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原罪”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也不在于其性质如何，而是在于它们可能导致更坏的情况出现。与2008年以及2011年金融与经济危机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原罪包括：傲慢、领导人道德勇气衰退以及面对那些“无国籍大企业”时，我们的模式所表现出来的软弱。
一宗罪：西方模式的傲慢
首先是西方模式的傲慢。这种自豪感与蔑视他人的蛮横无礼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未随着集体主义梦想的破灭而达到顶峰。柏林墙的倒塌象征“历史的终结”，但实际上这种胜利加速了强国的脆弱，也预示着很大一部分政界和经济界精英人士思想和道德的衰落：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将从此进入无限的“黄金期”。
这些新信念以及类似的夸耀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能够立即排除时间因素与风险，一定能够战胜其他模式。正是此类信念与夸耀才导致了“负债经济”的产生，导致了“赖债”时代的出现。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霸权犹存，世界经济则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
遗憾的是，集体主义模式因为过度信奉经济教条而破灭。日本模式在与西方公司的正面较量过程中被击败，而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
西方世界至今仍戴着有色眼镜，还在把中国这头大象视为亚洲“小老鼠”。还要有多长时间西方国家才能意识到他们应当正视现实、坦然面对中国并采取措施？这是需要勇气的。
二宗罪：道德勇气的衰退
然而，领导人和精英阶层道德勇气的衰退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宗原罪”之所在。在西方的公众民主变成“现代社会法老的干尸”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养成了一种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十分受用的哗众取宠、讨好民众的习惯。他们更看重如何去说而不是如何去做。
在这种只关心自身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的短视逻辑下，领导人“忘记了”向公众解释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它必将会损害到国家的未来。由于他们弃难择易、放松了道德要求，因而“负债经济”成了一种必然。
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还表现在他们没有能力维系一个法治国家、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信守合同和保障公平等。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无力再信守它们曾对债主们（如私营部门和银行等）所作的承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得将一切都推给市场，或者只好去找一些替罪羊（富人、欧盟、银行等）。这些领导人完全否认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也否认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到什么时候，法国的领导人才能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没有银行的繁荣就不会有国家的繁荣？没有那些将钱存入银行的股东，就不会有贷款？没有红利就不会有股东？
三宗罪：对“无国籍大企业”的依赖
最后，面对那些口是心非的“无国籍大企业”，先天软弱的西方资本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特洛伊木马相类似的依赖机制。或许带有更多约束的“威权资本主义”对国家来说反而更为有利。它成了经济竞争与游说过程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敢正面叫板中国政策的企业、个人或者国家所受到的反制措施就会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短期利益成了西方世界那些“无国籍大企业”唯一的“金科玉律”——尽管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竭力否认这一点。这些企业将不会参与任何模式之争。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的游说集团成了那些反对西方模式的对手们实行霸权战略的主要盟友。
面对历史的旋涡，西方资本主义必须更新其经济体制，对它做出重大修改，同时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捍卫自身利益以及下一代的未来这些重大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携手合作。现在时间已所剩不多。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9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
一宗罪：西方模式的傲慢
首先是西方模式的傲慢。这种自豪感与蔑视他人的蛮横无礼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未随着集体主义梦想的破灭而达到顶峰。柏林墙的倒塌象征“历史的终结”，但实际上这种胜利加速了强国的脆弱，也预示着很大一部分政界和经济界精英人士思想和道德的衰落：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将从此进入无限的“黄金期”。
这些新信念以及类似的夸耀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能够立即排除时间因素与风险，一定能够战胜其他模式。正是此类信念与夸耀才导致了“负债经济”的产生，导致了“赖债”时代的出现。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霸权犹存，世界经济则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
遗憾的是，集体主义模式因为过度信奉经济教条而破灭。日本模式在与西方公司的正面较量过程中被击败，而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
西方世界至今仍戴着有色眼镜，还在把中国这头大象视为亚洲“小老鼠”。还要有多长时间西方国家才能意识到他们应当正视现实、坦然面对中国并采取措施？这是需要勇气的。
二宗罪：道德勇气的衰退
然而，领导人和精英阶层道德勇气的衰退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宗原罪”之所在。在西方的公众民主变成“现代社会法老的干尸”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养成了一种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十分受用的哗众取宠、讨好民众的习惯。他们更看重如何去说而不是如何去做。
在这种只关心自身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的短视逻辑下，领导人“忘记了”向公众解释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它必将会损害到国家的未来。由于他们弃难择易、放松了道德要求，因而“负债经济”成了一种必然。
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还表现在他们没有能力维系一个法治国家、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信守合同和保障公平等。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无力再信守它们曾对债主们（如私营部门和银行等）所作的承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得将一切都推给市场，或者只好去找一些替罪羊（富人、欧盟、银行等）。这些领导人完全否认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也否认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到什么时候，法国的领导人才能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没有银行的繁荣就不会有国家的繁荣？没有那些将钱存入银行的股东，就不会有贷款？没有红利就不会有股东？
三宗罪：对“无国籍大企业”的依赖
最后，面对那些口是心非的“无国籍大企业”，先天软弱的西方资本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特洛伊木马相类似的依赖机制。或许带有更多约束的“威权资本主义”对国家来说反而更为有利。它成了经济竞争与游说过程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敢正面叫板中国政策的企业、个人或者国家所受到的反制措施就会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短期利益成了西方世界那些“无国籍大企业”唯一的“金科玉律”——尽管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竭力否认这一点。这些企业将不会参与任何模式之争。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的游说集团成了那些反对西方模式的对手们实行霸权战略的主要盟友。
面对历史的旋涡，西方资本主义必须更新其经济体制，对它做出重大修改，同时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捍卫自身利益以及下一代的未来这些重大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携手合作。现在时间已所剩不多。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9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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