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曾几何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广东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把蛋糕做大”成为改革家们杀开血路的利刃。
如今，蛋糕是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注定了蛋糕的大头被外资瓜分，中国只切到了一个尖角；而当这个尖角拿到国内分配之时，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又注定了血汗工厂里新一代产业工人只能分到了些许蛋糕碎末，于是造就了0.4%的家庭掌握70%社会财富的局面。这种输血的发展模式注定不能维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殖民以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造就了全世界范围的财富高度集中和两极分化，少数人不劳而获，绝大多数人却劳而不获，生产者无力消费，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着生产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如今的中国，蛋糕做大了，分蛋糕却显得举步维艰，既得利益集团岂肯轻易放弃掠夺来的财富？薄熙来的“分蛋糕”论遭遇了以南方系为首的各种势力的非议。底层民众正热切期盼先富阶层尽快兑现“共同富裕”的承诺，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大已经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广东东莞和浙江温州又一轮倒闭潮为广东模式敲响了警钟，中国也已到了亟需改变的十字路口。
[提要] 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突然倒闭，工厂老板走佬工人欠薪严重，就连企业中层人员也无奈讨薪。东莞业界一股“制造业寒流”再一次侵袭的担忧弥漫着整个制造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这三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寒流或将甚于2008年，玩具业纺织业将成本次关停风潮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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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倒闭后，员工纷纷收拾行李离开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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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中小企业正面临一定压力。 |
二次寒流来袭？
随着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的突然倒闭，东莞企业界一股“制造业寒流”再一次侵袭的担忧弥漫着整个制造业。本报东莞新闻热线近半个月来，关于企业倒闭或者工人讨薪的消息急剧上升一倍有余。纺织业协会有关人士说，这一轮的制造业困境导致东莞10%的纺织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在短时间内看不见云开月明的迹象。中小企业是否会重蹈2008年的“寒流”覆辙？制造业惶惶然期待形势好转。
老板走佬员工讨薪 凸显制造行业困境
人物一
杜大德：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高管
杜大德是一家家具厂的高层管理人员。目前他失业了，他和手下30多名员工，一直没拿到工资。主管工厂生产的他投诉到本报，希望能帮他和手下一批工人维权。至少要拿到自己应该拿到的工资。
杜大德说，自己所供职的家具厂，算是一家还比较大的工厂，厂房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员工最多的时候将近100人，平时维持在60人左右，是东莞最常见的出口型小企业，对外主要接美国的订单，对内则为一些小的家具门店供货，以前的效益也还算不错。
“已经拖欠3个多月工资了。”杜大德告诉记者，他本人还是这家工厂主管生产的副总，算是高层管理人员。但即便如此，在欠薪问题上，他和普通员工的遭遇是一样的。
杜大德是四川南充人，在家具生产行业干了有些年头了。杜大德作为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高管，三个月就被欠薪2万余元，其他员工被拖欠工资13万余元，他想到这里，只称自己倒霉。
“这一次老板走佬，工厂倒闭，我也是有点始料不及。”他说，虽然做好了长期和老板交涉的准备，但是没想到老板做得这么绝。“让我们一直等他发工资，但是等到最后，他却一走了之。”他说，7月11日，老板将工厂转卖给别人，卷款潜逃了。
他说，他和其他中层管理人员都没想到，老板说跑就跑了，事先一点预兆都没有。
昨日，他和员工来到工厂所在地村委会交涉，希望能把事情尽快解决。当地村委会也已经介入，并拿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普通员工的工资已经由村委会垫付了，但是我们中层管理人员等人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杜大德说，“家具行业今年的行情确实不太好，利润空间压缩了起码10%，如果老板经营不善，就容易出问题。”他说，按照他所在的工厂目前的情况，尚有利可图，但是老板为什么走佬，拖欠工资，他也有点想不通。
人物二
田先生：寮步灵通涂料公司员工
与杜大德几乎同时遭遇企业倒闭而加入讨薪者行业的，还有寮步“灵通涂料公司”的田先生一干人。田先生在这家涂料公司干了8年，但上周一田先生发现，竟然连工厂老板陆先生也“不见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个多月没有发工资了。
田先生来自湖北，2003年来到东莞在寮步镇霞边村一家名为“灵通涂料公司”的工厂上班。这家工厂原本以生产高级油漆为主，有40多名员工，开始几年的效益一直很不错，每个月田先生都能拿到两三千元工资，于是几年前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了东莞，以为踏踏实实为“灵通”打工日子就不会太差。可就在前几天，工厂突然倒闭，他失业了。
工作了8年的田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效益很好的厂子最近两年一直在裁员。上周一田先生发现，竟然连工厂老板陆先生也“不见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个多月没有发工资了。10多名工人开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不相信自己跟了8年的老板会突然间消失。
万般无奈下，工人们找到了村委会，得到的答复却是老板“走佬”了。在劳动部门的介入下，村委会最终找到了陆老板。他向亲朋好友借了10多万元，才勉强结清了10多名员工的工资。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田先生去劳动部门反映情况时，竟然遇到了一群湖北老乡，而他们也是因为被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已闹到劳动局的。“都是一些小厂，做针织的，做玩具的都有。想不到老乡一场，竟然因为讨薪认识了。”田先生有些自嘲地说。
前天，田先生已经离开了东莞回湖北老家了。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由于经营不下去，上周陆老板已经把工厂转手卖给了现在的汪老板。由于害怕旧债主上门追债，汪老板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了，停工三个月。“毕竟干了8年了，有感情了。”田先生说，休息一段时间还会回东莞，但是再回原来的厂已经基本没有希望了。”
“素艺”倒闭老板走佬……“定佳”关门
记者调查
两大行业资深企业倒闭引发悲观声音
素艺：曾挺过2008年行业危机
7月13日，位于东城牛山梨川鸿盛工业区的东莞素艺玩具有限公司被法院贴上了一纸封条。这一刻，让上千名等待复工和发薪的员工们彻底绝望了。"素艺’倒闭，我们失业了”的消息在工人们中间迅速传递。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的代工厂，“素艺”正式终结了自己的使命。
记者了解到，“素艺”是一家韩国老板开办的毛绒玩具制造企业，最高峰时有将近2000名工人，产品销往欧美等地。办厂历史大约与2008年倒闭的合俊玩具相当。不过人们没想到的是，“合俊”倒闭的时候“素艺”存活了下来，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居然没有挺过来。“这家工厂效益一直以来都还不错，工人的待遇也过得去，在同行业中工资处于中上水平。老板也曾经想过到其他地方去开分厂。”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工人们说，工厂倒闭的那天，中方高层要大家不要上班了，韩国老板跑路了。大家一时间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来了很多供货商讨要货款。工厂倒闭的事实才让大家不再怀疑。一时间，工人们拿着家当纷纷出走，而更多人则是守在门口等待劳动部门来解决工资问题。
一位供货商说，他是提供布料的，双方合作了将近10年。今年以来，工厂开始慢慢不再信守承诺，结算货款时没有那么准时，直到四月份，自己被拖欠的十来万元货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位供货商说，他有过企业会不会倒闭的猜测，但是最后宁愿相信这家中型企业的实力。
定佳：知名纺织企业曾繁荣一时
而近期以来中型企业倒闭的并非只有“素艺”一家。
6月中旬，位于寮步的纺织业知名企业定佳公司同样关门大吉。这家有着两千多名工人的纺织企业突然关门那天，令旁边的同行业老板大吃一惊。在哈一代玩具负责人肖先生看来，“定佳”可以说是一家很熟悉的纺织行业，一向以来都很正常，但是表面的繁荣最终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突然间因为资金链条断裂而倒闭。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定佳’，在虎门一家制衣厂上班了。‘定佳’倒闭让我很难过，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曾在“定佳”从事仓库保管的四川人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觉得，“定佳”这样的纺织业倒闭，显示出同行业的很多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由于银行银根紧缩，加上市场环境变化频繁，近来不少中小企业日子难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纺织企业老板告诉记者说，不少小企业主难以支撑，干脆关门暂避风头，因此近来工人讨薪事件增多。
业界人士：本次“寒流”中，玩具业纺织业首当其冲
东莞知名玩具企业龙昌国际高层管理蓝先生谈到这次企业寒流时说，比较起来，这一次的企业的压力与2008年有些类似。而哈一代玩具老板肖森林则认为弄不好压力大过2008年。“依然是三个难题：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他说这三个因素短时间是不会消失的。
在本轮制造业“寒流”中，玩具业和纺织业首当其冲。对此，东莞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耀华说，总的说来倒闭或者关门歇业的不会超过10%。但这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原因在于进入五月份以来，欧盟、北美市场的需求开始明显减少，而国内融资环难度增加、工资上涨幅度增加、原材料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增加、现在的中小企业利润基本上受到了太大的压制。
陈耀华说，接下来有两个情况可能会出现，有利的是下半年市场会变好，传统中临近西方的圣诞节之前，会有一波好的行情。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国内融资环境、工资水平增加和物价得不到控制，就会导致有单不能接，那么中小企业的日子将会雪上加霜，重复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路子不是没有可能。
陈耀华认为，东莞企业与长三角企业一样，目前确实到了2008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情况再恶劣一点点，任何压力都有可能变成最后一根稻草，将很多企业一下子压垮。
一片危机声中 鞋企情况尚好
在众多企业惶惶然之际，唯有东莞的皮鞋企业压力稍小。东莞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张鸿接受采访时说，比较起玩具行业、纺织业来说，目前东莞的皮鞋业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原因主要归结于今年4月份欧盟取消了针对中国皮鞋的惩罚性关税。关税回归到正常的水平，为皮鞋制造业减轻了很大的关税税负，从而减轻了经营成本。“不过，融资难和人民币升值、缺工的压力依然是一把利刃。”
利润下滑融资困难 珠三角玩具企业或再现倒闭潮
来源：国际商报-财富周刊 作者：商青
东莞虽未出现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潮，但融资困难导致的资金链断裂苗头已现，玩具行业尤甚。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甚至都招不到人，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也下降……原本利润极低的玩具制造行业雪上加霜。
2008年的倒闭潮，已经在东莞的中小企业身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对东莞的实地调查，东莞虽未出现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潮，但融资困难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已有苗头，玩具行业尤甚。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甚至都招不到人，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也下降……原本利润极低的玩具制造行业雪上加霜。
生死一线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张文献日前出席由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广东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发展共促转型升级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确实有逐渐加重趋势，广东中小企业存在一些资金压力，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困难包括综合成本上涨较大、流动资金缺口较大，部分企业还出现有订单不敢接的情况。同时，也有部分行业反映，利润在下降，甚至亏损。”
“原材料上涨，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员工工资也上涨10%左右，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更低了。这样下去没几家能熬得住了。”东莞旭彩玩具某负责人表示。
我国约80%以上的玩具企业为“OEM”代工生产生产方式。OEM玩具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因设计缺陷而被动承担责任的风险;同时市场与客户结构单一，利润率及抗风险能力低。
据了解，东莞中小企业百元产值平均实现利税5.3元，而玩具行业仅为1.63元不足行业平均水平的1/3。
“利润不断下降，有订单都不敢接，银行方面认为玩具行业风险过高，已经停止向玩具加工企业贷款了，我们只能转向成本更高的民间借贷渠道贷款。”东莞厚街某玩具厂负责人表示。
张文献用“一增一减”来形容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即资金供应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东莞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都是粗犷型的加工企业，制度不规范，企业管理水平较低，财务报告不规范、缺乏可信性，加上中小企业本身融资风险过高，银行从贷款成本及风险考虑，极不情愿做中小企业贷款。
调查数据显示，东莞市各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比例平均仅为38.84%。这次，更是停止了对玩具行业的贷款。而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20%~30%，这对于本身就处于困境之中的玩具企业无异于饮鸩止渴。
数据显示，2011年4月，我国玩具行业累计亏损企业数达261家，占比22.6%;累计产品销售成本达315.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69%;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达57.79万人，去年年底从业人员达67.35万人，绝对量减少近10万人;资产负债率为50.18%。
广发银行东莞厚街支行某客户经理表示，“下半年，东莞可能会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
风险背后
玩具业是我国五大出口支柱产业之一，同时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国和出口国，玩具出口量占全球玩具出口额的75%。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10月狭义玩具出口额为84.03亿美元，较2009年同期上涨28.89%，其中对美国、欧盟分别出口玩具31.93亿美元和21.98亿美元。换算成一年出口额，2010年我国玩具出口额为101.06亿美元。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10月中国玩具市场进口额为2.66亿美元。据2009年国产玩具在国内市场占比86.48%进口比例占13.52%比例计算，2010年我国玩具国内市场销售额为23.61亿美元。
出口额101.06亿美元加上23.61亿美元国内销售额，2010年我国玩具销售规模达124.6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810亿元。
据了解，珠三角玩具销售额约占全国的70%，即2010年珠三角玩具销售额达570亿元。另外，2008年，珠三角玩具企业总计约8000余家，经济危机后锐减5000家，约为3000家。
浙江产业空心化之忧：企业倒闭 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郭芳 周嫒萌
前不久在浙江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民企投融资大会”上，主持人问台上来自官产学各界的嘉宾：在未来两三年之内，浙江中小企业将会出现百分之几的倒闭？
问题的答案较为集中，绝大多数的嘉宾写下的是：20%。
对于经济学界，20%的企业要倒闭，这并非一个意向不明的数据。“如果达到20%，倒闭潮就真的要来了。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企业倒闭不会上升到20%，如果没有政策，将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辜胜阻在会上提醒说。
政府政策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没底。
“空心化”是一种趋势
2011年，浙江的企业界一片萧瑟。最坏的结果或许不是企业倒闭，而是企业家的信心没了。
“在中国，做企业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蔡其文对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很无奈，语气中充满了哀怨。
蔡其文是浙江省芸芸小老板中的一个。他的企业主要贴牌生产家具和儿童玩具，销往德国和日本，旗下员工约500人，今年的产值大约在6000万。
在浙江，多的是像蔡其文这样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所处的大环境里，他们一直需要面对税收、汇率、融资、土地等等问题，只是今年的形势更严峻。所谓的“三荒两高”集中地来了，电荒、钱荒、人荒，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
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基本是以成本价向客户报价，然后靠国家出口退税这一块来维持利润，甚至还要从退税里拿一部分出来补贴到成本里去。“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蔡其文说。
蔡其文介绍，员工工资平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近500个员工每月工资支出过百万。再除去各种税收、银行利息，一年下来，如果还有利润的话，有个几十万的净利润已经很好了。
“这样一分一厘地积累起来，再投入，扩大再生产，一年到头手上是没钱的，一辈子也是没钱的，除非企业停了。” 蔡其文说，当年与他在同一财富起点上起步的许多老板，后来放弃了实业，转向了投资，财富的积累比他快多了。
他也很会安慰自己说，“制造业的特点就是一步一步壮大，企业的发展需要慢慢地积累，我从来没想过一夜暴富。如果狠心咬牙坚持下去，相信总会看到光明的一天。”
但像他这样的企业，规模不大，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他几乎也没有妄想过“什么转型升级”，那是一件看起来很遥远的事情。
蔡其文的坚守，让他的老板朋友们心生敬意。因为他们中更多的人选择了将生产规模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甚至弃实体而去。
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分析：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进一步限制了对主业的投资。
以温岭市为例，位列前几强的企业，主业都有房地产项目。“有些企业投资的副业大大超过主业，投资不当也有可能死掉。”温岭市科学技术局原局长林应勤很担忧。
事实上，也不乏这样投资不当而陷入困境的例子。
在温州，此前传出倒闭的三旗集团，原以电缆为主业，但在货币政策扩张期间，这家企业频频投资房地产、酿酒等多行业，最终陷入了财务危机。而最新传出倒闭的天石电子公司，在多地均有投资项目，在股市上的投资也不少，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老板逃跑。
在不断传出企业倒闭的同时，民间资本在浙江的投资也显不足。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9年为例，全国的投资率为65%，浙江仅为47%。
这些个体的选择，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的经济全局？
在过去的10年，浙江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且近6年，浙江GDP增速连续低于江苏。在长三角经济总量中，浙江所占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在全国的GDP排名中，虽位列第四，但已被前三名拉开较大差距，又被位列其后的河南紧追不舍。
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之忧，已经越来越甚。
温州：“金融中心”可能吗？
最先传出“企业倒闭潮”的是温州。但很快遭到了官方的否认。
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温州官方主动提供了一组数据，希望对“倒闭潮”一说予以澄清。该组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温州市新注册中小企业1909家，注销户数360家，全市在册中小企业数超过7.3万户，创历史新高。
以官方的统计来看，“倒闭潮”之说，或许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大多数的企业在微利经营、亏损经营，甚至将生产规模压缩至了极限，这是不争的事实。温州市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其重点监测的35家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企业中，亏损的占四分之一强，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很多企业已经吃不消了，基本上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但还是硬着头皮在撑，一停工，工人跑掉了，再招就很难了，所以都是压缩规模在维持。”温州市一位政府官员说，上半年很难，依形势看，下半年更难。他估计，继续这样下去，很多企业将熬不过四季度。
《中国经济周刊》在温州企业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是，“关门大吉”的企业数目已呈快速上升的态势。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分析，“一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兼并重组，应该在两年前就进行了，但金融危机期间发放的天量贷款，把他们给救了，现在央行收回流动性，一些企业受不了。”
事实上，在温州，很多企业家告诉我们，近些年，大家早已不愿做实业。从实体经济出来的钱，一部分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资源上；另一部分则进入高利贷、私募基金、资本运作等领域。
在2010年，乐清市政协曾经做过这样一项调查，被誉为低压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全镇规模以上的企业，70%以上利润是来自其他投资而非电器。温州市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从2003年起，温州市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就产生了严重的信心不足，更多的企业都把实业当作融资平台，并借力民间借贷，参与投资外省市项目。
温州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建立于“空心化”基础上的虚拟化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但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好的年份，它再一次成为热点。
在张震宇看来，“在像温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方，产业空心化有什么关系？第二产业下降一点，第三产业上升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趋势。实体经济就是要转移掉一点，再把高端的引进来。”
他认为，产业“空心化”之后，温州可以在两方面做文章：一是像迪拜那样发展旅游业，最近温州一帮民间的资本投入到了游轮上去；第二，就是发展金融服务业。“这样，在温州的大街上走的都是白领，有什么不好吗？每栋大楼里面全部搞资本运作，税收都在亿元以上，有什么不好吗？温州成为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有什么不好吗？”
这或可视为温州当局的一种态度。
问题是，温州是否已经具备条件？成为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是拥有大量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以及自由流动的资金。
在张震宇看来，这个地方已经积聚了资金集中和扩散的基本条件：第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温州民间完成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第二，温州本身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几十万在海外的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温州人，一旦回到家乡来，就有大量的资金集中起来。”每年春节的时候，温州会有大量的资本回流，春节过后，大量的资本又向全国扩散。
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在省内外快速自由地流动和聚集已成为事实。但另一方面，温州“低端、分散、弱小”的产业基础，是一个弱势，而且越来越明显。迄今为止，温州市的上市企业仅6家。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一个是东莞，另一个是温州，上市的企业却很少。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张震宇分析：一方面，温州的民间不缺钱。另一方面，温州的很多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家族企业，财务不规范，管理不规范，股权结构不规范，一旦上市，要求全部信息要公开和规范化，这使得企业的意愿不高。
但现在这种情况慢慢在改变。“中小企业也感觉到了上市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可以到资本市场去，可以作为公众企业，促使公司的治理规范化。另一方面，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上市了，如果他不上市，可能就要面临被淘汰。”这种示范效应也在逼迫企业走向规范化。据悉，温州今年在排队上市的企业已经有5家。
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建立3个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
根据张震宇的介绍，温州市政府已经划出大片土地来规划建设一个金融集聚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国的乃至世界的温州人都请到这个楼宇里来。那个时候高端人才自然就会进来。”
然而，是不是有了资金和楼宇，高端人才就会进来？金融业就会进来？从逻辑上看，这未免过于简单。
进入温州，你大概会讶异于这个地方的城市化进程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差距。但若是与这个城市“低端、分散、弱小”的产业基础相联系，倒也是匹配的。
在这个城市里，街道、绿化、楼宇，凌乱而缺乏规划；奔驰、宝马、路虎窜驶在老旧、狭窄的街道上，混乱而无序；破败的棚户区极不协调地散落于豪华的高端住宅与商业楼宇之间，尴尬且毫无掩饰……破败、陈旧而凌乱，是这个城市呈现于人前的面貌。
伴随着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个城市因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不足所带来的滞后已经越来越明显。与上海、杭州相比，则更为逊色。
事实上，温州本地的一些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也相继把总部或研发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曾对媒体坦言，温州现有的平台、空间、环境，都难以与城市战略地位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匹配。
这是温州今后着力解决的难题。
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温州日报》上，常常出现的新闻是：该市的书记、市长在大规模地种树，拆违，清理垃圾。
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政府必须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与环境，才可能让优质的企业和资本回流到温州本土上来。
温岭：一个小县城的转型困境
台州的县级市温岭，像是另一个缩小版的“温州”。
在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小县城，每三四户人家里就出一个小老板。村镇上，家家户户都是小企业、小作坊。这些人依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对市场的敏锐，偶尔也要偷税漏税，拼命挣扎，野蛮生存了下来。
这个小县城50%以上的税收来自中小企业，80%以上的就业靠中小企业来解决。
在这个中小企业的艰难时世，“跟不上形势而倒掉”的小企业已经越来越多。这里，也是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灾区。
“倒掉一批无所谓。我们这个地方的企业太多了，工商、财税，都已经管不过来了。”温岭市科学技术局原局长林应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多一些GDP、少一些GDP已经无所谓。
“但一旦温岭那些以机械制造为主的企业倒闭了，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这是林应勤最大的担忧，依目前的调控力度来看，他不认为自己是杞人忧天。
林应勤所指的这些产业，占有很大的国际市场，上缴大量的税收，需要一定技术和资金投入。那是当地政府要竭力保住的企业。
仅以土地资源来看，温岭已经很难容纳更多的小企业了。这个小小的县城，房价平均已高达2.5万一平米，工业用地已经是180万一亩。而在江西一些欠发达地区，工业用地仅3万一亩。
“没办法，人多地少，土地已经不可能降下来，产业要流走，资金要流走，人才也要流走，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据粗略统计，这里走出去的老板大约有近40万，进来的打工者大约有60万。
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对当地的社会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随着一些小企业的倒闭，失业人口增多，当地的社会治安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迹象。根据当地人反映，命案明显增多，杀人抢劫事件呈上升之势。
“人空闲下来，没钱的时候，比物价上涨还要可怕。”林应勤提醒，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就业问题。“失业的这批人，不安抚好，是要出大问题的。”
对于这样一个容量已经逼近极限的小县城来说，除了官方语境下进行“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出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笼子”腾出来之后，高端产业能否进来，当地的企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是个问题。
当地一位工业经济局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关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的文件，他们学习了很多，但真正做起来，难度非常大。“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理论上讲讲的口号。”
这个以小机械生产为主的县城，这么多年，一直想办一个技术类的大专院校，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为此，还专门去北京跑，跑了两三年，但一直未获批准”。
“就卡在这个地方了。”林应勤认为，转型升级已经不是温岭市政府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你不可能解决一些根源性、体制性的问题，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但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它。”
本地的企业因此很难做成规模。事实上，一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中小企业也并不十分想做大，企业做大以后，管理跟不上，一跨就垮掉了。“老板自己的素质跟不上，要请别人来也不放心。”他们坦陈。
这两年，温岭市围垦了5万亩的土地，按规划，大概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要招进全球500强的企业。“市长天天在招商，结果还是招不到大企业。”温岭市一位主管经济的官员说。
土地不便宜，区位也并不占优势。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岭到杭州，很挤的一个长途车，要坐12～14小时。现在交通改善了，但在全省还是不占优势。
这里几乎没有很具吸引力的招商条件。
有一次，上述这位官员在大连出差，有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温岭人。对方一听，说：哦，温岭我知道的，这个地方钱比较多，但城市很破烂，房屋一栋一栋很密很挤的。
“温岭给人的就是这个印象。”这位官员继续说，城市里应该有的文明这里是没有的，城市里有的弊病这里全有。例如，这里的环境脏、乱、差；又例如，这里的人，城市化文明程度较低，“没事就喝酒，很少搞一些比较健康的文体活动”，事实上也很难找到像样的锻炼场所；再例如，这里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交通的拥堵丝毫不“逊色”于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堵得满满的，去年平安夜堵了4个小时。”
温岭人有很多的牢骚。
这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初的“无为”使得温岭人依靠最初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走出了贫穷，哪个行业赚钱就转到哪个行业。但这种“完全的自由”和“政府的无为”带来的无序，又成为了新的烦恼。
“现在政府也在努力干，但很难。政府如果想要下一个什么令，去引导一个什么行业，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里的老百姓比你聪明多了，他们不会理你的。”这位主管经济的官员自我调侃说。
确实，虽然它没有怀揣像“金融中心”这样的野心和压力，但现在看来，这个小县城的问题不比温州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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