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富人利己政治是指富人阶层通过参政，或者投入金钱来操控一国政府部门代表，从而实际影响国内政治经济决策，达到扩大自己阶层利益目的的一种政治形式。富人利己政治实际是为社会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服务的，它牺牲的是广大普通平民的福利，容易给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引发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对于任意一个国家和政府而言，只有实现国民间的政治平等进而保证经济分配均衡，才能保持其公共性，并有效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美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政治上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国内选举制度对民间资金的大量依赖，美国政治的实质就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富人利己政治。美国政府长久以来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富人阶层存在政策偏袒，导致了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波动加剧，以及国内不同收入阶层对立。本文通过比较1971-2010年美回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历史变动情况和分析相应年份美国的货币供给、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揭示了美国近期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盾根源是富人阶级利己政治，并指出该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与“占领”运动的再发性。
引 言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美国低收入民众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富人阶层表达不满。数十年来，华尔街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和当前西方经济的困境。金融界的富人阶层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一方面占领和统治了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里制造“泡沫”，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然而，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未受到相应的惩罚，却获得了政府的救助，导致危机造成的损失由普通纳税人买单。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1762)中指出，政府部门是全体公民选出的代理人，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同时，政府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它都应该首先保证人民在政治层面上的平等，进而才可能维护社会经济上的公平。所以政府应该在政治平等的前提下，在经济下滑、贫富分化时，承担保障普通民众的工作与基本福利，防止贫富进一步分化的义务，而不是维护一小部分特权阶级的利益。然而，令美国平民失望的是，他们票选出的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却主动地站在了华尔街的金融银行家一边，从政治天枰失衡引发经济系统分配发生偏移，严重损害了国内的经济自由竞争与民众利益。这不得不让美国民众以及部分学者对美国富人利己政治发起拷问。“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扭曲的经济，”斯蒂格利茨说，“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我们就无法实现增长，也无法成功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本文在分析政府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与美国政客和富人相互需要的原因和现象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了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40年来的实际情况，讨论美国基尼系数和失业率在富人利己政治下的表现情况，最后探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动因、反响和预期结果，指出此类活动的再发性存在的必然因素。
政府公共性与美国金钱政治
政府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组织或团体，属于明显的侧重于经济性的组织，可将其看作一个类，称其为政府类。政府类有着大多数组织共有的特殊目的，那就是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这一点至少在经济学家眼里是很显然的。确切地说，只有无知的政府才不会去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而另一些组织是受诱使才只为小部分人群的利益出力。不去增进其成员利益的政府往往会被推翻。
对于政府类这样组织，其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这一思想在经济学中广泛存在。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理所当然地认为“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集团成员共有的目的”。
然而，对于当代的美国而言，为了成立起一个为共同利益服务的政府，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和共同文化的维系外，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不靠外界的力量与金钱来资助自己赢得选举。加利福尼亚州前议长杰斯•昂鲁有一句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名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金钱与政治相互影响的美国，其政治几乎完全是在金钱的推动下运作，这在美国政治选举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为了参选国会议员甚至总统，美国的政客们必须筹集大量的竞选费。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五条途径：一是联邦政府专项资助;二是党内资助;三是候选人自有资金;四是社会民众个人捐款;五是财团、企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捐款。美国竞选费用中的绝大部分资金主要来源于后两个途径，即民间富人阶层的捐款。
正如可以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个人利益，对于依靠不同成员资助的美国政府选举来说亦是如此。不同阶层的选民对于建立政府的目标有享受国防、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的共同目标，也有高收入阶层的利润最大化和普通民众希望向富人多征税来资助穷人的利益分歧。
在美国的政治选举层面，为了解决上述利益分歧，许多阶层成立了自己的游说组织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具有明显财富优势的是富人利益集团。在靠金钱推动的美国选举和美国政治，富人阶层就像一只看得见的手左右着国内的选举和政治。
由于富人阶层将大量的资金同时赞助并支撑美国两党选举，金钱政治的问题也摆在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面前：首先，民主要求政治上人人平等，但社会上金钱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富人阶层在选举政治中所占据的先天优势威胁着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性;其次，依赖于富人政治献金的选举势必使人怀疑，因为从人性角度分析，政客们选举获胜后，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在政策选择与实施过程中将曾经资助他们的富人阶层的利益置于广大的普通选民的利益之上;最后，美国选举制度对金钱的极度依赖为富人阶层提供了干预国家经济政策的机会。从投资-收益的视角来审视这种选举制度，提供资助的富人阶层必然会把捐款行为视为一种“投资”，并要求将来能有所“收益”，即受他们资助的议员与政府官员当选后，能按照其意愿制定对富人阶层有利的政策。一言蔽之：普选的平民政治在垄断的金融经济系统的哺乳之下摇身一变成为垄断政治。
所以权利所有者和财富所有者很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美国在政治上奉行的富人利己政治实质上就是以富人阶层和政府部门为利益集团行动的结果。而低收入阶层的民众作为另一个集团，由于人数众多，组织松散，难以形成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其利益常受到侵害，各种负担沉重。
上述现象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最为常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比，虚拟经济的风险较大，但其获利速度更快。因此，混带着“代表”部分政府官员与金融大鳄的共同利益在一起的富人阶层将私人或公共财富转化为股票、债券和房产等与金融挂钩的虚拟资产，并在政府无意甚或“有意”的忽视甚至遮掩之下充分运用法律漏洞与“大力发展金融业为主导的虚拟经济”这一冠冕堂皇的“倾向性帮富政策”进行大规模风险交易，从中套利。一旦风险累计过大引发信用危机以至引发金融危机时，富人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将同样遭受损失，但不同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假设总是会在这时恰逢其时地被搬上舞台，政府对华尔街甚至直接对接某些“重点企业”的经济援助总会以尽快的速度通过议会和政府预算大关飞驰而到，因此富人阶层总是会被拯救，获得政府部门为救市付出的多数资源，而需要大量救助的普通民众只能被迫选择余下的狭小资源艰难弥补损失。
政府支持下的美国富人阶层
那么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具体是如何支持国内金融界和虚拟经济发展，以实现发展部分政府官员、广大议员与金融大亨们共同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下面先以美国1971年到2010年40年的平均股票价格与实际GDP的数据(见表1)构建坐标系，分析美国国内金融界与实体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其中美国平均股票价格的数据以2005年数据为基期，取值100。
表l 美国关于国民实际收入与平均股票价格的数据
年份 实际收入 均股票价格 年份 实际收入 平均股票价格
(亿美元) (亿美元)
1971 43591 7. 80 1991 79418 29. 69
1972 45998 8. 67 1992 82122 32. 95
1973 48717 8. 26 1993 84481 35. 91
1974 48464 6. 31 1994 87957 36. 56
1975 48369 6. 58 1995 90199 41. 89
1976 50990 7. 84 1996 93614 51. 53
1977 53355 7. 72 1997 97832 65. 69
1978 56357 7. 73 1998 102138 79. 17
1979 58131 8. 39 1999 107111 89. 08
1980 57964 9. 80 2000 111581 92. 61
1981 59437 10. 65 2001 112801 87. 06
1982 58260 9. 92 2002 114863 75. 91
1983 60891 13. 33 2003 117795 74. 13
1984 65272 13. 30 2004 121894 89. 98
1985 67956 15. 56 2005 125643 100
1986 70285 19. 57 2006 128984 113. 73
1987 72511 23. 27 2007 131444 131. 29
1988 75484 21. 57 2008 130972 109. 36
1989 78175 25. 90 2009 126352 82. 88
1990 79626 26. 39 2010 130170 98. 39
可以看到，美国国民实际收入与平均股票价格在1971年到2010年整体上均保持相对增长的势头，说明就总量水平而言，美国40年来的实体经济与以金融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都在扩张，双方之间没有明显地出现由于一方增长而遏制另一方的对立情况。那究竟那一种经济增长得更快?通过继续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去个别年份大幅度的波动，美国平均股票价格与国内实际国民收入的比值逐年增加，表明虚拟经济的长期增速在整体上一直快于实体经济。考察具体数值也可证明这一点：美国平均股票价格在40年间扩大了12.6倍多(最大时为16.8倍)，年平均增速为6.54%，而国民实体经济仅扩大了不到3倍，年平均增速为2.78%。
在双方长期的增速差距下，美国国民不禁要问，虚拟经济每年比实体经济要多增加3.76%，那些没有与国民实际经济同比发展的金融资源是否是与实体经济挂钩?若不是，这部分增加的金融资源是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那些特殊年份的大幅波动的是否是因为存在经济泡沫?若是，那往年的经济泡沫是否又与这部分超出的金融资源相关?为解决这些疑问，下文将继续就美国1971年到2010年40年的狭义货币供给与广义货币供给(见表2)构建坐标轴，分析美国政府对国内金融界、虚拟经济的支持状况以及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其中，狭义货币供给与广义货币供给以2005年数据为基期，取值100。
表2 美国关于广义货币供给与狭义货币供给的数据
年份 广义货币供给 狭义货币供给 年份 广义货币供给 狭义货币供给
1971 10. 33739 16. 27 1991 51. 30552 62. 63
1972 11. 62126 17. 43 1992 52. 25332 70. 42
1973 12. 74942 18. 69 1993 52. 8008 78. 62
1974 13. 49744 19. 62 1994 53. 50551 83. 49
1975 14. 76879 20. 51 1995 54. 61349 83. 33
1976 16. 65468 21. 67 1996 57. 26222 80. 70
1977 18. 71876 23. 32 1997 60. 15134 78. 03
1978 20. 26756 25. 24 1998 64. 43585 78. 79
1979 21. 85301 27. 16 1999 69. 19119 80. 36
1980 23. 60835 28. 85 2000 73. 33366 80. 47
1981 25. 74064 30. 98 2001 79. 73666 83. 14
1982 28. 09111 33. 03 2002 85. 75147 87. 22
1983 31. 52847 36. 69 2003 91. 64277 92. 85
1984 34. 04716 39. 27 2004 95. 92319 98. 00
1985 37. 07858 42. 79 2005 100 100
1986 40. 09634 48. 58 2006 105. 2524 100. 19
1987 42. 70521 54. 21 2007 111. 8845 100. 04
1988 45. 00726 56. 49 2008 119. 8407 104. 49
1989 46. 90005 57. 03 2009 129. 2833 119. 34
1990 49. 4706 59. 10 2010 132. 2045 126. 92
狭义货币供给与广义货币供给的数值一路攀升，这表明广义货币供给作为政府对金融界货币政策支持的代表，与政府对整体经济货币政策支持的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的地位一样重要。从中可以推测，当金融界的发展引起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扩张以及资本化定价方式的普遍化，并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化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虚拟经济不过是实体经济附属品的关系，虚拟经济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增速上也正日益超过实体经济，在经济中渐居主导地位，证实了政府对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界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政府对广义货币的供给控制并不取决于实体经济，而是受其他更深层因素的影响。
我们揭示这一深层原因，美国广义货币供给与狭义货币供给的比值并不是一样一直上升，而是出现了几次波动，波动明显的时期分别为1987年、1990年、1994年和2008年，而这几年恰恰是美国金融出现波动的年份。1987年，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造就了华尔街的大崩溃。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20%，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1990年，日本出现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金融资产严重缩水，牵动美国股市的变化;1994年，墨西哥发生比索汇率、股票价格一路下泻的金融危机，受其影响，不仅拉美股市暴跌，也让欧洲股市指数、远东指数及世界股市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大量不良债务引起美国金融界的极度恐慌;2008年源起美国“零首付”的买房政策引发的“次贷危机”，在金融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最终致使全球金融界受到重创，至今还无法走出阴影。在1987年和1994年，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富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救市态度，从而使下降的M3与M1比值迅速回升。而1990年的危机并未直接对美国的富人阶级造成影响，相反的，却驱逐并遏制了日本这个竞争对手，政府因而任由M3与M1比值继续下降，这也更加印证了美国政府是“忠心”为其本国的金主效命的。2008年的危机同样是对美国富人阶级的冲击，虽然目前M3与M1的比值尚未上扬，但是考虑到美国近来连续两次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该比值反弹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既然已知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支持将促进对富人阶层所在的金融界，那么这种支持该如何量化?下面，本文将采用上文的数据M3_US和SHARE_P_US分别代表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支持与金融界的发展，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其中，M3_US的自然对数与SHARE_P_US的自然对数的散点关系如图5所示：
LNM3_US和LNSP_US分别代表美国广义货币供给的自然对数和平均股票价格的自然对数。可以看到，LNM3_US与LNSP_US近似呈现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为了具体分析美国对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支持对其国内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界的影响，将LNSP_US关于常数项和LNM3_US做回归，得到：
LNSP_US=-1.717422+1.341495 * LNM3_US (1)
(-6.500919) (19.49848)
式(1)的变量系数为正，符合经济学意义，拟合度极高且有较好的t值和F值，但是DW值极小，猜测存在正的自相关问题，对其修正可得新的拟合方程：
LNSP_US=-0.553875+1.535533 * LNM3_US (2)
(-4.256656) (10.28109)
经过修改后的拟合方程式(2)的变量系数为正，符合经济学意义，拟合度一般，但t值和F值均通过了检验，且修正后的DW值也满足自相关的要求。根据式(2)，当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3_US(以2005年数据为基期，取值100)每增加1%，其国内的股票平均价格也将增加，预计将上涨约1.54%。说明虚拟经济的经济政策弹性大于1。
综合以上图像和数据分析，美国政府和议会对虚拟经济及金融界“十分积极”的支持，实质就是对富人投票极度依赖的美国政府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富人阶层的经济政策偏袒。通过发行货币刺激虚拟经济，政府帮助富人阶层获取高额利润或替其承担损失。显然，这种富人利己政治终将导致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愈加偏离，冲击国内财富的公平分配。
危机的前奏
毋庸置疑，发展虚拟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实际商品和劳务供社会群体消费。但是富人利己政治背景下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必然与金融业者利益共存，这就必然驱动政府和议会与金融业界“高度合作”，通过采用大力推动发展以金融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作为“法律”与“制度”允许的条件下“合法”“合情”“合理”地扩大“资本利得”，以达到“贪婪”地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的目的的方式来发展虚拟经济。这种“无约束的”虚拟经济发展体系必然导致虚拟经济“无约束的”过度发展，结果致使虚拟经济的规模在资本的“杠杆原理”和“传递效应”的双重放大作用下，其发展总量远远超越了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也同时导致资本利得/劳动利得这一比值不当地过度放大，从而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提升，社会总需求相对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距必然开始无限放大，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金融界快速上涨的高额年薪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的现象形成强烈反差。在富人利己政治影响下，美国国内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主要活动于虚拟经济及金融界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富裕，而从事底层工作的低收入工作者则相对越来越贫穷，中产阶级也因此出现大规模分化且其中大部分向低收入阶层滑落，整个美国阶层由以往的“橄榄型”社会，逐渐向“金字塔型”社会转变。
近几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历史新高，且常年维持在0.47左右的高点。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人们通常的消费心理是：当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者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将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么快，换言之，若每个人的收入相同，则个体消费倾向一样，社会总体消费倾向将达到最大;反之，若存在贫富差距，由于高收入的富人阶层有最低的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有最高的消费倾向，社会总体消费倾向将相对收入平均分配的时候要小。所以，随着美国民众的收入分配水平越来越不平衡，总体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越小，总消费将降低，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上的大量失业。
S-US和UNE_US分别表示美国的储蓄率和美国的失业率。分析美国1971-2010年的储蓄率和失业率的波动可以看出：一方面，每当出现重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储蓄率会有明显的增加。根据两部门经济下收入法表示的国民收入，一国的总收入恒等于国民消费与国民储蓄之和，即Y=C+S，可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上升意味着民众的消费水平相对下降，引起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迫使部分企业裁员以缩减产出，进而导致失业率同周期的波动。随着2008年左右次贷危机泡沫的破灭，美国的储蓄率和失业率几乎是直线攀升，而引发这种变化的正是华尔街里靠发行次贷获得高额利润的美国富人阶层。
“占领”运动何去何从
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会引发大量的失业。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失业就是彻底的破产，因为这群人往往没有储蓄或者有极少的储蓄，大部分消费都是依靠信贷，工资是他们偿还债务的唯一资金来源。不可否认，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尝试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尽管他们说制定的经济振兴政策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福利”，印钞机印出来的大部分钞票却流向了占全体人民极小部分的富人阶层。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和失业扩大了低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的财富差距，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如此巨大的不公平对待下，最终必然引起民众逐渐站起来反抗这种强大的金融资产掠夺覆盖下的富人利己政治。
终于，在2011年的9月17日，失去工作并对富人政府失望和愤怒的美国低收入民众震惊全球地占领了美国富人阶层的代表--华尔街。大批的人群高喊要就业、公平，反对企业贪婪、财富不公、不满富豪权贵自私自利、牺牲中产阶级和贫民之类的口号，在全美遍地开花，“占领”活动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等大城市陆续登场，并蔓延到美国150多个城市。
然而，美国当地人对这次“占领”运动的评价并不高。事实上，尽管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大部分美国公民身边的人参与、过问华尔街示威的很少。而且在美国商学院，想进入华尔街的毕业生还是大有人在。有些人虽然想响应这一股浪潮，但往往也会由于家人的不同意而放弃，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这次占领华尔街的行为只是少数派行动，并不是美国大众的意思，积极的人群多数是美国一些毕业就失业的年轻人以及低收入人群。此外，随着“占领”运动时间不断延长以及规模盲目扩大，低收入阶层内部有出现内部矛盾的风险。
如同政府的成立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并保障公共福利，“占领”人群所反映的诉求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服务。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但由于其不同于一般物品和服务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使得若一个个体能够提供它，那实际上每个个体都能在零成本的代价下获得它所带来的好处，因而对于提供该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个体而言，其边际收益远远小于边际成本。所以长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对于个体而言是不现实的(《财政学》陈共，1999)。同样，“占领”人群要求的最基本的物品和服务，如就业和公平，实际上是服务于国家中的每个人的。要想使“占领”运动的影响力长久发展扩大，“占领”人群必须从它服务的人群中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然而，就如同一个游说集团，或一个公会，或其他任何组织，尽管它为某一产业中的企业或工人的一个大集团的利益服务，但它从某一产业中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不到任何资助。“占领”人群中每个个体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超过他们诉求利益的人均水平，这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无法接受的。
而且，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大集团的利益作贡献。所以，当“占领”运动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参加的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与“占领”人群的大集团相反，富人阶层和政府官员形成的小集团往往更有凝聚力。在美国政治选举中，作为小集团的富人阶层更容易控制国内政治的走向。
此外，与“占领”人群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相对应，他们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负外部性。比如在示威时，“占领”人群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城市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问题，甚至会有少量犯罪分子混入“占领”人群的队伍制造事端，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而这类问题的成本负担将主要由当地市民承受。所以，随着活动时间的延续，当地民众会发现他们在此次“占领”活动中支付的各类成本越来越多，而享受到的收益却不会增加，当成本最终超出收益的时候，这群中立的“搭便车”者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占领”的团体，这将不可避免打击示威人群的士气与力量。
当然，在各方压力下，美国政府或许将考虑满足示威人群的部分诉求，例如提供更多工作岗位、颁布新的经济振兴政策，继续采取一系列援助政策使华尔街复苏，从而在不触动富人利益的前提下使“占领”运动得到一定的解决。但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如下问题：假如经济规律是客观公正的，那么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金融业者的资产受到损失就是对金融业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犯错误的严惩，从而起到训示作用。一旦采取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华尔街的方式去解救经济危机，就必然会为全社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信号：即犯错误的人不但不会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受到惩罚，反而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奖励。因而可以判定，这必然是一个鼓励恶者“合法”“合情”“合理”的作恶、而恶果由无辜的人埋单的社会体系。因此可以想见，只要作为矛盾根源的富人利己政治依然存在，所有的妥协都只是暂时的妥协，并不能消除各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未来更强烈、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斗争将不可避免。对“占领”运动的双方来说，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这仅是下次危机再次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占领”之前的“休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1期，摘自2012年第1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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