时间，基本不能歇息。特别是百十来斤的大件，刚开始可能有劲做，但几个小时连续搬运下来，没几个人能扛得住。即使如此，今年这样的活都很难找到。
如果在劳务市场待上一个小时，你也会发现，工价下跌是零工们闲谈的主要话题。多位零工说，去年卖体力的活（比如搬运、拆房等），工价常在260-280元/天，但现在的报价只有180-200元/天，并且为了能有收入，总有人选择接受这样的报价。
李忠说：“相比疫情期间，现在找活的人太多了。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要找不到活。每天如此，所以中介们能有恃无恐地报低价。”
李忠说，从2015年开始，工资的上涨幅度变得很有限。他清楚地记得，同样干体力活，2015年每月收入已经能在3000元以上，但直到现在依旧是3000多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呈现了逐步放缓的态势，农民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单位工资和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5-2021年7年中，农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最低。202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增长4.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只有约2%。与城镇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基本相当，远落后于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
为了能有稳定的收入，李忠也曾在多家电子厂工作过。最终，多年流水线的高频生活节奏让他陷入绝望，于是在2021年选择跟随亲戚来到马驹桥做日结工作。
流水线效率的提升很像李忠小时候给家里人扛麦子。他说，如果一开始就猛扛100多斤的麦子，人肯定受不了，父亲就会一点一点给他增加重量。“流水线也是如此，对于新人生产线，工厂会一点点上劲，直到最后生成线产量实在上不去，才会把产量目标固定。此后，手脚稍微慢一点，流水线就会堆货，这时主管就会不停地在背后催。”
现在，42岁的李忠已经在河南、江苏、浙江、北京四地度过了自己的25年打工生活。初高中辍学、跨省外出务工半辈子……这也是李忠村里同龄人大多数的漂泊轨迹。
李忠说，村里那几亩地怎么可能养得活一家人？一亩地小麦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而麦子收购价是1.5元/斤。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挣不到1000元。
李忠父亲年轻时也曾外出在河南平顶山的煤炭厂工作，在落得一身疾病后才回到老家开始种麦子。他觉得自己会重复父亲的轨迹，等没老板愿意雇佣自己的时候，就回到老家守着家里的几亩地种玉米小麦过日子。
在马驹桥劳务市场，45岁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线，劳务中介们据此把零工们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领域。
不同劳务公司零工雇佣群内，月薪5000元以上的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招聘信息，大多数都会设置18-40岁的硬性规定，个别工厂会放宽至45岁。一名劳务中介直言不讳地说，马驹桥劳务市场最不缺的就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但流水线工厂需要的永远都是年轻人。
49岁的陈松就属于经常被劳务中介们略过的那批。一辈子苦力活让他拥有一身腱子肉，但充满皱纹的脸和斑白的头发还是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每天早晨5点，陈松都会准时出现在劳务市场。只要有中介喊出有苦力活的工作机会，他都会挤上前让中介挑选他。多数时候，中介在审视他几秒后，就会略过他选择其他更年轻的工友。
陈松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拒绝。有时中介因为报价低招不到人或看自己身体壮硕，也会将工作机会分给自己。
十几年前，他在一家酒店负责后勤工作。那是他人生中最舒适的时刻，每天稳定上下班、固定拿工资，最高做到了后勤部长的位置。后来酒店后勤全部改为由电脑统计物资进出，从未上过学的陈松就这样被辞退了。
陈松说：“跟不上时代，人就是‘废品’。如果没文化，45岁以后干啥呢？只能卖苦力或保洁，卖苦力别人还嫌弃你年纪大。”
2022年下半年，他在一家物流公司谋得了一份冷库分拣的工作。每天，他穿着棉衣棉裤在冷库里把箱子里使用过的冰块拿出来，然后再放置新的冰块和货物。直到现在，他还对那份工作恋恋不舍。“长期工每天工作12小时能收入220元，工作节奏也没那么快。就是搬冰块需要经常弯腰，容易腰疼。”
说到此处，他展示了如何一次性拿起四块冰块。
8个月冷库分拣工是陈松近几年干的最长的工作。今年年初，因物流公司招到了一名更年轻的分拣工，公司就以动作太慢而辞退了他。于是，他又开始在马驹桥劳务市场过上了找零活的日子。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41—50岁农民工占比23.8%、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9.2%。这意味着，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8600万。
晚上8点45分，一位看起来50余岁的中年人把蹲在台阶的人误认为劳务中介，问道：“小伙子，你招什么工啊？你看我行不行。”
对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是中介。
大叔并没有放弃，紧接着说道：“虽然我看着年纪大，但我啥活都能干，重活也能做。你说说你的条件嘛，别着急拒绝。”
下午时分，早晨那场小雨带来的微凉已经褪去，阳光直射在皮肤上开始让人有灼烧感，蹲在马路牙子上的零工们也从躲雨变成了躲避阳光。高温让大多数零工失去了早上找工的朝气和健谈。
14点，身着工服的杜俊和几位工友结束网吧游戏，一路骑着共享单车一路用手机外放着歌曲。在汽配厂，他们不被允许携带手机或者交流，每天12小时的工作，除了吃饭和上卫生间，几乎一刻不能停歇，每半个月需要倒班（两班倒）一次。
他说：“下班后，在网吧玩两个小时，才对得起不自由的工作时间。”
2022年6月，从河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因为不想进流水线工厂，他向数家公司投递了上百份简历，但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回复的公司，不是工资太低，就是需要进生产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5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达20.8%，创下自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自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
但另一方面，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还是稀缺品——截至2022年年底，29562万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仅占13.7%，69.3%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
此后半年的失业期，让他和父亲在电话里数次争吵，父亲总责骂他“书白读了，坐在家里吃闲饭”。拗不过父亲，跨过年，通过搜索劳务市场信息，杜俊和两位好友一起奔赴马驹桥。
来到马驹桥的第一天，虽然网络上的信息让他心理已有所准备，但实际抵达时，马驹桥偏僻的环境还是着实吓了他一跳——放眼望去，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每月五六百的月租房环境比大专宿舍差一大截；如果想去故宫玩，路途需要花上一个小时，这样的时长在河北老家足以坐车横跨到隔壁市。
唯一的好处是，这里找工完全不愁。抵达马驹桥第一天，劳务中介们就主动上前热情的给他们介绍工作。次日早晨，带着简历、身份证复印件等，中介们就带着他们去汽配厂面试，当天下午就办理了入职手续。
杜俊回顾说，一系列流程下来，感觉自己和同学还没缓过那股新鲜劲，就已经坐在了流水线上。现在的工作与大专学习的传播与策划专业也毫不相关。
每年暑假，马驹桥最不缺的就是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对于劳务中介而言，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暑假工是他们最喜欢招聘的一类人。毕竟，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手脚灵活程度以及容易被管教是任何一家工厂流水线都急需的特质。每年大量奔赴此地的暑假工也能成为中介们压低工价的重要筹码。
虽然才刚刚年满20岁，杜俊已经是家里第三代农民工。现在他的父亲和爷爷还都在浙江工厂里工作。在选择工作时，父亲也没能给他提供什么指导意见，最常叮嘱的就是“工资发下来别乱花，要多存钱。”
杜俊常常对父亲的叮嘱嗤之以鼻。他说：“他们总共没上过几天学，还总想着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并且，老一辈人的思想就很愚钝，总是没日没夜的干活，也没看存下什么钱。还不如让自己的活的开心一点。”
与父辈们类似的事，杜俊也不打算长期留在北京。
对于现在的工作，杜俊说谈不上喜欢，只是把工作当作吃喝玩乐所需的经济来源，基本也是每个月存不下什么钱。他说，如果自己有一天实在厌烦了工厂的流水线，可能才会再次选择换工作，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杜俊说话时，二十余位看起来依旧稚嫩的年轻人被劳务中介从打印店带去劳务公司门店，准备办理奔驰汽配厂的入职。他们手里攥着刚刚打印出来的入职文件，一路上，交谈着、嬉笑着路过慵懒地坐在台阶上的零工们。
两侧的零工们短暂地侧目后，就将眼神再次转回自己的手机屏幕。
进入下午5点，依靠零工们滋养的生态体系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一天中第二个招工黄金季，也是零工们消费意愿最强的时刻。
17点15分，“注册APP送十块钱”的喊声吸引了数十位零工们的围观，随后，两名男子向围拢过来的人群介绍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并注册的流程。
男子展示的手机界面显示，扫码注册后最高可领取60000元的数字货币盲盒。如果使用微信扫描他们提供的二维码，弹出的信息是“欺骗性网站警告。如安装软件或泄露个人或财务信息”，只是，这并不能阻止绝大多数人的注册热情。甚至，不会操作的中老年人选择直接把手机交出去由两名男子注册。
毕竟，10元钱在马驹桥足够饱餐一顿。
“注册后，人家把贷款转到你名下，到时你们就慢慢还贷款吧。”郝笑用自己激昂的声音试图劝说注册的人们。只是，回应他的寥寥无几。
几天前，郝笑因一则“马驹桥现场实录”的短视频而小火了一番，他在视频中指出马驹桥工价下跌的无奈现实并提到马驹桥零工们的辛酸生活。
8年前，15岁的郝笑就从甘肃来到了马驹桥。他对记者表示：“以前早晚马路边上都停满了招零工的班车，只要你能干，保你天天有活。2019年之后，因为北京周边一些低端工厂倒闭或搬迁，马驹桥劳务市场上的活就越来越少。”
“正常人待在马驹桥市场上，没法养活一家人。现在马驹桥都只有累活脏活‘垃圾活’，比如刚刚中介喊的招快递装卸，12小时只有160元，做一天得休息三天，”郝笑说。
十几分钟里，他将类似的观点如演讲般重复，但很少有人去接他的话茬。
“自己不也在马驹桥混吗？还每天来埋汰我们”，本来蹲在郝笑附近的一个零工，甩下这样一句话后，站起身来选择另一处地方蹲下。
7月4日下午五点，又是一天没接到任何零活后，张鹏返回自己的出租屋做了一顿清水煮面条配酱油、榨菜作为自己的晚饭。他说，如果接下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可能会选择去平谷区做两个月桃子分拣工或者直接搬去燕郊。“听朋友说，虽然燕郊工价也就100多，但燕郊生活成本更低，5块钱就能吃一顿快餐、带空调的房子月租金也才三四百。”
1998年，15岁的张鹏在缴纳了200元中介费后，从山东坐着绿皮火车抵达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饭店后厨的工作让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一直到2003年的非典才让他第一次在非春节时期离开北京。
回到老家后，张鹏拿着第一桶金在老家县城开始了饭店生意。此后16年时间，他在老家完成了建房、娶妻、生子。他畅想着有一天，儿子考上大学并谋得一份办公室工作后，自己就关掉饭店回老家过安稳日子。2019年，饭店生意逐渐滑落导致他不得不提前终止了饭店的运营并再次开启北漂生活。
一开始，他是幸运的。2019年8月，他在一家驻京办餐厅谋得一份帮厨的工作，当时餐厅负责人承诺他干满六个月，就给他转正并缴纳五险一金。张鹏说：“因为餐厅生意好，所以工资收入确实不错，长期工一年下来能挣个10万左右。当时就想着坚持做下去，说不定还能在退休后领退休金。”
2020年疫情打乱了一切计划，餐厅的年夜饭被全部取消。一周后，像张鹏这类的临时工被辞退并要求几天内搬离宿舍，已签订合同工的员工则仍能领着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
但那段时间，疫情管控让张鹏没办法回老家，于是，火车站、桥洞等稍微温暖的地方，都有张鹏过夜的身影。就这样在北京飘来飘去近一个月，最终才在马驹桥落脚。在马驹桥两年多时间，他更是经历了电子厂从经常性的休班再到不再需要年龄超过40岁的他。
他把种种经历归结为自己的不幸，“这就是命，我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身体瘦弱，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接建筑工地等重活。7月2日，在连续一周没接到任何一个零活后，张鹏只能接了一家药厂的建筑材料搬运工作。装修的地方在六楼，而装修材料多在100多斤，一开始中介说可以两个人合作抬上楼，但真正忙起来时，还是得他一个人扛。最终一天挣了200块。
在马驹桥，最活跃的永远是劳务中介。
下午五点，还没招满快递晚班装卸工的劳务中介，拉长着嗓子重复性地喊着：“快递装卸，短期160，管一餐，差一位、差一位。闲着就没钱花，想挣钱的就来啊。”
紧接着，日租房的房东们也开始出动，骑着三轮车或自行车穿过人群吆喝着：旅店旅店，有住旅店的吗。
从20-60元一晚的日租房到800-1500元的月租房，不同的人群都能找到最适宜自己的床铺。沿街墙壁张贴的，除了招聘公告，剩下的最多就是住宿电话。
这些日租房的环境往往一言难尽。每层自建房被拆分成3-5个房间，如果选择30元一晚的房间，一张大床、一台风扇便是全部的家具，每一层楼唯一的卫生间位于走廊尽头，唯一的消防措施也只是墙壁上张贴着“注意消防安全、不要乱扔烟头”。为了节省空间，自建房上下楼梯也都只能勉强容纳一人通过。
在多家旅店的巷子入口处，还能看到早已斑驳的房屋出租要求，包括出租屋主落实租住人员实名登记，禁止日租房、群租房。
餐厅、网吧老板们也迎来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候。在这里，刀削面、杂粮煎饼、盖码饭、水饺是分布最广的餐厅，价格从10元-40元不等；为吸引顾客，网吧包夜（晚9点-次日6点）的价格也只是30-60元，和日租房价格相差无几。
这样的喧嚣将会持续四个小时。
晚上9点，聚集在劳务市场的人群将陆续散去。不管今天是否挣到钱、明天的工作是否有着落，上千名零工们都需要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夜晚落脚点——出租屋、日租房、网吧，或者凉水河边的桥洞和马路边的空地。
（文中杜俊、张鹏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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