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获美国智库颁发的弗里德曼自由奖，它两年颁一次，奖金额25万美元，属于西方较大的奖项。近年来中国自由派人士在西方获政治类或变相政治类奖项的人在增多，与中国其他名人在国际上获奖频繁大致同步。
给人一个总印象：中国崛起给中国人在世界上创造的机会相当全面，中国国内的著名自由派也以特殊方式从国家发展中获益。
与中国数学家、钢琴家、名模在世界上获奖相比，中国的自由派们在西方成名，对中国崛起并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依赖更大。如果中国的地位对这个世界无关紧要，中国自由派的国际地位也将贬值。
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更难说他们给中国社会平衡制造的难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所有这些思考有意义的前提，是中国当前的强劲发展得以延续，而不是中断。
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自由派人士在舆论中的声音很大，但他们确需对自己在中国社会的位置做更客观的摆正，公众也应有更宽的视野。自由派人士处在相对激进的角色位置，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很难成为主流。
西方给予中国人的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中国当然不是那辆卡车。所以很多事情的利弊都不是绝对的，激进思想未来再主导中国很难。在中国这个合力的大熔炉里，会有很多歪打正着，或者正打歪着的变形发生。谁都别轻易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
今天能完全看清国家的“正确道路”非常难，而且对“正确性”的认识，每一代人会因利益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把形而上的东西放在判断力的最高位置，也不应只限于知识精英的思考框架。我们应紧扣中国当代大多数人的福祉。
让我们多寻找“普世”的东西与中国现实的结合点，而不是制造两者的对立面。让“普世”的好东西给中国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别让我们首先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希望在西方获“政治奖”的中国人，能跳出这些奖项针对中国的公开或潜在含义，创造性地摆脱西方颁奖与中国社会对之警惕形成的困局，将自由派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最大化，负面风险最小化，做各国社会转型中最具建设性的自由派精英。
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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