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长亮在学校授课
侯长亮妻子，也是他的支教同事
在云南昭通彝良县海子镇向阳小学支教的侯长亮，遇到了问题。
一堂二年级的数学课上，有学生拿着教材问他：“什么是河滨公园？ ”这位学生看不懂的是一道课后习题，要求孩子们统计班里同学喜欢去的春游地点，给出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园、森林公园、河滨公园。
对于生长在云南大山里的这些孩子，动物园、植物园和游乐园尚可以靠网络短视频去了解和想象，但在城市中常见的河滨公园，却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侯长亮认为，如今的教材“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站在城市孩子角度去编写的教材，很少有贴近农村孩子生活的元素”。他觉得应该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等主课中，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长期在云南边陲从教的周锦杭则指出，统一教材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至于在教学过程中那些与乡村孩子生活有差异的内容，是教师应当去想办法解释、说明的部分，“不是说教材里面不懂，我们就把它逃避掉，换一个懂的东西来替代，那不懂的还是不懂，这反而是更不好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记者 周炜皓
什么是好的乡村教育
实际上，侯长亮真正担忧的不是教科书上几幅图、几个知识点会带给孩子们的困扰，这些问题老师们多花些精力总可以说明白，他担忧的是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趋势：“那种潜移默化在引导孩子们的东西，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好的，自己的家乡农村是不好的，让农村孩子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
乡村教育，不能是让孩子们逃离乡村的教育。侯长亮认为，好的乡村教育应该做到让农村孩子感受家乡的美好，从而热爱自己的家乡，“家乡是一个人的根。”
对于这个观念，谢净羽很赞同。她认为绝大多数乡村的孩子很难靠自己“走出大山”，比起为他们塑造一个“出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发现自己家乡的山水、田野、人文。
比如谢净羽所在的学校，周边地区盛产茶叶，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了解这里的茶到底是怎么产出的，“新茶、老茶，它的回甘是怎么样的。让他真正了解家乡的特产，对家乡的认同感就会更高，而不是临沧有什么特产茶都不知道。”
周锦杭则认为，乡村教育应该要让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对外界和不同的行业有所了解。比起简单地告诉孩子们好好上学，更重要的是提供需要的知识、视野，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要留在这里跟父辈一样种水果，又或者要当医生、当老师。”
就在几天前，周锦杭走访附近乡镇时遇到几个大学生，这些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承袭起家里种植芒果等热带水果的活计，虽然辛苦，但一年下来也能有十几二十万的收入，“比在城里过得好很多。”
在他看来，这是乡村教育很重要的成果，让接受过优质教育的年轻人走出去以后，再走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困扰
“老师，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教材中的城市元素，确实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影响。
侯长亮不止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在二年级的数学课上，他讲解教材练习题时，有学生指着一幅配图说：“老师，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欢乐园。”
侯长亮承认，一定的城市元素是山村孩子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对他们的成长也有帮助。但他认为，在语文、数学等科目对应的练习、试卷中，城市元素的比例太高——随便一个习题都是以“高楼、电脑、汽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博物馆……”为描述对象来出题，几乎没有以“田野、干农活、放牛、砍柴……”作为描述对象的题目。
这位出身农村的80后还记得，在自己小的时候，教材里有不少贴近农村生活的内容，尤其是插图，每次看到这些插图，幼时的侯长亮都感到很亲切，“自己就在其中一样。”
然而如今，教材的“城市化”越来越明显，这让他感到担忧：如果孩子们通过教材形成了城市优于农村的观念，孩子们要怎么热爱自己的家乡，“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去把自己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团结家乡的人民把生活过得幸福？”
距离侯长亮执教的昭通800多公里外，位于云南最西端的周锦杭，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才到当地执教的时候，曾经听同事说过一个故事，语文卷子上有一道改错题：秋天到了，人们特别喜悦去香山看红叶。孩子们基本都把喜悦改成了喜欢，但有不少孩子还改了另一个地方——把香山改成高山，“他们没有听过香山，不知道是什么。”
争论
教材是否该针对乡村地区的孩子进行调整
开始教学以后，周锦杭对这类题目格外留心。去年的一节数学课上，有道练习题要求计算地坛的面积。他播放了一段关于北京天安门的视频，一边向学生们介绍天安门和地坛，地坛有几个他们学校那么大，一边讲解面积计算的知识点，顺利完成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超出乡村孩子们接触范围的信息、知识，被周锦杭称作“超纲题”。他认为如果老师准备得当，这些题目可以成为激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丰富他们视野的好机会。
对于教材是否应该进行针对乡村地区孩子的调整，乡村教师们持有的观点大相径庭。
周锦杭开始执教的2019年，部编版小学教材出炉，全国小学教育教材统一，无论北上广深还是偏远乡村，孩子们使用的教材都是相同的内容。对于统编教材，他持明确的支持态度，认为相同的教材是教育公平的基础，“你说把教材换成他们容易懂的，那些不懂的他们还是不懂。”
在他周边的中小学校，专门开设有地方课程，会讲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模范人物。据周锦杭所知，有些学校还会把当地的特色舞蹈作为课间操，这些都是他认为行之有效的乡土文化传承方式。
而侯长亮则并不认同这样的模式，在他看来，不少地区的乡土教材只是作为副课，或是课外读物，要让学生们确实感知到乡土文化，不能只依靠这些读物，“要把符合当地的乡土内容编写进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中，融合到主课对应的试卷练习中去。”
观察
“很多时候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实际上，无论开设地方课程，还是在教学当中结合地方生活特色，都是探索更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模式所需要的尝试。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统编教材不可能满足全国那么多学生的需要，尤其是学校自主办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
他认为，在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应该推出契合地方和学校具体教学需求的地方教材和学校教材，“校本教材有助于形成学校特色教学，也有助于更好地结合实际教学内容。我们要形成国家教材、地方教材加校本教材这样的教学体系。”
然而有过7年支教经验的彭然指出，熊丙奇提倡的统编教材、本地教材模式，虽然可以满足特色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需要，但存在一个执行层面上的问题——成本，“不是每个学校、地区都有能力自编教材。这种本土化的教育，更多是靠家长和老师在非正式教育中实现的。”在他眼中，优秀教师资源的匮乏，限制着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基于很多乡村小学招不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少自然村、行政村的小学都裁撤了，村小学变成中心小学，客观上使乡村优势教育资源有所集中，但乡村教师基本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依然存在。据彭然观察，“很多时候不是教材跟不上学生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是乡村老师的能力和认知跟不上。”
彭然看到很多学校，老师上课还是采用传统的粉笔、黑板模式。至于投影设备，往往是被当作放电影、娱乐的工具，在教学场景中很少出现。周锦杭所在的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学校里6年前就为手工课配备的锯子，至今也没被使用过。至于在当地乡村小学标配的科学教室，据他所知，普遍使用率都很低，“都没人用，都闲置。”
背后
“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主流
教具闲置，是因为教师资源不足。在云南临沧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谢净羽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她的学校共有570余名学生，约40名老师，老师平均年龄为40.9岁，年轻教师力量缺乏，“老师年纪比较大，特别老的一些教师，对电子屏这些的使用也不太适应。”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让侯长亮产生了紧迫感——他认为这种缺乏还在加重，甚至有形成“双向恶性循环”的趋势，这也是他呼吁关注教材城市化倾向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出去”在乡村教育的语境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侯长亮看来，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孩子们，也影响着乡村教育工作者，“好像只有走出去才是被认可的，才是有出息的。”这种风气下，老师们也在期待从乡村学校“升”往镇上的学校、县里的学校甚至城里的学校。一些来到乡村的年轻老师，则将乡村学校看作一个平台，想尽办法好好教学生出成绩，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资本”。
这种影响，已经蔓延到了教学之外。由于优秀的师资向城市流动，重视教育的家长也会想办法让孩子进入城镇就读，而容易出成绩的优秀生源，又加大了老师们离开乡村的驱动力，乡村教育由此陷入不断流失的循环之中。
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张春亮，先后接触过上千所乡村中小学校，也对这些学校面临的困境有所了解。据他观察，国内乡村学校教师资源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动”的特征：一方面，国家的西部计划、各类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以及考入当地教师编制的“来者”源源不断；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尤其是年轻的乡村教师，又在持续地离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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