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被等同于西式民主政治。它也是得到极力推销的政治模式。长期以来，西方选举制度被冠之以最为合理合法，最能代表民意，能够产生所谓杰出领导者，能够保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是终极的政治制度。事实果真如此吗?考察西方选举制度的历史和现实，透过种种选举现象，不难发现真相并非如此，选举非但不具有上述功能和神效，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现落后的一面。当今世界，选举制民主导致的流血冲突、社会暴乱、国家分裂，此起彼伏。最近的例子发生在泰国、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选举制民主的不光彩历史与现实愈加凸显。长期以来用文过饰非的方法掩饰的巨大局限性暴露无遗。那种只说选举制好，对它的严重缺陷噤若寒蝉的情况已成过去。
一、选举古已有之，并非国家政体民主性的决定因素，选举被标榜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形态，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所谓选举，有多种定义。通常意义上的选举，简而言之，就是用投票的方式选择领导者的过程。选举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了选举就有了民主呢?对此，历史给出了答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研究表明，世界各个民族，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和美洲，都曾经留下过关于部落时代的选举和投票活动的记录。《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记载：“乌丸常推募永健能决理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不世继也。”马克思所称道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了美洲易洛魁人酋长的选举。雅典的大部分官员由抽签产生，只有将军等需要特殊才能的个别官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研究雅典民主的学者认为，选举所要求的是选出优秀的人来统治，而不是由全体人民统治，因此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平等原则，雅典民主的衰败，就是一个选举代替抽签的过程。古罗马时期，百人团大会的具体投票方式以等级为基础，并为精英操纵提供了大量空间，古罗马的政体在本质上是一种寡头政体，选举只是民众对精英掌握权力的一个确认。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陆各国在国王的产生方式上，并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逐渐形成国王世袭，而经常出现世袭和选举的交替，在此期间基督教会也曾进行过教会首脑和教皇的选举。但是，这样的选举在支持不同人选的群体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拉票行贿不绝。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看，选举是一种古老的产生领导人的方式，部落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的中世纪，都搞选举，可见，有了选举，并非就有了民主政体。将选举等同于民主，简单地视选举为政体性质、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是不客观的。历史事实表明，选举并非近代民主政治创造出的新方式，更不像被一些吹捧者所标榜的那样天然合理，从这种政治形态产生的过程看，这一方式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始，就与寡头政治、精英操控、贿赂暴力等结伴而行，有着先天的局限性。
二、近代西方选举制具有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且真实的面貌被精心掩盖了
西方近代选举制，沿袭了历史上的选举，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方几个大国中相继夺取政权而建立起来的。西方选举制度解决了资本主义革命初期政治斗争的无序状态，限制、削弱了王权和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为争夺政权而引发的血腥灾难，选举也反映了一些民意，尤其是即时性民意，通过议席分配而分享国家统治权，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等。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但是，西式选举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代价，更存在无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近代选举必须依靠金钱和利益集团的支持，使这种选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权力与金钱的结合，而不是代表了所谓“天赋人权”、“权利平等”。资本拥有者与资本在近代选举中起着支配作用，所谓平民一人一票的权利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所反映的正是近代选举制度的本质，而也正是多少年来西方社会巧妙掩盖的事实。
西式选举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来都是不完备的。在17、18世纪，直到19世纪上半叶，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历史上英国曾规定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才有选举权。法国在1791年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选举制度，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规定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即积极公民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当时法国的积极公民仅占25%。美国曾规定只有成年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近六七十年来，虽然普选权日益扩大，但投票率一直不高。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55%，当选总统一般得到大约50%多一点的选票，这一次奥巴马的当选说是大胜，他得了多少选票呢?是53%左右的选票。那么小胜就是50%左右。55%的选民投票，当选者只得到50%的选票，这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7%左右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就是在这27%左右的选民支持下选出来的。正如一位英国观察者曾质疑的：“一个仅仅得到36%选票的党却拥有政府的全部权力，这一体制的合法性何在?在这次大选中，政治家的信任是个大问题，而下次大选，对制度的信任可能成为大问题。”
西方近代选举经费不断增长，谁的资本雄厚，谁当选的几率就高，这已成为一条铁律。选举不是简单地比政见，而是比造势和作秀，利用一切舆论工具“造神”成为选举主轴。2004年大选，小布什花了3.67亿美元战胜了花费3.28亿美元的约翰•克里。2008年美国大选，奥巴马筹集了7亿多美元竞选，经费高出对手一倍多，赢得选举。西方选举制度的核心在于当选者对资本集团和利益集团要有回报，有时不惜损害反对者的利益。
西式选举被形象地称作“口水战政治”，乱开空头支票。选举奉行“只有选票才是硬道理”。为了迎合取悦于选民，不负责任做一些许诺，事后不践行。这样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是最好的候选人，而是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在西方，每到大选前，经济常有规律性地波动。原因很简单，执政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政策工具人为地干预经济，造成经济向好的假象，以争取连选连任。同样缘由，每到大选前，也是社会福利政策调整的时机，为的还是争取特定社会群体的选票。至于这些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的长远效果，政客们就不管了：拿到选票是硬道理。美国选举中还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抨击其它国家。中美关系一到大选就紧张，这几乎变成了一条规律，因为攻击中国是廉价的政治武器。大选期间，我们常听到美国人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竞选语言，不必当真”，说明竞选者的话多为不实之词。
三、“民主选举”已变相地成为西方大国干预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有的殖民统治形式难以为继。一些西方大国把选举制度作为控制原殖民地属国的工具，大举向外输出，而且这种输出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消停，势头有时更甚。随着西式选举向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输出，选举制度的神话破灭，弊端更加凸显，一直以来经包装而罩在选举制度上的光环彻底消失。所谓选举能保持社会稳定，形成合法有效的政府，实是言过其实。选举制度导致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族群争斗，已成为常态。
在前东欧地区，西式选举最终导致族群对立，前苏联、前南联盟、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和战乱，给这些国家和人民造成剧烈的动荡和痛苦。在一些效仿西式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只为选举，不问是非，不择手段，选举充斥着负面新闻。为了给选战囤积弹药，选举中，政客和他们的助手们平日便要挖空心思收集对手的丑闻，随着选战的需要变着方式把对手的丑闻抛出来，直到把对手逼出舞台才罢手。最终结果常常导致选举之后的政府治理的困难，政府成了不负责任的政党政府。从亚洲、非洲等一些输入西方选举制度的国家看，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稳定，反而造成了持续动荡。像伊拉克、阿富汗的选举，反而进一步延续和加剧了各政治派别的争斗。
前不久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5年多前因“橙色革命”而丢掉总统宝座的亚努科维奇，战胜“橙色革命”中的“女英雄”季莫申科，成为乌克兰新一任总统。历史为什么会戏剧性地走了回头之路呢?“橙色革命”发生以来的这5年，乌克兰人民得到了什么?“橙色革命”前夕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恢复增长，而革命5年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货币贬值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老百姓在走过了“从失望到激动，从激动到希望，从希望到等待，从等待到忍耐，从忍耐再到失望”的全过程后，也得出了一个心酸的结论--“颜色革命”并不能创造神话。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爆发动乱，死伤数百人，反对派用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手段还以颜色，夺取政权。泰国持续多年的选举争议已演变为流血冲突，令人扼腕。事实上，选举已经变相地成为西方大国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工具。通过选举分化各个派别，支持对自己有利者掌权，实现自身利益。更有甚者，一些非西方国家搞选举，要由西方大国派出所谓“观察团”裁定选举是否有效，是否符合西方标准。岂不是让国家命运掌握在别国手中。说明白了，输出选举，让输入国强大和自由并不是其本来目的，而是使其处于弱势，便于操控，不过是新的殖民形态而已。
四、对选举长期以来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必须加以辨析并弄清其真相和本质
长期以来，选举制民主被不断神化，凡因选举弄得动荡、流血、暴乱甚至战争，都被称为“民主的代价”，“民主的不成熟”，甚至在西方历史教科书中刻意回避。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下，选举搞成功了就是典范，失败则不是民主的错。选举式民主只能是好东西，不能是坏东西，哪怕历史事实已证明的失败也是“正义”的，绝口不提选举制民主引发的杀戮和残暴。翻开历史，有多少灾难假选举之名而行。
1， 民主并不能与选举画等号。
实际上，选举只是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实现民主不只有选举一种形式，全民公决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尊重少数人意见更是民主，等等，由此就可以看出，民主不能等同于选举!而且在有的地区即使进行选举，也不代表就有民主，相反，这些选举甚至是残害民主、破坏民主，因为它们的选举是欺骗选民的过程，甚至是剥夺一部分民众选举权的选举，这些选举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民意的表达，只要民意的表达有畅通的渠道，并不一定是以普选的形式表达。在当今信息时代，利用便捷的现代通讯手段，让人们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已经有多种选择，仅通过一人一票才能表达民意的方式，已经落伍于时代。
2， 选举并不一定能实现在免除动乱的情况下产生领导人。
有人说，选举可以在免除动乱的情况下产生领导人。这实际上是极其违背历史的夸大之词。纵观选举史，不但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已，西方大国的选举也曾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欧洲在选举中不断分裂，加剧利益冲突，导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选举最核心的弊端在于强化矛盾，拉住一部分选民攻击对手，导致社会分裂，在一些地方造成族群对立，使矛盾极端化，以至出现暴力事件。即使某人选上，对立也不能消除，这就为日后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带来隐患。越是多元社会，选举中矛盾就越突出，因为选举的结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很难达到最大公约数。2000年美国大选、2003年韩国大选、2004年的台湾地区大选、2006年的墨西哥、海地和乌克兰大选、2008年的格鲁吉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大选都发生计票争议，有些地方还为此陷入骚乱，长期得不到解决。种种情况表明，选举的后遗症，对社会危害十分剧烈。最要害的是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动乱，妨碍人民摆脱贫困。
西方选举付出的最大成本在于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实施政策的短期化，催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克服的经济周期。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透支消费、取悦选民，配合选举、扭曲金融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历史证明，选举制并未有效地制止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对此讳言粉饰，是难以抹杀历史真相的。
3， 选举并不能保证产生杰出的领导人。
从历史上看，领导人的产生有多种途径，有世袭的，有通过革命执政的，有选举产生的，也有层层推举和逐步晋升的，等等。用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选举并不一定能产生杰出的领导人，有时甚至选举产生出逆历史而动的领导者。最直接的例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民主国家即同盟国的领袖只有罗斯福是选举产生的，斯大林、丘吉尔都不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而轴心国领袖，制造了20世纪人类大灾难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通过选举直接或间接上台的。在二战中对法西斯主张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当然，通过选举上台的也有政治强人，比如美国的林肯、罗斯福。但总体上看，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平庸之辈多，杰出人物少。为什么选举不一定能选出杰出的领导人呢?这并非选民不识人，不识才。选民对于候选人，往往是只能听其言，很难观其行。这种靠表演秀竞选领导人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违背领导人产生规律的。
什么人能参加选举，它的提名机制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选举的基本规则是由利益集团和政党大佬暗箱运作，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够通过造势胜出，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是否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素质能力却被边缘化。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本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要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用选举这种方式产生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
实践出真知，时势造英雄，这才是伟人产生的规律，而并非单靠选举。杰出领导人的产生，有自己的时代机遇，有自己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伟人不是在一种模式下产生出来的。有的是在战争中优胜劣汰打出来的，有的是在面临危机时以非凡的感召力与高效的决策能力脱颖而出的。华盛顿、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林肯、丘吉尔、罗斯福等，就是这样由时势所造就的。没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缺乏特定的时代背景，单靠选举的方法产生领导人，很难造就真正的杰出人才。
4， 民意并不能真正决定选举。
关于民意与选举的关系，有人认为民意决定了选举，选举反映了民意。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从现行的西式选举制的设置来看，选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这个民意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投票率不高且票数分散，使得当选者所代表的民意只是部分人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多党制下的选举，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普通民众，或者代表中产阶层，或者代表财团，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候选人能代表全民。说民意影响选举可以，但说民意决定选举，则绝对化了。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就多次出现得到多数选民选票却当不了总统的情况。
就选举所代表和反映出的民意本身，我们也需要做些分析。选举所代表所强化的民意，往往是即时性的，其中有些民意并非是正义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上台，其战争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也都得到了民意的支持。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去世，三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德国选民则在半个月后举行了投票表决，95%的合格选民中有90%(3800多万人)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类似的例子也在英国上演。一战后的英国弥漫着和平主义的气氛，从政党领袖到平民百姓都鼓吹裁军，人民天真地相信，一战后将再也不会有一场如此残酷的战争了。在这种民意下，张伯伦当选首相，反希特勒的丘吉尔被孤立。丘吉尔后来将二战称为“非必然的战争”，认为这次战争原本在开始时就可以轻易制止，但因英国人民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让坏人重新武装”。而美国总统布什发动的伊阿战争，当时也得到了多数国民的支持。
在利益多元化、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需要。理论上讲，应该既满足这部分人的民意，也满足那部分人的民意，应该既满足多数人的民意，也要满足少部分人的民意，很多时候这些不同的“民意”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这时究竟遵循哪个民意呢?所以，尊重民意，一定要有客观辩证的态度。绝不能随波逐流，迁就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所谓民意。
5， 所谓选举制度终结了选人制度的“终结论”应被终结。
选举制度，有利也有弊，不能把其利无限放大，把它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变革中存在的。现在确实有一种神化选举的倾向，把其标签化、口号化，光看到它好的一面，以为只要实行西方搞的那种选举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
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制度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内生出来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性的东西。如果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不顾本国国情，靠外力强制推行某种制度，就必然没有生命力。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主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在某一国家搞得很好的制度，搬到别的国家就可能完全不适应，甚至带来动荡。
领导人的素质是指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能带领大家实现目标。关键是踏踏实实地去做，而不是漫天开空头支票。一个人通过长期的努力工作，深孚众望，其人品和能力有目共睹，这样的人，就是合适的领导人，就应委以重任。今天，科技高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意表达的渠道更多更广，人类应该有更高的政治智慧找出更科学合理地产生领导人的方式，最核心的就是要符合规律。不要迷信选举制度，选举有利也有弊。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什么都在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有新的政治选择。选举只是产生领导人的一个路径，它不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式。迄今为止，选举制度远没有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甚至已被证明效率不高，弊端丛生。从事实考察，所谓选举制度终结了选人制度的“终结论”应被终结，代之以更科学、更符合领导人产生规律的制度，使社会进步得到保证。
2010年4月19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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