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岛市乘火车三十多分钟后便到了军港“吴”(Kure)。
美国潜艇就停靠在岸边,潜艇上的国旗,告诉所有经过这里的人,这里停靠着美国潜艇。一名海军士兵很随意地站在军港门口的哨位上,港内空无一人。
美国军事基地周边是加工武器零部件的大大小小的工厂。工厂和美军基地比起来要戒备森严一些,大多数厂门紧闭,偶尔有卡车进出,也必定会前后详细检查。从军港附近的小山向港内望去,基本上看不到人烟。
“我们为美军提供一些零部件,附近也有日本军港,自卫队使用的各种零部件也是我们提供的,但光靠给军队服务,我们的企业很难维持,必须生产供其他产业使用的产品,才能生存下去。”当地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家企业在二战后接下了日本海军的造船厂,开始时主要为美国海军,渐渐地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提供各种军舰、潜艇方面的零部件。
和军工方面有直接关联的日本企业有1000家左右。其中大多数在二战前有过迅速发展的时期,但随着日本战败,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大削弱,纯军工企业已经不多见。《中国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日本军工企业,目前大都已以生产民用品为主要业务内容。
随着日本民用品在国际上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迅速找到新的赢利点成为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方向。但战后日本向世界宣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军工企业把出口武器当成新的增长点,在法律层面上难以突破。
“武器出口三原则”是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制定实施的,这让自民党内阁修改相关原则面临不少困难;等到了以“革新”为竞选口号的民主党时代,打破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才水到渠成。
“三原则”的现实考量
日本中立报纸《朝日新闻》对民主党突然地在2011年年底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感到不可思议。“很不合时宜,难以容忍”,该报在12月25日的社论中说。
在很多场合,日本的政治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会对外宣讲日本的和平理念。二战以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未向海外派驻过军队,到1992年才在战后第一次派遣维和部队,目的地是海地。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大国,但长期以来一直对武器出口实行极为严格的限制。
1967年,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答辩时,谈到了日本武器的出口问题,他说:“我们不向共产各国出口武器,也不向联合国决定的不得向其出口武器的国家出口,同时在发生国际纠纷的地方,不向当事国或者有可能成为当事国的国家出口。”渐渐地这成为日本对出口武器进行限制的“三原则”。
至于为何在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佐藤荣作拿出这个三原则,英国学者约翰•帕玛在2010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纪要中说:“当时日本民众不愿意卷入美国发动的越战中去,为了缓和国内政治压力,佐藤政府不得不提出了这个原则。”
到了1976年,时任首相三木武夫对三原则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将参照日本《宪法》、《外汇法》、《外国贸易管理法》的精神,慎重出口武器,同时对制造武器的相关设备的出口也进行了种种限制。这样一来,日本基本上不能以任何借口出口护卫舰、战斗机及坦克等武器了。
“越战已经结束,日本无需向外国出口大型武器。”帕玛在同一篇纪要中分析了三木时代进一步限制武器出口的原因。
“美国企业开始借越战发财的时候,日本企业迅速将民用品打入美国市场,取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井村喜代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企业通过越战大发战争横财,把美国国内的民用品市场拱手让给了日本。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企业无需通过大量出口武器就能赚取利润。
到了1988年,日本兵器工业会改称“日本防备装备工业会”,开始寻求在武器出口方面的可能。自民党时代虽然也有政治家希望摒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但毕竟未能真的实施。
实现放开武器出口的是民主党政府。2011年12月27日,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发表谈话,正式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在为和平做贡献、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将防卫装备等转移到海外”。藤村强调出口武器是为了“和平与国际合作”。
《读卖新闻》立即在12月28日发表社论表示了赞同。日本新闻网上一个自称为Asucat的博主发帖说:“日本终于要成为军事大国了,新右翼的理想世界已经就在我们眼前。”《朝日新闻》等中立派报纸的声音在日本反而比较弱小。
难得的时机
在日本经济连续20年衰退的过程中,振兴军工产业,通过扩大武器出口,成了一些政治家、企业家的重要目标。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资料显示,1989年日本军队装备的维持费用为4400亿日元(约合37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提升了180%,达到7923亿日元。特别是在日本经济发展很不景气的时候,只有军队的费用不仅没有减,反而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军队方面依旧十分不满,希望能拿到更多的预算。
防卫省还特别强调,2007年军工企业的开工率比2003年减少了7%。也就是说,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产能过剩。日本防备装备工业会及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不断向政界游说,加上民用品出口在这些年总体不顺畅,出口武器便有了更大的魅力。
“2010年日本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外务省、防卫省、经产省与民主党已经达成了共识,准备放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但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并没有同意,结果延迟到了现在。”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原在内阁负责安全保障的道下德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1年11月30日,日本把三艘由日本生产的巡逻舰交付给印尼政府。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武器。日本政府称此举是为了打击马六甲海峡海盗和恐怖活动以及防止武器扩散。
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宣布把美制F-35A型战机作为航空自卫队下一代主力战机,计划总共采购42架,耗资预计超过70亿美元。放宽武器出口的一种可能结果是,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将能够参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机研发项目。
日本向南苏丹派兵也迫在眉睫。支援南苏丹是日本近年来打造“维和尖兵”的最新努力。首相野田佳彦正是看准了这个难得的时机,做出了解禁武器出口的决定。
“出口武器实际上还有不少限制。想通过出口武器赚钱,不如说日本军工企业也要在国际竞争中学会游泳。日本武器能够出口,其他国家也就有了向日本销售武器的机会。这样一来,日本可以采购更加高性能、低价格的武器。”道下德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具有改变地区格局的力量
“过去我们连骑自行车时戴的安全帽都不能出口。”日本外务省一位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说因为安全帽有可能被用在战场上当钢盔。
现在放开出口武器后,安全帽自然能很顺畅地出口了,但日本更想出口的是护卫舰、战斗机和坦克等“保卫”和平的武器。
英国《经济学人》称日本军工业水平亚洲第一,同时还有另外两个特征:独守本土、茕茕孑立。
曾任日本驻美大使的加藤良三撰文称,亚洲的友好国家可能很希望进口日本军事装备,即使旧货也想要。日本目前的国防产业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二战期间就能生产战机、潜艇等当时的尖端武器。二战后日本军工生产大部分遭到毁坏,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再次恢复,目前先进战斗机、宙斯盾驱逐舰、潜艇、军事卫星等日本都能国产。
早有估算指出,如果日本松绑武器出口政策,其舰船、电子等优势军工产业将占据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航空航天相关产业的出口也将占到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具有改变地区格局的巨大力量。
日本把武器交易商称为“销售死亡的商人”。他们销售出的武器越多,世界和平、国际合作就离人类越远。
“我们这个国家的和平力量所具有的意义、重量,首相是如何考虑的?”对《朝日新闻》2011年12月25日社论的提问,野田佳彦并没有回答。
美国潜艇就停靠在岸边,潜艇上的国旗,告诉所有经过这里的人,这里停靠着美国潜艇。一名海军士兵很随意地站在军港门口的哨位上,港内空无一人。
美国军事基地周边是加工武器零部件的大大小小的工厂。工厂和美军基地比起来要戒备森严一些,大多数厂门紧闭,偶尔有卡车进出,也必定会前后详细检查。从军港附近的小山向港内望去,基本上看不到人烟。
“我们为美军提供一些零部件,附近也有日本军港,自卫队使用的各种零部件也是我们提供的,但光靠给军队服务,我们的企业很难维持,必须生产供其他产业使用的产品,才能生存下去。”当地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家企业在二战后接下了日本海军的造船厂,开始时主要为美国海军,渐渐地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提供各种军舰、潜艇方面的零部件。
和军工方面有直接关联的日本企业有1000家左右。其中大多数在二战前有过迅速发展的时期,但随着日本战败,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大削弱,纯军工企业已经不多见。《中国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日本军工企业,目前大都已以生产民用品为主要业务内容。
随着日本民用品在国际上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迅速找到新的赢利点成为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方向。但战后日本向世界宣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军工企业把出口武器当成新的增长点,在法律层面上难以突破。
“武器出口三原则”是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制定实施的,这让自民党内阁修改相关原则面临不少困难;等到了以“革新”为竞选口号的民主党时代,打破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才水到渠成。
“三原则”的现实考量
日本中立报纸《朝日新闻》对民主党突然地在2011年年底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感到不可思议。“很不合时宜,难以容忍”,该报在12月25日的社论中说。
在很多场合,日本的政治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会对外宣讲日本的和平理念。二战以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未向海外派驻过军队,到1992年才在战后第一次派遣维和部队,目的地是海地。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大国,但长期以来一直对武器出口实行极为严格的限制。
1967年,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答辩时,谈到了日本武器的出口问题,他说:“我们不向共产各国出口武器,也不向联合国决定的不得向其出口武器的国家出口,同时在发生国际纠纷的地方,不向当事国或者有可能成为当事国的国家出口。”渐渐地这成为日本对出口武器进行限制的“三原则”。
至于为何在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佐藤荣作拿出这个三原则,英国学者约翰•帕玛在2010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纪要中说:“当时日本民众不愿意卷入美国发动的越战中去,为了缓和国内政治压力,佐藤政府不得不提出了这个原则。”
到了1976年,时任首相三木武夫对三原则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将参照日本《宪法》、《外汇法》、《外国贸易管理法》的精神,慎重出口武器,同时对制造武器的相关设备的出口也进行了种种限制。这样一来,日本基本上不能以任何借口出口护卫舰、战斗机及坦克等武器了。
“越战已经结束,日本无需向外国出口大型武器。”帕玛在同一篇纪要中分析了三木时代进一步限制武器出口的原因。
“美国企业开始借越战发财的时候,日本企业迅速将民用品打入美国市场,取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井村喜代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企业通过越战大发战争横财,把美国国内的民用品市场拱手让给了日本。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企业无需通过大量出口武器就能赚取利润。
到了1988年,日本兵器工业会改称“日本防备装备工业会”,开始寻求在武器出口方面的可能。自民党时代虽然也有政治家希望摒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但毕竟未能真的实施。
实现放开武器出口的是民主党政府。2011年12月27日,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发表谈话,正式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在为和平做贡献、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将防卫装备等转移到海外”。藤村强调出口武器是为了“和平与国际合作”。
《读卖新闻》立即在12月28日发表社论表示了赞同。日本新闻网上一个自称为Asucat的博主发帖说:“日本终于要成为军事大国了,新右翼的理想世界已经就在我们眼前。”《朝日新闻》等中立派报纸的声音在日本反而比较弱小。
难得的时机
在日本经济连续20年衰退的过程中,振兴军工产业,通过扩大武器出口,成了一些政治家、企业家的重要目标。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资料显示,1989年日本军队装备的维持费用为4400亿日元(约合37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提升了180%,达到7923亿日元。特别是在日本经济发展很不景气的时候,只有军队的费用不仅没有减,反而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军队方面依旧十分不满,希望能拿到更多的预算。
防卫省还特别强调,2007年军工企业的开工率比2003年减少了7%。也就是说,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产能过剩。日本防备装备工业会及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不断向政界游说,加上民用品出口在这些年总体不顺畅,出口武器便有了更大的魅力。
“2010年日本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外务省、防卫省、经产省与民主党已经达成了共识,准备放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但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并没有同意,结果延迟到了现在。”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原在内阁负责安全保障的道下德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1年11月30日,日本把三艘由日本生产的巡逻舰交付给印尼政府。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武器。日本政府称此举是为了打击马六甲海峡海盗和恐怖活动以及防止武器扩散。
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宣布把美制F-35A型战机作为航空自卫队下一代主力战机,计划总共采购42架,耗资预计超过70亿美元。放宽武器出口的一种可能结果是,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将能够参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机研发项目。
日本向南苏丹派兵也迫在眉睫。支援南苏丹是日本近年来打造“维和尖兵”的最新努力。首相野田佳彦正是看准了这个难得的时机,做出了解禁武器出口的决定。
“出口武器实际上还有不少限制。想通过出口武器赚钱,不如说日本军工企业也要在国际竞争中学会游泳。日本武器能够出口,其他国家也就有了向日本销售武器的机会。这样一来,日本可以采购更加高性能、低价格的武器。”道下德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具有改变地区格局的力量
“过去我们连骑自行车时戴的安全帽都不能出口。”日本外务省一位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说因为安全帽有可能被用在战场上当钢盔。
现在放开出口武器后,安全帽自然能很顺畅地出口了,但日本更想出口的是护卫舰、战斗机和坦克等“保卫”和平的武器。
英国《经济学人》称日本军工业水平亚洲第一,同时还有另外两个特征:独守本土、茕茕孑立。
曾任日本驻美大使的加藤良三撰文称,亚洲的友好国家可能很希望进口日本军事装备,即使旧货也想要。日本目前的国防产业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二战期间就能生产战机、潜艇等当时的尖端武器。二战后日本军工生产大部分遭到毁坏,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再次恢复,目前先进战斗机、宙斯盾驱逐舰、潜艇、军事卫星等日本都能国产。
早有估算指出,如果日本松绑武器出口政策,其舰船、电子等优势军工产业将占据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半壁江山,航空航天相关产业的出口也将占到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具有改变地区格局的巨大力量。
日本把武器交易商称为“销售死亡的商人”。他们销售出的武器越多,世界和平、国际合作就离人类越远。
“我们这个国家的和平力量所具有的意义、重量,首相是如何考虑的?”对《朝日新闻》2011年12月25日社论的提问,野田佳彦并没有回答。
2012年1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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