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个税改革应该把经营所得纳入到综合所得里
近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对今年预算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中建议，优化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和标准。之前，在今年财政部的预算草案报告中也有类似提法，有专家将其解读为中国或将进行下一轮个税改革。
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主要是基于2018年个税改革成果。彼时，中国的个税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居民个人所得税（下称“个税”）开始由分类税制进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制，与新税制相适应的专项附加扣除办法等政策也配套出台。
总体来看，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税新政开启了中国个税征管的一个新纪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未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征税。2018年的个税改革，将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3％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按年合并计算个税。但经营所得仍然是分类计税，适用的税率为5％至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再如，综合所得的最高阶税率45％过高，不利于吸引高技能、高专业度的高收入人才。
对于“优化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可能的改革方向，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扩大综合所得的征收范围应该在考虑之内。因为2018年的个税改革是小步慢跑，纳入综合所得的收入类型范围相对比较小。考虑到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都是主动型的劳动所得，两者的界限经常也分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未来的个税改革应该把经营所得纳入到综合所得里。
而对于普遍关注的资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否应当纳入综合所得，她持否定的看法。目前资本所得按照分类模式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有人因此认为，相比对工薪阶层主要适用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中国对资本所得的征收税率偏低。单纯从税率这个表层上看，似乎的确如此。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资本性收益采取的是比一般所得低的税率，这很常见。”为什么？主要是由于这里存在对同一笔收入反复征税的问题。王焱解释说，“比如，属于资本利得的对股东的分红，已经在交公司税时征收过一部分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分红给个人时还要交一道个人所得税，反复收的税合计下来，实际征税已经挺高了。另外，资本利得这些转让财产的所得有亏有赚，在国外亏损的部分是可以抵减盈利的部分的，但在中国对盈利的部分征税，对亏损的部分不允许抵减，实际很不合理。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若是再把分红所得的个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对于有资本所得的个人实际非常不友好。”
在王焱看来，中国对资本所得的个税征收原理实际并没有理顺，因此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不可能一蹴而就，若是下一次个税改革要考虑将其纳入综合所得里，必须考虑亏损部分如何处理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征税后，中国实际上获得一个降低综合所得的最高阶税率45％至35％的契机。如前所述，综合所得累进税率中的第7级45％税率普遍被认为过高。从许多国家的实践看，经营所得都被纳入了综合所得，与其他劳动性所得一起适用相同的税率，而目前中国个税综合所得的最高档税率为45％、经营所得的最高档税率为35％，不少专家认为将其降至35％是合适的。
对于“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和标准”可能的改革方向，王焱分析，扩大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范围或在考虑之列，比如，去年新增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专项附加扣除，以后是不是可以将80岁以上老人的照护费用也纳入专项附加扣除。另外，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方面目前是一刀切的，或许可以根据消费水平的不同设置阶梯式的扣除标准，比如将北上广深的房贷扣除标准由每月1000元提高到每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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